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见了数枚南宋太平州酒库铅牌，这个品种不见史载，疫情在家闲来无事，思索了一下它的性质，现抛砖引玉，投砾引珠。
太平州酒库钱牌上书“太平州酒库用使（花押）权准拾捌界贰百文”
太平州地处江南东路，大约是今当涂，芜湖，繁昌一带，紧邻江南重镇建康府，位于建康府与和州的夹角中，人口稠密，经济较为发达，在当时属于上州。
两宋时期实行酒类专卖制度（榷酒制）,由国家控制酒的生产和流通领域，禁止一切非官府允许之外的酿酤行为。其目的在于由国家征收更多的酒课，为国家财政添砖加瓦。
北宋时期酒类专卖颇为兴盛，官监酒务设在州、军、府、县和少部分人多的村镇，州府官监酒务下属有多个酒店，县镇酒务下属的官营乡村道店，称“支坊”，“酒坊”，或称“坊场”。在县乡级称为酒务，州军府称为都酒务，酒务是酿卖酒、酒曲，征收酒课的机关。酒务均设地界，原则上禁止跨界出售，界内亦不允许私酒/曲。同时又行买扑制，以类似于现在的暗标投标的形式将酒务下属的“酒坊”承包给私人。又有私人酒楼，拍户（零售商）等存在，制度复杂，暂不赘述。
南宋时期，因战争缘故，大部分地区人口锐减，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为了筹措支持重建军队和抗击金军(后期蒙军）所需的物资财税，各种应急措施应运而生，南宋酒库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据《李纲全集·卷一〇五》“画降圣旨，许置回易，遂行措置，以回易钱起置回易酒库，循环作本，造酒变卖收息，应副本司诸般支用。”此时为建炎四年秋。《宋会要辑稿·食货》“酒库之设，正为赡军。”可见酒库的设立目的极为明确。由于南宋战事规模，战事频率远超北宋，故南宋的战时军费需求远大于北宋，支赡军费也就与北宋不同。南宋不但继承了北宋的榷酒制度，而且各地酒库林立。
南宋初期时局混乱，中央朝廷倚重军队是与祖制相悖的无奈之举，各地将领也多有跋扈，军队将帅与地方豪强势力联手攫取酒利屡见不鲜，客观上成为军队将帅的ATM。在绍兴十一年以前，以赡军的名义兴办的酒库大致可分成三个系统，一是属三省、枢密院的激赏酒库；二是户部设置的赡军酒库；三是主掌军队各司建置的回易、犒赏酒库。其中第三种多为军队自营的酒业。绍兴十一年，绍兴和议后，宋金的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缓和，中央朝廷开始逐步削减收回地方将帅的权力，为便于措置移运诸军钱粮，设置总领所，军队各司酒库并归淮东、淮西、湖广东南三大总领所,名为“赡军酒库”。总领所赡军酒库还拘收原诸大将措置的酒库,其中就有淮东韩世忠原有15所,鄂州岳飞原有14所。高宗晚期，宋金之间的稳定对峙局面完全形成，中央明令禁止地方军队经营酒业。按《宋会要辑稿·职官》“诏:诸军不得私役军兵,其城郭开张酒店,令户部总领司拘收。”此后逐渐拘收各地军队私设赡军激赏酒库，亦转为总领所下辖。
南宋酒库酒课特点是原则上直属于中央而不归州府财政，可以直接用于军队开支,而不经过地方官府,这点与北宋不同，这是南宋多战事，而战时军队筹措军需的应急权宜特点所决定的。
南宋酒库主要是繁兴在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四路，盖因此四路为南宋核心，最为重要发达的地区，人口稠密，人民相对富足，有较为庞大的消费市场，也能为国家获得更多的酒课。此四路也是当时国内主要的铜钱区，全国绝大多数的酒库都在这四路。
其下使（花押）当为宣抚/制置使的肯定押记，是其合法性的一个保证。宣抚/制置使为南宋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总揽地方大权。南宋建炎及绍兴初年,为保证军队供给之充分,朝廷给予宣抚、制置以辖区内之财权,或者于各路纷乱之时,借重臣宜抚地方之便,命其催取赋税,然而,先是因局有些制置使“尽用制置两字行遣他州事务”，如刑狱、财赋,甚至“若便宜夺所隶州军财计”,使“帑藏爲之一空”,朝廷乃命财赋等事仍归监司。后又仼命总领负责宣抚、制置所统军队之供馈,以分权。这样,军用钱物实施总领与宣抚司、制置司收支分离的政策,即总领负责军用财赋的征收,而宣抚使或制置使仍保留财赋分拨的权力。与军事无关的财权,则重新冋到监司于中。不过,由于南宋后期战局日紧,又部分恢复至南宋初期的状况,各宣、制司之权力增大,甚至可以指定部下某官专治财赋。
钱牌反面上书权字，当与其余江州/和州钱牌的权宜相同，是一时之用，权宜之计，甚至可能是兑用后予以销毁的。
其下准拾捌界贰百文，南宋时铜荒严重，政府大力推行纸币，即会子。宋高宗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储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明年，诏会子务隶都茶场。”《宋史·食货下三》面额为一贯，二贯，三贯，“孝宗隆兴元年，诏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宋史·食货下三》 此即行在会子，又有湖会，川会，淮交等其他不同流通区的纸币，暂不赘述。，孝宗乾道四年“以取到旧会毁抹付会子局重造，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宋史·食货下三》 但是历年还有展界，增印的情况发生，所以具体十八界会子并不能以简单的界数相乘得出。宋理宗嘉熙四年《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一百七十》记载：“九月丙戌，都省言：‘比奉御笔，楮币拆阅，多由于守令不职。令措置十八界会子收换十六界，将十七界以五准十八界一券行用。如民间，辄行减落，或官司自有违戾，许经台省越诉，必置于罚。’帝从之。”可见十八界会子发行在宋理宗嘉熙四年，此后宋理宗淳祐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宋史·食货下三》至宋理宗景定五年冬十月辛亥，诏十七界会浸轻，并以十八界会易之。限一月止。乙丑，诏行关子铜钱法，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之三。《宋史·本纪四十五》旋即宋理宗驾崩，宋度宗即位，“十二月辛丑，诏改明年为咸淳元年，行铜钱关子，率贯以七百七十文足。”《宋史·本纪四十六》可知咸淳元年，发行了铜钱关子，取代了十八界会子，比值为一比三。自此十八界会子退出了历史舞台，总共流通自嘉熙四年年末到景定五年年末共计约24年整。
宋理宗年间，宋蒙战事不断，端平入洛的失败，全面开启了宋蒙数十年的战争，致使南宋国力空耗，军费开支剧增，百姓税赋沉重，朝廷手无余钱，只能滥发纸币，饮鸩止渴。按《续文献通考·卷三〇》引端平年间大臣李鸣复上疏曰“今日之财用匮矣:府库已竭而调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耗蠹不止。庙堂之上不闻他策,惟添一撩纸局以为生财之地,穷日之力增印楮币以为理财之术。楮日益多,价日益减,号令不足以起其信,继之以称提;称提不足以强其从,重以估籍;估籍之令行而民不聊生矣。”又有《许国公奏议·卷一》引大臣吴潜疏称“：盖东南民力，几三百年，朘削日深，生息无几。直至近岁，殚穷见底，可为痛哭。”此类记载不胜枚举。可见宋理宗时期，南宋经济崩溃，政府濒临破产。
淳祐元年至景定五年凡二十四年，南宋江河之下的情况世人皆知，其中淳祐年间，双方战局基本稳定，蒙军进犯亦无取得多大战果，国内经济尚有缓和。但自宝祐元年始，战局急转直下，宝祐元年，蒙军渡大渡河灭大理，对宋完成三面合围，同年忽必烈入川，次年始经略四川，五年破安南，对宋完成全包围，六年破成都，西川俱陷，开庆元年，蒙哥在合州战死，忽必烈北归争汗位，给了南宋一点喘息之机，景定初，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汗，蒙古南侵放缓，但南宋仍然噩耗连连，景定二年刘整以泸州降，三年破宿州蕲州，兵锋所向直指和州，江州更是成为了边境城市。此种情况下，增强驻军是肯定的。在这种战争预备的紧急状态下，驻军的军饷当由当地酒库从酒课中直接拨发，但是南宋末年，经济崩坏，百姓生活亦是艰难，酒业更是萧条，南宋晚期多有地方酒库无法完成配额而强令拍户抱买，然而其时社会动荡，私酒横行，酒课亦减。地方上一些酒库内现有的酒课若已无法满足驻军军费的急切需要，也是情理之中，于是乎打起了白条，制作了一些钱牌抵账。
综上，太平州酒库钱牌可能是理宗末期，蒙军破淮直逼江南路时，即景定四、五年，地方州府上报后，由大区长官批复所作的权宜饷用代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