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法国安克强 著。袁变铭 夏俊霞 译。上海古籍出版社，04年一版一印，平装32K，共计428页，20元包邮（盗版）。卖淫的过度发展已经成为20世纪上海的特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实际上并不是一定象这一时期报纸和今天的历史学家所宣称的。。。。。。《上海妓女――19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第一部分 高级妓女：精英的妓女与妓女的精英”，缜密地分析了高级妓女这个群体如何在19世纪末从中国舞台上消失的过程。在一个妻子们足不出户而且通常缺少教育并被完全隔离的时代，高级妓女是很独特的一个群体。由于她们具有艺术才华，为人聪慧，又善解人意，当然，还能从她们身上获得性的满足。――上流人士中的男性成员纷纷以其为交往对象，并以此为荣。他们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实际上继承了历史上文人学士对高级妓女的极度赞美，并在各种传媒中广泛传播。上面我们耳熟能详的几位高级妓女的形象即由此建构。 然而，在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从帝国到民国的过渡中，中国妇女在社会中逐步得到了解放。她们被裹着的双足可以放开，并且，有了学校、工厂，甚至被允许在公共场合出现。当然这些仅仅是女性走向解放的漫长征程的开始。而另一方面，上流人士的身份也开始发生变化。那些在价值观的影响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文人学士，被人数众多、种类繁杂，同时对古典文化并不怎么了解的商人所取代。尽管新来的嫖客还要通过访问这些高级妓女去显示其社会地位，但他们在精神方面的要求远不象前者那样重要。在这个过程中，高级妓女开始由那种被人称赞、受人尊重的为人们提供娱乐的对象，变成了纯粹的“高档妓女”。妓女界在悄悄发生着整合――并最后仅剩下了一个群体――长三。换言之，卖淫的性质及其作用发生了不寻常的变化――更赤裸的情欲化与商品化。 ――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休闲活动的日益商业化最终导致了高级妓女这个特殊群体最后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作者还令人信服地厘清了高级妓女是如何被建构成神话的过程。作者认为，那些高级妓女具有很高教育程度不过是书写者或赞美者的一厢情愿罢了。在调查了上海众多妓女的家庭与教育背景后作者指出，高级妓女受到很高的教育并会做文写诗的可能性非常之少。一个更为可信的事实在于她们中可能有一部分人认字但绝不会很多。即便是相貌，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美丽。换言之，关于高级妓女一切美好的记述及传说是带有欺骗性的――既美化妓女及其嫖妓本身，同时，也可以自我美化。正是这些明显带有演绎色彩的故事掩盖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情况，并以讹传讹。但是，随着卖淫现象在上海的激增和社会阶层的质变，以前那些著述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对妓女的良好印象完全被抹去了，在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间段中，一个完全不同的卖淫业形象开始产生。它已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带来疾病、堕落、淫荡），并在日后成为妇女从属地位的象征。到了20世纪20年代，已经没有人为高级妓女或普通妓女唱赞歌了。文人学士的地位已被官僚、社会科学家、新闻记者和废娼斗士所颠覆。 海登 怀特说，历史并非是一项“虚构的工作”。历史学家有能力也有责任“提供充分和客观的有关死人的情况（包括性格、思想、价值），并以此为自己的目标”（罗杰 查蒂尔语）在本书作者看来，在历史研究上，放弃所有“探寻真相的意图”，无异于向各种各样的弄虚作假敞开大门，并因而导致对记忆的背叛。 在这样的历史观念基础上，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认为自己把有关上海卖淫史的研究撰写出来是基于一个明确的目的，即为中国妓女重述她们自己的卖淫史，虽然其中的内容极少出自她们本人之口，大多是从别人的论述中得到的。然而，作者说“我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始终记住我所论述的是真正的生命，而不仅仅是一些历史上的塑像或肖像。这些生命已成为一个更大的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她们不可能也不应该由于中国城市社会中压倒一切的权力关系的变化而从这个进程中分离出来。” 在他看来，从1842――1949年的中国，妓女、高级妓女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卖淫行为，可以为历史上人们性行为及其背后的情感提供一面独特而扭曲的镜子。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娼妓界是极其敏感的。她们的反应速度和适应速度要比社会上的其它群体快得多。换言之，对卖淫所作的历史探讨可以为理解社会的变迁和群体情感的演变作出重大贡献。 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艰辛的写作保证了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在考证了女性如何被抵押、被卖掉以及整个卖淫制度后他指出，作为一种被买卖的对象，女人在防止堕入“花界”方面实际上从未受到过任何制度（包括家族制度、婚姻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保护。没有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后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但是，使女人的地位发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的任务依旧艰巨。 文/安克强 ? 来源：易文网
对卖淫的研究为观察社会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视角，即使由此得到的画面看上去可能有些奇特。在“体面的社会”与它的非正常社团的连接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接口”），妓女是所有那些所谓的边缘群体中最接近这个连接点的人。她们始终处在这样一条不断移动着的分界线上：一边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另一边是拒绝她们或被她们所拒绝的社会。卖淫当然与性有关。虽然历史学家一直想忽略它，或将它从他们的著作中排除出去，但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因素。正因为如此，卖淫同时又为性行为及其背后的情感提供了一面独特而有时是扭曲了的镜子。此外，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娼妓界是极其敏感的。她们的反应速度和适应速度都要比社会上的其他群体快得多。就上海来说，卖淫可以被视为1842年至1949年间这座城市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晴雨表。 着手从事当前这项工作的想法，起源于一本令人着魔的书，即路易斯·谢瓦利埃写的《劳动阶级和危险的阶级》。我的想法是试图把路易斯·谢瓦利埃的思想运用到上海的例子里来。在详尽阅读了这个城市的报刊之后，我曾作过一个关于这座城市的较早的研究，它使我看到了一个相当特殊的社会类型和城市空间。但我阅读的中文资料同时也清楚地表明，所谓“危险阶级”的概念其实并不符合上海的真实情况。不过，正是参考了这个最初的看法（尽管是无关的），我萌发了研究上海19世纪和20世纪的“边缘”群体的想法。但我很快遇到了原始资料上的不平衡。虽然我收集了有关卖淫的大量资料，但我却未能获得同样广泛而可靠的研究其他群体所需要的资料。另外，我似乎觉得，卖淫这个行业也许本身就提供了一个透视中国社会的新视角。而导致我产生这样一种观点的，是另外一本书，即阿兰·科尔宾写的《供租用的女人：1850年以后法国的卖淫与性》。阿兰·科尔宾的研究范围极广。按照这种研究方法，对卖淫所作的历史探讨可以为理解社会的变迁和群体情感的演变作出重大贡献。…… 在考察20世纪卖淫史的著作中，贺萧的著作似乎是那些最为雄心勃勃的著作之一。从她最初发表的论文到她最近写的书，作者始终把上海卖淫问题中的一些主要思想作为她的研究对象。贺萧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在妓女中存在着一种形式上的等级制。即使这种等级制部分是虚构的，它也反映了社会的结构与需求。她认为，这种等级制已对卖淫业的世纪结构产生了影响。同时，她也描述了妓女的补充方式。她认为，妇女已成为在不同地域内大规模进行的贸易的对象。这种地域上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们在卖淫业中的地位和前途。一个女人开始从事卖淫，通常是因为她已面临危机（可能是经济的或家庭的危机），或者是因为有一种暴力强行将她从原先的环境中分离出去，并使其失去保护。 另一个主要观点是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上海卖淫市场的演变。贺萧宣称，上海的卖淫市场已从一个由一小群妓女主导的、以满足19世纪城市精英的需要为目的的奢华市场，演变成为一个为城市工商阶级中日益增多的未婚男人提供性服务的市场。同时，作者也对普通妓女的状况，光顾高级妓院的规矩以及脱离卖淫业的途径作了描述。她在卖淫业的发展中觉察到了妇女生活状况的日益恶化，但与此同时，她也注意到她们并未终身从事这项职业，甚至她们中间最底层的人也能设法对自己的生活保持一定程度的支配权。 尽管贺萧对上海卖淫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情况所作的分析与解释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要就史实与史学方法上的许多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可以说，贺萧的书是在对民国时代的作家和文人学士所作的有关卖淫的陈述进行研究，而不是试图提供一部有关这种现象的社会史。在她看来，也许这样的区别毫无实质意义，但对于一个甚至熟悉后福柯历史想象力（a post-Foucault vision of history）的历史学家来说，把一种漫谈式的“陈述”——中国作者在这里对卖淫所作的就是这种陈述——与一种经过构思的运用于所有历史文献的“陈述”区别开来，似乎还是很有必要的。我将用事例证明，对中文资料的使用必须及其谨慎，而且我首先还要强调，必须尽可能地把研究工作建立在一种周密的比较研究和对档案资料的分析上。 由于全部依靠二手资料，这位历史学家正在冒着把一种最终只不过是有关卖淫的“漫谈”误认为是原始资料的风险。加入我们把目光投向贺萧描绘的“等级制”，那么，她的这个复制品实际上把各种并非是同一年代出现的妓女种类都考虑了进去。一些形式上继续保持着的名称，有时掩盖了这些名称所刻画的客观事物的深刻变化。这导致作者用那些过去常用来标明五花八门的妓女所属“种类”的名称，拼凑成一个“等级制”。这个“等级制”实际上把那些属于19世纪的东西都混淆在了一起，同时也歪曲了她本人对整个这一时期卖淫市场的演变所持的看法。 我查阅的第三方面资料是许多关于卖淫的著作。这些著作风格各异，均出自中国的学者文人之手。这类资料，尤其是19世纪的，一般由自传和对青年时期的回忆组成，同时也有高级妓女的“传记”汇编。当这些著述形式在以后的一个世纪中不再流行时，与此相反，出现了一种被中国人称之为“嫖界指南”的书。这些书的目的是告诉读者有关卖淫的场所以及应对遵守的规矩，尤其是那些高级妓院的规矩。在我曾经用过的风格相同的书中，有一种是用来作为普通城市指南的，但其中也始终有一部分是关于卖淫的。最后，在看完了主要的资料之后，我也在众多的小说中选读了一部分，尤其是那些产生于世纪之交并用一种非常独特的观点写成的小说（就像是有关卖淫的“漫谈”）。它们有时被我用来说明卖淫问题的某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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