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在中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文物中\有一部分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担任中国**d领导下的财经战线上的主要负责人林伯渠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珍藏的。这套由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是他收藏的根据地货币中，各种面值最完整的一套。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规定“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特权。”决定由当时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的毛泽民负责银行的筹备工作。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正式开业，毛泽民任行长，后调李六如为副行长，并成立福建分行和江西分行及县（市）支行。国家银行和及其分行和县支行的成立，开始了人民政权统一发行货币的尝试。 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尚无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的小手工业，频繁的战争，敌人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极其困难。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根据地市场。恶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银洋甚少。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在赣南、闽西已分别建立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并分别发行了铜元票和大洋票。国家银行成立后，“为统一组织起见，决定将江西工农银行取消，闽西工农银行因系工农群众投资，故仍许其继续存在，仅停止其发行纸币权。” 国家银行成立后，开始筹备发行货币工作。由于国民党长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缺少印制钞票的油墨、纸张等印刷材料。1932年4月，红军攻克福建漳州，银行工作人员想方设法，才从厦门购买到部分印刷材料。 当时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指示要设计一套像样的苏维埃政权货币。由于缺少设计人员，于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亲自将那时在根据地很难找到的人才，会画画，又能书写一手好字，富有艺术天赋的原闽西工农银行的黄亚光调到国家银行，负责设计纸币图案。黄亚光是福建省长汀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搞文书工作，后历任出版处处长、陕甘宁边区银行、西北农民银行行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等职。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为革命根据地银行设计、绘制了九套货币及公债券图案共70张(枚)。黄亚光设计的货币和公债券，图案朴实、精美，既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又表现出精湛的艺术。这些货币、公债券的发行，为当时红色政权币制的统一，抵制敌人的经济封锁，调剂根据地金融，提高人民生活，以及保障军队的供给起到重大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银币券和硬币，是黄亚光为根据地设计的第一套货币。据黄老回忆，当时苏区正受到敌人严重的破坏和封锁，工作条件很差，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自己又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困难很多。后由毛泽民同志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板等，他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黄亚光首先设计的是主图为工农集会、镰刀、斧头、梭镖、红旗等组成图案的伍分面额的辅币券。在设计贰角和壹圆面额的纸币时，他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在毛泽东拒绝后，改为列宁头像。壹角和伍角币的图案均为传统的花纹图案。货币设计完后，由上海请来的一位雕刻老师傅雕刻在铜板上，送中央印刷厂印制(开始用手工印刷，后用石印机印刷)。由黄亚光设计的这套国家银行纸币，其图案极具时代特征及政治色彩，传统中不失新颖，朴实中透着典雅。 另据黄老回忆，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曾对他说过，设计苏维埃政府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他在设计货币时，都绘有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给人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货币的特点。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训令:“中央政府为使苏区境内金融流通，便于商业汇兑与国家税收，特于本月起开始发行相当数量而有充分基金的国家纸币。”1932年，国家银行首先发行了面额为伍分、壹角、贰角和壹元的纸币，1933年又发行了面额为伍角的纸币。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均为横式，其票面图案布局为：票面上端印有右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名；中间主图左右两侧花纹图框中标有票面面值（除壹角币标在中间）；针对当时各根据地发行的代用钞票，品种繁多，印制工序简单，容易被敌人伪造，主图下边两侧的外文签字为暗记，是为防伪而特制的；纸币下边中间横框内有“凭票×张兑换银币壹圆”，标明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银洋的兑换券；票的四角花纹图框中均上下标有面值；纸币的印发时间均在票背面的下方；票的编号多盖印在主图的上方，以红色居多，其编号前的冠字则以黑色为主。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伍分币只见1932年版，其编号分为有冠字A、B、C、D、E和无冠字6种类别；壹角币也仅见1932年版，分冠字A、B、C、D和无冠字5种；贰角币见有1932年和1934年两种版别（1934年版票背面见有紫、绿两种颜色）；伍角币只见有1933年版，正面见有紫和蓝两种颜色，分冠字A、B、C、D、E、F和无冠字双号7种类别；壹元币见有1932年、1933年、1934年3种版别（票面底纹见有绿、蓝两种颜色），为双打编号。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由于前期发行基金充足，发行适量，充分兑现，在群众中信誉极好。 值得一提的是，林伯渠珍藏的这套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中，面额为伍分，编号为E 510069的这枚币的正面，为伍分币正、背面重叠图案，其重叠的背面图案又为倒图。（见图）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发行了面额为贰角的银币和伍分、壹分的铜币。当时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还铸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流通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墨西哥“鹰洋”等3种银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国家银行总行毛泽民、曹菊如、钱希均、黄亚光等及1名马夫共14人随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国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多数人员继续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印铸和发行被迫逐步停止。 据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在长征途中，红军仍然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为使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能用国家银行纸币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和及时补充部队的给养，而又不使当地群众受损失，他们每到一个休整的地方还要紧张地发行国家银行纸币，在离开时又要用当地紧缺的物资和银元从当地人民群众手中将发行出去的国家银行纸币收回来。”“长征途中先后在贵州的遵义、桐梓和川西的冕宁共发行四次国家银行纸币”。 1935年9月，巴西会议后，将国家银行纸币全部烧毁。从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彻底完成了历史使命。1935年11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后，国家银行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同时将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并入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时任中央财政部长的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印制并发行了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纸币。 参加长征的14位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到达陕北时仅剩下毛泽民、曹菊如、钱希钧、曹根全、任元志、黄亚光、郭金水、莫钧涛8人，其余6人的忠骨永远埋在了长征路上。人们不会忘记这些曾为支援革命战争、根据地政权建设，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而工作在金融战线上并为此作出贡献，甚至献出生命的金融工作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及其之后建立的金融机构，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培养了大批金融干部，准备了必备的基础与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