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钱法及其造型工艺

    中国古代钱币制作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历史悠久，延续时间长；二是数量巨大，版式繁多；三是以铸造成形为唯一的制作手段，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大体来说，钱币铸造工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多种铸币工艺并存；西汉以铜、泥合范和铜范铸造为主，兼用泥范；从新莽到南北朝盛行叠铸；唐朝以后，没有再出现叠铸钱范及其模具，表明铸钱工艺发生重大变化。郑家相指出唐朝初年已用母钱法铸币，并一直沿用到清末。按唐代母钱存世的有乾元重宝，铸造年代为公元758～760年。《新唐书．食货志》有“熔锡模钱，须臾百千”，应指锡质母钱的制作。类似的工艺或可上溯到更早时期。　　袁涛对南朝刘宋时期(公元420～479年)的孝建四铢等钱币作了研究，发现于郭外有凸起的星点作规律性分布，他认为星点系在翻制砂型时，用特制模板在型面上压出的标志，使母钱排布时得以按此定位，故称作“定位星”。星点或位于方孔边之中点，或作对角线分布，因错位、飞边或安放不当，铸后存于郭外或钱面。它与内浇口的形状有别，为泥范与铜范铸钱所未见。据此推测用砂质铸型铸造钱币在刘宋时期已和其它工艺并用，其最早出现有可能在新莽时期。　　王卿认为开元通宝上常见的月纹，其中有一类较细而直，在各种版别的开元钱上都能找到，且出现的部位无一定之规。他测量了大量这类月纹，证实其弧度均与钱缘弧度相同。据此判断，这种现象系在用母钱翻制砂型时形成。当脱模时，母钱间或落到型面之上，致钱缘的一部分楔入型面，铸造后即成为月纹。　　章国强考察中晚唐时期的会昌开元钱，常有错范，文字、轮廓不清晰等疵病。由于错范，使钱腔间距甚小，这在用母钱翻制砂质铸型时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范铸法才有此现象。此外，钱币上存在的多浇口残茬和隔纹也是范铸法的特征。而重影的存在则可能是因印范不到位，重又打印而形成的。据此，他以为这一时期已用组合模具(将钱模粘嵌于木质模具上)打印泥范，成为泥范、砂型之外的一种过渡工艺，可称作“印范法”。　　按湖南望城曾出有开元通宝陶范。1979年日本奈良曾出有和同开弥钱范，铸造年代为唐中宗景龙年间(公元708年)。可见，唐代为多种铸钱工艺并用的过渡时期。　　重大的转折看来是发生于北宋时期。刘森征引《金石萃编》卷十四韶州新置永通监条，称：“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错、水莹，离为二。”该监系建于庆历八年(1048年)。又，《宋会要辑稿.刑法》有：永丰监“……翻铸御笔大观通宝小平钱，字精细，系背赤仄”，时在大观元年(1107年)。永丰监系建于至道二年(公元996年)。“翻铸”、“模沙”都指用砂型铸钱。由此可知，北宋初已采用钱模(母钱)翻制砂质铸型。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宋史.食货志》：“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钱式即钱样，锡母为锡质母钱亦即钱模。《山堂考索》也说：“大观三年(1108年)，宋乔年言诸路监现铸小平钱，并依旧料例，仍令崇宁监别铸样，臣令工匠铸到锡母五文足。”　　常为学者们征引的还有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所载，(春铁钱监)“五月至七月号为铁冻，例阁。本钱四可铸十，铁炭稍贵，六可铸十，工雇费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整作。”“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岁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万缗。”这是一段很重要的文字，首次明确指出铸钱是用“沙模”。　　南宋洪咨《平斋文集》卷一所刊《大冶赋》可说是宋代冶铸技术的实录。关于铸钱，该赋称：　　“于是铸钱使考其会，辨铜令第其品。丁夫竭作，匠师奋，煤突整洁，炭户充。鼓两仪之龠而大播，役六丁之工而迭运。……液泻于兜杓，匣遂明于模印。之落落，贯之磷磷。磋之以风车之??轧，辘之以水轮之砰隐。缯网涓试，蛊檄摩，肉好周郭，紧泽精紧，文劲银钩，色莹玉填。既刮垢以摩光，始结缗而就准。”　　

       按汉代有辨铜令丞，武帝时始置，职掌铜料(和其它金属料)的分辨。“辨铜令第其品”是说铸钱所用金属料须由专人鉴别，分别其品级高下。　　“丁夫竭作，匠师奋”，极言铸造工匠与役夫的勤奋劳作。“煤突”即烟囱，成语有“曲突徙薪”，在这里是指熔炉设施。“煤突整洁，炭户充”是指熔铸设备及材料整备得很完好。　　“两仪”为阴阳，或指天地之间。《道德经》说：“天地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又，陆机《文赋》：“同橐龠之无穷，与天地乎并育。”宇宙即可比作一具鼓风皮橐，所以称鼓风器为“两仪之龠”。　　六丁六甲为道教神名，曹植《宝刀赋》谓：“乌获奋椎，欧冶是营”。晋张协《七命》有“丰隆椎，飞廉扇炭”，都是人工的升华以至神化。　　“兜杓”或简称“杓”，即今之单人手提式浇包。《天工开物．冶铸篇．釜》条对此有所说明：“铁化如水，以泥固铁柄杓从咀受注，一杓约一釜之料，倾注模底孔内。”　　

“匣”即铸型，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记铸造铜锭：“铺细砂，以木印雕字，作处州某处铜，印于砂土，旋以砂壅印，刺铜汁入砂匣，即是铜砖。”所以，“匣遂明于模印”这一句说的是钱币的造型工艺，即以母钱为模，制作砂质的铸型。曾有一种说法，认为锡母是指金属料，这是不妥当的。　　按“”，《集韵》释为“租悦切，音?，与绝同，断也”，同今之“撅”字。“之落落”是说浇注后清理铸型，从浇道上撅落众多的坯钱．　　“磷磷”一指明净光洁之貌，《汉书．司马相如传》：“磷磷烂烂，采色浩旰”，颜师古引郭璞注：“皆玉石符采映曜也”。但初下铸型的铜钱尚未经磋磨抛光，金属色泽不显，将“??之落落，贯之磷磷”这两句对照来看，后一句似指用木贯将坯钱贯串到一起，犹如鱼鳞和梳齿密密排列状，即成语所谓鳞次栉比的情形。　　

“轧”和“砰隐”都是复合象声词。张衡《南都赋》有“流喘投?，轧”句，注谓：“??轧，波相激之声”。“隐”同，象车声。著名的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说：“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在道口”。“辘”为淘洗，象辘轳上下起落的动作。“磋之以风车之轧，辘之以水轮之砰隐”这一骈句，生动地描绘了用风车和水轮来磋磨和淘洗坯钱的场景，使人如闻其声。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史料，说明至迟在南宋，铸钱业已广泛使用风力机械和水力机械来代替最繁重的坯钱清整的人工操作。　　“缯”是丝织物的总称。“涓”为洁净之意，见《汉书．陈胜传》师古注：“涓，洁也”。“檄”和“”通，为米麦的粗屑，《汉书．陈平传》：“亦食糠檄耳”。“蛊”是陈谷所生的虫，见《左传》昭公九年：“谷之飞，亦为蛊”。“蛊檄”当指陈糠屑。“缯网涓拭，蛊檄摩”是说用粗疏的织物和糠屑来擦拭和研磨坯钱，使之光洁圆润，也就是现今所说的抛光工序。　　“肉好周郭，坚泽精紧，文劲银钩，色莹玉填”，是从钱币的形制、质地、文字和色泽四个方面，极言其规整、精好、遵劲和美观。达到了这种标准的成品钱就可以用缗索串结起来，经过称量、验收，交付使用或入库收藏。　　

    上述记载固然仍失诸简率，但若和后出的《天工开物》等文献相对照，则非但全豹可窥，并能弥补后者之不足。　　《天工开物．冶铸篇》于“钱”条记述铸钱工艺，在古代文献中最为完备，原文如下：　　“凡铸钱熔铜之罐，以绝细土末(打碎干土砖妙)和炭末为之。罐料十两，土居七而炭居三，以炭灰性暖，佐土使易化物也。罐长八寸，口径二寸五分。一罐约载铜、铅十斤，铜先入化，然后投铅，洪炉扇合，倾入模内。　　凡铸钱模以木四条为空匡(木长一尺二寸，阔一寸二分)。土炭末筛令极细，填实匡中，微洒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于其面上，或熏模则用松香与清油。然后以母钱百文(用锡雕成)，或字或背布置其上。又用一匡，如前法填实合盖之。既合之后，已成面背两匡，随手覆转，则母钱尽落后匡之上。又用一匡填实，合上后匡，如是转覆，只合十余匡，然后以绳捆定。其木匡弦原留入铜眼孔，铸工用鹰嘴钳，洪炉提出熔罐，一人以别钳扶抬罐底相助，逐一倾入孔中。冷定解绳开匡，则磊落百文，如花果附枝。模中原印空梗走铜如树枝样，夹出逐一摘断，以待磨锉成钱。凡钱先错边沿，以竹条直贯数百文受锉，后锉平面则逐一为之。”　　用干土砖粉来制作熔铜坩埚，是因为它已经变性、收缩率小，有机物质含量少，利于制作时成形和减少高温下的变形度。加入木炭末则是为提高坩埚的耐火度，同时它也是一种瘠性材料，可减弱坩埚成形和干燥时的收缩和开裂倾向。土和炭为七与三之比。类似的制埚工艺，至今还在民间使用。　　

铅比铜易于氧化，熔化时先加入铜，待铜熔化后，再加铅，自是为减少铅的烧损。明代中期后，多用黄铜铸钱。这里的铅当指倭铅即锌而言。　　铸型以木条作框，类似现在的砂箱，但高度相差较大，它和传统的叠铸范相当，同属薄壳型。木匡上弦有两处呈凹形，应即浇口所在，也就是一个铸型安排有两个互不沟通的浇口，再分成四个直浇道进行灌注。这从日本宽永通宝的铸造遗物也可得到证实。采用这种型式的浇注系统，有利于金属液的充填，提高铸件的成品率。　　铸型材料采用经过破碎、筛分的细砂土和木炭粉，这也是一种传统的造型材料，由于强度高，铸型可以做成薄壳状，能大大节省造型材料和工时。　　铸型制作类似现在的假箱造型，模具是用锡质实样，反复翻制达十余次，从而大大节省造型时间，效率也较高，工艺上颇具特色。用杉木炭或柳木炭的粉末作分型剂是为脱模方便。脱模后，再用松香和清油薰烤，使铸型表面均匀地覆盖一薄层烟黑，浇注时产生还原性气体，有利于钱币表面保持光洁。又据《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铸钱》记载：“当十钱一千个，薰模用油一十一两三钱，铸钱连火耗用铜六十六斤六两五钱，炭五十三斤一十五两二钱。”则不但薰模用料，就是铜料、炭料的定额都由则例予以明确限定了。　　

关于铸型的装配和与此相应的浇注方法，《天工开物》的记载是过于简略的。原文说：“只合十余匡，然后以绳捆定”，确有含混之处。先前的学者多误以为是将十余个木匡捆在一起，类似现今的叠箱浇注，并认为这样做，可以节省浇注面积云云。其实木匡是每两匡为一合捆缚在一起的。多副铸型相邻竖放，以利浇注，亦即后文所说“逐一倾入孔中”。正因为是采取这样的铸型装配和浇注方式，所以后文才说是“逐一倾入孔中，冷定解绳开匡，则磊落百文，如花果附枝”。“模中原印空梗”，似可理解为直浇道是用模具成形的。“夹出逐一摘断”即《大冶赋》所说“之落落”，“贯数百文受锉”也就是《大冶赋》所说的“贯之磷磷”。至于铜钱表面的锉削，就只能“逐一为之”了。　　日本的铸钱工艺源自中国，早在养老4年(公元720年)始铸和同开弥钱时，即由中国延聘工匠作技术指导。大正3年(1914年)出版的《铸钱图》记载宽永通宝的铸造工序为：金属料用锤破碎后，先在“大吹所”按合金配比于炉中熔化，由砂床铸出合金锭块，再在“小吹所”用坩埚重熔，用杓浇注。铸型也是以木条作匡，内填型砂，用足踩实。钱样称为“种钱”，成纵列布于型面。造型后，取出浇口棒，再开设内浇口。用松香薰型，使油烟附着型面作为涂料。合型后，以垂直位置受注。铸型经清理后，木匡可以回用。坯钱须先置锅中加热翻炒，名为“床烧”，实际是一种退火操作，以减低铜钱的硬度，利于受锉。锉钱时，先锉方孔和边沿，再磨面、背。又用筐盛钱置木桶中淘洗，复置臼中踩踏。最后用织物擦拭，得到成品。　　

    综上可知，各书记载虽详略不一，但所用工艺基本一致，并且从宋代到明清，很明显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判断还可以从历年出土和传世的以及文献所载钱样、雕母、母钱和样钱得到证实。唐初铸造开元通宝使用蜡质钱样是一个流传很广的典故。钱文由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事见《唐会要》卷八十九引郑虔《会粹》一书，其后又由《钱谱》、《泉志》、《太平广记》、《三才汇编》等古籍所征引。郑虔是唐天宝年(公元743～756年)间人，他的著作今已散佚，但王溥在纂修《唐会要》时还能见到，其说可信。蜡模应是用蜡拔塑的供进呈用的第一代钱样，经核准后，再依样铸作金属钱样即后世所谓祖钱，有蜡样、木样、牙样、锡样、铜样等。鲍康《大钱图录》详述清代钱样、祖钱、母钱和样钱的相互关系：　　“每改元铸新钱，先选圣洁之象牙刻作钱样，呈钱法堂侍郎鉴定，然后以精铜凿成祖钱。其穿孔(局呼金口)非钱局人不能凿，再用祖钱翻砂铸母钱。以后开铸则悉用母钱印范。颁发各省者，亦谓之母钱。外省呈进者为样钱。”　　  

存世的铅质钱样有大元国宝，但未见有相同版别的铜钱，应是送审时被否决的。《咸淳临安志》记颁发的铸钱式御札：“大小钱样付卿。乌背者制作颇精，与开元、崇宁所铸相似，然恐费工难办。素背者似可作式样。”前引《宋史．食货志》、《山堂考索》所说锡母，均应由雕凿的钱样翻铸而成。传世的有嘉靖通宝当十铜雕母和清代的康熙通宝背满文宝泉小平、光绪通宝背满文宝泉小平等。用母钱翻铸的样钱，因系供进呈审核用，比流通的一般钱币要精致些，但较母钱为轻，而母钱又比祖钱轻一些。综上所述，可知《游宦纪闻》和《大冶赋》所载铸钱工艺在六朝后期已经产生，到唐宋时期逐渐推广，大约在北宋成为铸钱业的常规工艺，自此迄至清季并无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所引古文献中都没有铸型烘烤这一工序，而这却是传统泥范所必具的。这是对早期泥范铸造的一个大突破。江南民谚有“版版六十四”，常以讽喻人之刻板，不善变通。“版”又作“板”即铸型，“版版六十四”一语源自宋代，本意是说每副铸型额定铸钱六十四枚。可见，这种工艺到宋代已经成熟而高度规范化了。　　关于铸钱工艺的效率，唐杜佑《通典．食货九》记载天宝年间铸钱：“每炉役工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每炉(每年)计铸钱三千三百贯”，合每工每日铸钱0.37贯。张世南《游宦纪闻》记南宋蕲春铁钱监每工每日铸钱3.3贯有奇，比中唐时期提高近9倍。这当然是和宋代铸钱技术的改进密切相关的。按《天工开物》记载铸钱一匡用母钱百文，又从《铸钱图解》看，每版种钱七列，每列13～15枚，恰合百文之数。由此推测，南宋钱版可能接近正方形，每版八列，每列八枚。由于砂型易成，每版可铸六十四枚，成型后即可浇注，不须烘烤，劳动生产率自然大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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