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版别研究的意义 同一钱文，因不同书体，不同笔迹，不同笔画，以及文字的不同位置...而形成的版别，区分出来，是不是有意义？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是版别研究的根基。 如果：古人是随意做出不同的母钱，再随意铸造出来这些不同母钱的子钱；也就是说，这些版别的不同，在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实际的作用，那我们今天再把它们区分出来就完全是在做无用功。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在这里，我要先提出一个叫“信息”的概念来阐述我的观点。 唐朝开元钱以后，古钱能带给我们的“信息”有很多。首先是正面钱文，通常是年号、国号或吉语；其次是背文，通常有钱监名、钱局名、地名、记值、记重、纪年、纪事、星月纹记号等等。 以上两类是大家都容易理解的信息，之前的古钱学者，主要的精力也就放在了通过这些信息，加上史料的佐证，来对大纲钱断代和铸造背景的研究。而对于我们，站在前辈们的肩上，也就能对很多古钱粗略地说出个所以然来： 例如 “开元通宝” 背 “洛”，是唐朝武宗会昌年间毁佛铸钱时，由洛阳所铸造； 例如 “洪武通宝” 背 “北平/十”，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洪武年间，北平铸造，当十文小平行用的大钱； 例如 “乾隆通宝” 背满文 “宝浙”，是清朝乾隆皇帝时期，由浙江省局所铸造......
我们在收集古钱的同时，自然希望了解关于这个古钱更多的信息。但是，不同的古钱，所带的钱文信息是有多有少的。刚才所举的几个例子，信息不算多，也不算少；而信息相对丰富的特例，有南宋朝的部分铁钱： 例如 “庆元通宝 背 汉三”，它准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它铸造于南宋/宁宗/庆元/三年（时间）的汉阳监（地点）。
可是像部分南宋铁钱这样，信息丰富到具体某年某地的现象，毕竟是特例；而前面几个例子，信息至少也是告诉我们是某段时期（年号）某地；但是，还有更多的古钱是没有背文信息的，它们只能通过面文信息来告诉我们，它们是某朝的某段时期（年号）所铸造的而已。 那么，某朝某段时期（年号）内，具体到不同的年份，不同的钱监，会不会都是统一铸造同一版本的钱币呢？ 答案是不一定的。 如果统治区域不大，钱监不多，钱币铸造量不大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例如辽早期的 神册，会同，天显，天禄，保宁，应历，景福；金早期的 天眷；伪齐的 阜昌；西夏早期的几个年号钱.....等等。基本上都是固定版，即在这些年号内，统治区域内铸造发行的钱币都是同一个版本。 但是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钱监的增加，铸造量的上升，同一年号的不同版本开始出现，辽中期统和，重熙的版开始增多；西夏后期乾佑的版别也非常丰富；金正隆开始出现一些特征明显的版本，大定版也更加丰富，甚至几种固定版开始出现“申”，“酉”等纪年信息。 而像北宋朝这样统治区域广大，钱监众多，铸造量如此巨大的背景下，在古代落后的通讯条件下，要做到全国统一铸造是有一定难度的。当然，统一铸造也会带来钱币质量下降的弊端，这点后面详谈。所以最后我们根据留存下来的海量北宋钱币实物发现，某段时期（年号）内铸造的同一钱文并非都是一模一样（即同文不同版）。 还是回到刚才关于“信息”的讨论上来。 综上所述，通过我们容易理解的、古钱上的文字信息，我们遇到的古钱（此处讨论仅限唐以后）有以下几种情况： 1 （特例南宋部分铁钱）信息已经足够于确定 某朝/某年号/某年/某地 铸造。 2 信息能确定 某朝/某年号/某地 铸造； 3 信息仅能确定 某朝/某年号 铸造。 接下来我们发现，某朝某年号内，全国并非都是统一铸造钱币的，那么钱文信息有限的古钱，如何将 某年 或者 某地 的资料也补上呢？除了古钱上的文字信息，是不是还有其他隐藏的信息我们没有发现？而这些隐藏的信息是由什么来体现呢？ 德国学者布纳威博士针对这个问题，在清朝制钱这个领域内的解答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清朝距离现在时间较短，有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留存了下来。而清朝制钱，本身钱文已经带有了
某朝/某年号/某地 这三块信息。布纳威 博士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方面收集所能见到的档案资料，另一方面也在大量地挑选并收集钱币实物，综合研究，相互佐证，最后发现：同一钱局的不同炉在不同的年份内，铸造的制钱，钱文一样，但书体不一样；或者书体一样则另加炉别记号。而出现这样的情况的目的，则是便于上级管理部门检查制钱质量，并以此作为考核相应的钱局官员的依据。虽然，资料中记载的这一官方理想化的措施，并没有完完全全地严格执行下去，但大量实物却证明了这个措施是的确存在的。 那么，反过来，同一钱文的清朝制钱，它们不同的书体理论上则对应着同一钱局不同炉的不同年份！ 这不就是我们正在苦苦寻找的隐藏信息么？！ 于是，在清钱这一领域，同文不同书体，即“版别”，正是我们寻找的隐藏信息中的一个，它给我们补充了 某年 甚至 某炉 的资料。这样，一枚清朝制钱，理论上，它本身通过钱文和版别，就可以完整地体现出它的 朝代、年号、铸造年份、铸造钱局、铸造炉厂。 当然，尽管铸造年份和铸造炉厂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版别”来知道，但是如何和历史上的具体某年，具体某炉要一一对应起来，现在却因为资料的有限性，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是不是说这些由“版别”提供的隐藏信息就是无用无意义的呢？不是！只能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去翻译这个信息，却不能否定这些信息的存在！ 还是回到“信息”这个主题上来。 既然清钱的 某朝/某年号/某年/某地/某炉 等信息，可以通过钱文和版别来体现（尽管具体某年/某炉不一定能一一确定，但至少理论上是存在这种对应关系的），那往前的明钱，元钱，宋钱呢？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 清朝，虽然档案缺乏，但至少还有，而清朝之前的各朝，铸钱的钱局档案基本上都已失散湮灭；而且清钱除了早期的天命、天聪、顺治有部分素背钱外，绝大多数都在背文里，确定了局名。所以，相对于清朝以前的古钱，清钱研究还是要相对容易一些。 明朝，大部分钱币都只有 某朝/某年号 的信息；早期大中洪武增加了 某地/记值 信息；后期万历、天启、崇祯 增加了 记地 或其他未解释的钱文信息（天？正？行？四手？....（什么含义？）甲乙丙丁....（纪年？））。那我们如何才能将已知的钱文信息完全解读，然后将版别信息一一对应起来呢？因为我对明钱研究不深，在这里不敢妄谈...... 元明交际，不少义军也在铸造发现货币，不过这里也符合我之前提到的观点：在统治区域不大，钱监不多，钱币铸造量不大的情况下，基本都是铸造同一种钱文的同一种书体。实际上，我认为严格按“版别”来区分的话，龙凤、徐天启、大义、天定、天佑的各种同书体折值钱都只有一种到两三种固定版，基本没有同类小异的现象。（即时有可能发现新版，也应该是变化特别明显的大类版） 元朝，早期少量铸造有象征意义的钱币，除大朝通宝外，应该未能大范围流通；接下来又有很长一段时间停用铜钱；到后期至元、至大、至正，铸钱才开始有所恢复。元朝钱文信息：至正相对丰富，有 记地、记值、记年等情况，但基本都是固定版；其他的钱文信息则非常有限。版别信息：至大通宝，全国各地都有铸造，铸行时间长，所以比较复杂；其他相对较少，估计是因为钱监不多，铸量不大。 再往前看南宋朝，则非常有意思，因为它上承北宋，下接元明，是钱币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过渡时期。而后面将要讲到，这个转折的时间坐标则是淳熙七年。 南宋朝的钱币，主要有铜铁两种，这里先谈铜钱。
淳熙七年以前的建炎、绍兴、乾道、隆兴、淳熙铜钱，基本都是素背，只有少量记地（泉、川）、记？（正）、记号（月/星月）、记值（绍兴一和四/争议）。这些素背铜钱的版别，变化虽然不少，但和北宋相比，已减少大半，和历史上对应，则是宋朝丢掉了淮河以北以及陕西等大片领土，随之也失去了在这些领土上设立的钱监。因此，这段时间，南宋钱币的铸行体系，应和北宋一脉相承，只是因钱监的减少而造成了版别的减少。
淳熙七年以后，为防止民间私铸，官方在铜钱的背后加上了 记年 信息。这一大变革的意义，我无法形容，但它的的确确提供了解读版别的又一个契机。 变革之后，铜钱版别骤然减少。淳熙七至十六，每一年铜钱的版别变化，折二公认的基本只有两种，标准版和“顺点版”，小平只有标准版一套；绍熙“元”折二，标准版和“顺点版”；再往后的小平折二铜钱，基本都只有一种固定版，偶尔才有一到两种其他版别。 那么，版别，为什么变革之后就一下子消失了？？？ 但是，有心的泉友会注意到，虽然具体到某年号某一年的铜钱，基本都是一个版，但如果把这个年号不同年份的钱排在一起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它们的面文不仅不同，而且没有重复！也就是说，如果去掉背后的 记年 信息，那么这些不同的面文不就是“素背”钱的版别么？ 所以，版别并没有消失！只是它所体现的一种隐藏信息---铸造年份，已经通过额外的显性的纪年信息所体现了！
然后再看看南宋铁钱。 还是以钱文信息最丰富的部分两淮铁钱来研究。熟悉它们的泉友会发现，这些钱文信息丰富到具体某年某监的铁钱，面文基本都是固定的，即不存在版别的信息。但是把这些固定的面文排在一起比较，又会发现，不同监的面文，风格差异明显；而同一个监的面文，是一脉相承的，按北宋版别的标准，它们就是一个类；同时同一个钱监的不同年份，面文又有具体的变化，最后成为一种固定的形制。 同样，如果去掉所有的背文信息，这些不同的面文，同样可以组成丰富的“素背”版别！ 这再一次证明了版别所带有的隐藏信息---地点/年份，是存在的！
综上所述，某朝/某年号/某年/某地/某炉 等信息，是可以通过钱文加版别来体现的。当钱文所带的信息量增多时，版别就减少，隐藏信息变成显性信息；当钱文所带的信息减少时，版别增多，显性信息变为隐藏信息。 而研究版别的意义，就在于补充古钱币 某朝/某年号/某年/某地/某炉 中缺省的信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3-22 20:11:49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