"白金三品"典出<<史记`平准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在此基础上对白金三品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汉武帝即位后,由于连年征战,开疆拓土;加上元狩年间山东又遇水旱灾害,灾民皆依赖地方政府而致府库空虚,国家财政空前困窘.中央政府与拥有大量财富的诸侯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于是汉武帝听从张汤的建议,进行币制改制,造"白金三品"及三铢钱,以此来削弱诸侯的势力,强化中央集权.白金三品自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始铸,至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废止,行用5年有余.所谓"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纹龙,重八两,名曰白选,值钱(三铢)三千;次方之,其纹马,重六两,值钱五百;小者椭之,其文龟,重四两,值钱三百. "白金三品"两千余年来虽有记载,但钱谱无载,亦无实物传世,各家争论不断.民国时期著名钱币学家丁福保在其<<古钱大词典>>中有如下论述:"唯汉武帝白金三品,仅有是说,未见是泉."可见白金三品乃中国货币史上千古之迷.20世纪80~90年代初,陕.甘两省多处发现批量带有古希腊字母和方形"少"字戳记的铅饼和少量铜饼(新疆,安徽等地也有少量出土),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些铜.铅饼究竟为哪国货币,众说不一.有汉"柿子金饼"(铜饼)说;有"波斯铅币"及安息晚期钱币说;有"天竺饼钱"说;有白金三品"龙币"说.等等.白金三品"龙币"一说,引起钱币研究界的极大关注.陕西钱币学界普遍认为:有铭文.戳记的铜.铅饼即汉白金三品中之龙币.在对相继发现的铅质马.龟币的不断深入研究,坚定了对白金三品的确认.一是不断发现的龙.马.龟币实物与史载完全吻合;二是龙.马.龟币背文均具有完全相同的方形"少"字戳记,史载"少府多银锡"用于以"少"字注明少府银锡铸造白金三品,亦合乎情理;三是龙.马.龟纹均是汉代纹饰特征. 关于白金三品为何多铅质,<<汉书`食货志>>载:"铸作钱布皆用铜,淆以连锡".汉时将银锡金属相提并论,将铅金属称为"连","铅锡璞名曰连","连"又作为铅锡的合称.由此来看,银锡铅三种金属色泽相近,统称白金.与汉代同时期的西域各国使用铅质货币屡见不鲜,西域诸"胡商蕃客销熔(金银铜钱)为器",用高铅铸币,汉铸铅白金三品与之对等贸易.高铅铸造的白金三品本身是虚值大钱,且银锡比例又无固定标准,盗铸获利巨大,造成民间大量盗铸,用铅锡代替银锡,结果引起货币大幅贬值,历时五年既被废止.这也是现在留存下来的白金三品只见高铅不见高银的主要原因.尤其圆形龙币,重120克左右,值三千钱,因而龙币多见.马龟币因方椭薄小,易于腐蚀损毁,比较少见.铜质龙币有泉家认为应属铸母,以此翻出子范,用来铸造行用龙币. 关于龙币背面为何铸有古希腊文字母,有专家认为实乃汉代欲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交流的友好信号,也是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佐证.先秦至汉与西域的交流中,古希腊.罗马.印度等文化随之而来,货币文化也发生着相互影响,除了图案上的相互借鉴,更为重要的是文字交流.对于龙币上的古希腊字母虽还未能完全破译,但已有一些初步认识.杨继贤,于延明在<<陕甘出土发现的外国铭文铅饼新探>>中阐明"铅.铜饼上的铭文属失真的希腊文及大王和王中之王等语义,与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的历史背景相吻合"."大王和王中之王"一说,揭示了西汉当时为东方大国,汉武帝通西域,扫匈奴,将西汉王朝推至全盛时期,对西域各国有称"王中之王"之意.史实中就有西域诸国向大汉朝纳贡的记载.用失真的希腊文表示汉王朝是大王或王中之王的意思,可能是以龙币(天用莫如龙)代表了汉朝天子向西域各国称王的本意. 本人所藏铜质"龙币"于2005年10月出土于山东周村(朋友得于乡下,老农锄地所出,具体地点已不清). 周村素有"天下第一村"之称,位于山东省中部,系淄博市辖区之一.周村春秋战国时属齐国於陵邑,自古商业发达,丝绸文化源源流长,历史上曾经"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绸缎".齐地自远古时期就是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从东夷族至商代於陵侯国到姜尚封齐,丝绸文化都有迹可寻.春秋时,齐桓公进一步大力发展桑蚕丝织业,对桑农和丝织业户给予扶植和奖励,使齐国的丝绸生产垄断了中华大地.经过长期的积累,到先秦时齐国的丝绸已经拥有精湛的工艺技术和比较先进的设备,致"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汉代,朝廷在齐地设有唯一的三服官,负责监督征集朝廷和对外交流专用丝绸制品.至唐代,山东丝绸的生产和外销,仍占全国的绝大部分. 白金三品多出于陕甘,其它地区鲜有出土,铜质者稀见.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品,个人藏家手中所见也不过十品.此铜质"龙币"在山东周村的出土,目前仅见,为佐证白金三品的龙币为丝路货币,以及齐地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源头提供了又一有力的实物依据.另此品背面无"少"字戳记,由此来推断铜质为铸母,所翻出铅质龙币背面的戳记可能为后加(从出土实物看,"少"字戳记位置不固定,有的一个戳记,有的两个戳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