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年代初喧嚣一时的联省自治声浪中，四川联省自治是踵武湖南较早的具有代表性的省份。它的勃兴是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积极宣传、推动的结果，但却为别有用心的地方军阀所利用。由于资产阶级联省自治的软弱和幼稚，拥有武力的地方军阀操纵着活动全过程。在封建军阀政治下，联省自治最终归于失败。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五四时期，它的结局是令人深思的。
一
四川联省自治运动发韧于川军逐驱滇、黔客军之战。当1920年秋战争接近尾声之际，在湖南的影响下，四川要求实行联省自治的呼声迅速高涨，涌现出一批倡导、推动联省自治运动的团体。川东各界在重庆组织了自治期成会，川西各界在成都成立了自治学会。在川北，张澜等南充地方人士创设了自治筹备处，创办了《民治日报》，并选派演说员宣传自治理论，派人赴各地联络自治人士。在四川其他地方，自治团体也是层出不穷：“新都有‘自治研究会夕；荣昌、江津有‘自治期成会’；长宁、庆符、高县、摘连、兴文等县成立了‘自治策进会’，奉节、威远、南川、涪陵、合川、万县等县也纷纷建成自治组织。”省外四川籍人士也竞相鼓噪，与川内形成遥相呼应之势。在上海的四川籍人士建立了旅沪自治期成会，创办了《新四川》杂志，在北京的四川籍人士组织了四川自治期成会，编辑出版《四川自治旬刊》。积极从事宣传和组织活动的主要是学界、界、报界、商界中的政治团体、职业团体和人士，自治学会成员大多是成都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学生联合总会会员及省议会议员。I921年4月建立的四川最大的自治团体—全川自治联合会“由各县法团或各乡村及各团体之代表推出之代表所组织”。活跃在川外的旅京、旅沪自治团体成员也主要是四川籍大学师生、报刊编辑、国会议员、社会名流等。
各团体和人士的政治纲领或政治主张包含以下几个内容：首先，实施联省自治的前提是废督裁兵，即解除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的武装；其次，联省自治所追求的国家结构模式是联邦制，即各省制定省宪，独立自治，然后联省为国；第三，联省自治的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诸方面，如：“肃清盗匪”、“整理庶政”、“改良经济”、“普及教育”、“振兴实业”等，其政治理念是“地方分权，全民政治之实现气第四，联省自治的实现途径是自决自治，即“所谓群众自治”，“不受何种命令，不受何方驱策”既防止“军阀之专权”，又杜绝“劣绅之操纵”。显然，上述主张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和一定的进步意向，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它的斗争锋芒直指北洋军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地方军阀的割据称雄。由于四川久处南北战争的前沿，迭经战乱，加之滇、黔客军蹂蹦和四川地方军阀统治，人民苦不堪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上述主张也反映了四川民众厌乱思安、渴望民主的一般心理。
联省自治得到四川地方军阀的附和。1920年12月10日，四川实力人物熊克武、刘湘等在重庆集议，决定仿效湖南，实行自治。翌年1月8日，刘湘等联名通电全国，正式打出了联省自治的招牌。但是，他们是别有用心的：
首先，宣布自治可以避开联省自治运动的斗争锋芒。此前，四川联省自治的潮流已呈浩荡之势，连四川最大的实力派人物熊克武也承认：“迩来新潮澎湃，自治声浪，渐增高涨，军、政、学、绅、商各界，以及议会中人，咸积极于自治之运动。”[3]（581）面对这股汹涌而来的浪潮，他们无法遏止，与其逆流而动，倒不如随波逐流，加以应付、利用，既可避书格竿。又可盆握主动。
其次，宣布自治可以应对当时政局发生的重大变化。1920年10月，孙中山指令驻闽粤军回师，摧毁了桂系军阀和政学系政客把持的护法军政府，重新收复了广东。随着护法军政府解体，北洋政府趁机下达所谓统一令，宜告全国统一。这一格局的变化对以熊克武为代表的新川军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新川军以桂系和政学系为依靠，熊克武是旧护法军政府任命的督军。他们深知，“军府消灭，川省极难自处”，因为他们既不见容于北洋政府，也不见容于孙中山。熊克武与其在北京活动的私人代表刘光烈之间的往来电文十分鲜明地反映了熊克武等人在变化莫测的局势下举棋不定的矛盾心态：如果依附北洋政府，响应其所谓统一令，则表明自己违背了“护法”的初衷，未免自形尴尬，而且新川军在四川的敌人旧川军刘存厚是北洋政府任命的督军，一直为直系所羽翼，取消自主恐怕更有利于刘，更何况直、奉两系此时虽共同把持北京政府，但矛盾重重，终究会公开决裂，甚至兵戎相见，北方的局势难以预料，再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吧，则本非其初衷，而且新川军曾因依附于桂系护法军政府而与孙中山有较大的矛盾，更何况孙中山虽已重建护法军政府，但它局促于广东一隅，西南各省实力派早已背弃了孙中山，西南目前已呈分崩离析之状，护法恐难持久。在局势不甚明朗之际，与其响应北京政府的统一或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倒不如选择联省自治，作出不南不北的姿态，既可在南北对立的夹缝中求生存，也可在自治潮流中顺大流。经过反复论证，四川地方军阀中实力最大的一支新川军熊克武、刘湘等人最后作出了选择联省自治方案的决策。这就是四川地方军阀联省自治的由来。可见，它的出笼，一开始就是地方军阀借以自保的权宜之计，丝毫没有民主和进步的色彩。
综上所述，四川联省自治运动的萌生是四川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与地方军阀合力的结果。前者是运动的原动力，后者是附和者，两者的政治价值取向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四川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和地方军阀在价值取向上大相径庭，因此，在四川联省自治运动的进程中，两支力量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合力，拥有武力的地方军阀井不想真正推行联省自治活动，他们对运动加以敷衍、拖延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从1921年1月至1922年8月，地方军阀根本无暇顾及此事，而是忙于争权夺利的斗争。四川军阀派系复杂，矛盾重重。以熊克武、刘湘、刘成勋为代表的新川军与以刘存厚为代表的旧川军之间和新川军内部熊克武的第一军和刘湘的第二军之间的斗争都非常激烈，最后都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在此期间，新川军还曾应湖北自治人士之请，出兵湖北。其出师之名虽是援助湖北自治，实质上是为了避免新川军内部斗争，并趁机向湖北扩张，结果也被吴佩孚击败。而叫嚷多时的联省自治还未开始运作便束之高阁了。直到1922年8月熊克武、刘成勋控制四川后，迫于形势，他们才不得不重弹自治老调。8月9日，四川成立了以刘成勋为主任的联省自治筹备处，作为联省自治活动的组织领导机构，其成员均为四川军政要员，地方军阀操纵联省自治活动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8月13日，筹备处通令各县，决定由每县选举一名省宪审查员，以便审查日后制定的省宪。9月15日，筹备处议定该处办事细则，规定省宪起草委员会、省宪审查会议、省宪总投票及省宪公布等活动均由其负责组织，其实质就是由地方军阀官办、包办联省自治活动全过程。10月14日，该处以省宪法会议名义公布了省宪总投票法。1923年1月，又正式成立了省宪起草委员会。经过一个月的闭门造车，省宪起草委员会草成《四川省宪章草案》等四个法律草案。
然而，四川军阀所上演的这幕闹剧也就到此为止了。他们以自治的名义大肆搜括，武装军队，却不肯为自治活动拨给经费，以至于筹备处“应付已穷”，甚至提出了“宪政前途，应否中辍”的疑问。当然，四川军阀以联省自治抵抗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和孙中山的护法统一的图谋也是无法实现的，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武力统一的直系军阀对四川凯觑已久。退人湖北境内的新川军第二军残部也卷起了联省自治的旗帜，投靠了直系军阀。1923年3月，吴佩孚、杨森举兵攻人四川，熊克武等人急忙招架，四川联省自治运动无形中烟消云散，四川也落人直系军阀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即令没有直系军阀的扼杀，联省自治也不可能真正实施下去。例如，四川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一再强调联省自治以裁军为先决条件，但是，四川军阀既以军队为安身立命之本，岂肯自卸武装？任鸿隽这位学者曾赴四川游说，劝导军人裁兵，但“舌敝唇焦”，“积腆盈尺”，就是“没有人肯真心裁兵”。裁兵行不通， 民治更难推行。标榜联省自治的地方军阀无不有取瑟而歌之意，岂愿作茧自缚？所以，四川联省自治运动的结局固然是直系军阀穷兵续武的结果，也不营是对四川军阀所炮制的联省自治运动的一个嘲讽。作为四川联省自治的源动力——四川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在联省自治活动中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虽然，他们主张独立自决自治，反对地方军阀官办、包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本身毫无实力，也没有深人开展组织民众的工作，因而缺乏民众基础。自治团体组织松散，各自为政，无论是单个团体还是整个四川，根本上形成不了领导中心。个别团体如全川自治联合会虽有较大规模，各县都有代表参加，但也是松散性的团体，而且很快被刘湘分化而瓦解。由于缺乏实力，他们在思想上对拥有武力的地方军阀只好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如旅沪自治协会劝导地方军阀，侈谈什么联省自治“要靠军人的觉悟，才能成功，绝对不是我们空拳赤掌的平民所能做到的”等等。全川自治联合会也声称:“我们联合会的宗旨是促成省宪，不能代替民选的省议会，我们大家已决议实行自治，起草省宪，任务已经完成，至于起草省宪的权力应该交给省议会。”这些团体都只能把行动方案简单地定位在宣传、督促这样浅层的活动上，将政治目标定位于省宪的制定上。这就难免使运动陷人被地方军阀操纵的境地。政治上的幼稚和短视注定了他们只能扮演呼吁者、请愿者角色.
尽管如此，四川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对四川联省自治运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既是舆论的发起者，也是活动的督促者。他们对刘存厚摧残舆论、压制民主、反对自治的行径进行过谴责和抵制，对四川当局争权夺利的战争和敷衍、拖延自治活动的行径进行过抨击，他们指责当局“热度五分钟，似嫌已逾，近且舍此根本大法，不予进行”，警告其“勿堕初衷，毅然进行，迅拨制宪经费，免托空谈”。在各界压力下，地方军阀被迫加以应付，从而，四川联省自治运动步履艰难地进人了运作的轨道。
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还以其他方式参与联省自治运动，对制定省宪尤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了使省宪体现联邦分权和民主自治的精神和原则，他们积极研究法律和政治制度，纷纷草拟省宪章草案和省自治组织法草案，要求自治筹备处和省宪起草委员会予以采纳和参考。如自治学会会员、成都联立中学校长张铮草拟了《四川省自治草案》，并经自治学会讨论研究。此外还有张重民的《四川省自治根本法草案》、张瑾雯、黄汝鉴的《四川省宪章草案》等多部。
部分人士参与了当局组织的省宪的制定工作。四川军阀为了装点门面，聘请了戴季陶等十三人为省宪起草员，这十三个都是“勤求宪章，详审乡俗，倡导自治”者。其中，起草委员会主任戴季陶是民国三年就力持联邦论的著名人物，委员吴玉章是全川自治联合会的领导者。他们制定的省宪章草案，体现了联邦分权、民主自治的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告成立。
四川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在运动中还是非常活跃的。以女界为例。1923年1月，四川女子实业讲习所女教员和学生发出呼吁，强烈要求“于省宪中，将女子参政、承继财产、模祀等权、买卖女子身体等禁大书特书，明白规定”，此举得到女界普遍响应。以此为发端，四川兴起了规模浩大的女子参政热潮。2月14日，四川女界联合会宣告成立伊始，该会便发表宣言，号召妇女“振作精神，快出头来，谋??自身一切权利，享法律一切平等自由”。16日，该会发动请愿，向自治筹备处提出三项要求：“一省宪法规，一切权利义务，应男女平等。二省宪法草案，非经女子团体所选出之审查员承认，不得成立。三省宪大法非有女子加人总投票决定，其宪法为无效。”
然而，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终究未能也不可能改变地方军阀操纵联省自治运动的局面。列宁有句名言：“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女界的出色表演显示了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用它来评价四川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的表现是十分确切的。在军阀纷争的格局下，毫无力量的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企图通过制定一部省宪，楔人联省自治，依仗法律推倒军阀，构筑联邦制国家结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纯属痴人说梦。
20世纪20年代初联省自治运动发生之时，中国社会分散化特征十分鲜明。桂系把持的护法军政府的瓦解导致表面上维系西南的纽带断裂，直皖战争的爆发则使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迷梦顿成泡影，这两大事变使中国政局呈现着南北不统一、南北双方内部也不统一的态势。在这种格局下，四川军阀无所依归，企图在南北纷争的夹缝中自保，便以联省自治为生存的手段，而四川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则企求“因势利导”，“借武人分裂之良机，为地方自治之运动”。由此而导致了四川联省自治运动的开展。从双方的作用来看，地方军阀居于支配地位，操纵了整个过程，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则丧失了主导地位。
地方军阀的骗局不言自明，而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的教训却值得思考。它雄辫地证明：第一，无论是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和武力统一政策的北洋军阀，还是割据称雄的地方军阀，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敌人，封建堡垒十分坚固，十分反动，不组织坚强的政党，不集结强大的民众，不付之以暴风骤雨式的彻底革命，一切都是无济子事，无补于时的；第二，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悠久的中央集权制历史，大一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忽视国情而简单移植欧美联邦体制的做法实在是非常幼稚的，也充分暴露出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急于求成的侥幸心理。进而论之，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急剧转型，新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正在迅速成长，并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在取代旧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联省自治虽然有一定的进步色彩，但它毕竟是旧式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它的破产也是难免的。可幸的是，参与资产阶级联省自治的一些有识之士经过了运动的洗礼，从中吸取了教训，抛弃了具有改良性质的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方案，走上了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