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会昌开元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六朝以来昌盛不绝。对统治者来讲，提倡佛教可以麻痹人民的反抗精神，但大量平民出家后，势必要减少政府的赋税收入。所以历史上常有裁并寺院、沙汰僧尼之举。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并全天下佛寺，宰相李德裕请以费寺院铜材就地铸钱。淮南节度使李绅于钱背加铸“昌”字进呈，以记年号。朝廷下令各地所铸均于钱背增添地名。统称会昌开元。背文记有“昌、京（长安）、洛（洛阳）、益（成都）、荆（江陵）、襄（襄阳）、蓝（蓝田）、越(绍兴).、宣（宣城）、洪（南昌)潭|.(湘潭).兖(兖州).润(镇江).鄂(武汉).平(昌黎).兴（兴平）.梁（汉中）.广（广州）梓.（三台）.福（福州）桂（.桂林）.丹（晋城）.永（零陵）等23种，“永”字铸量最少，次为“丹福平桂”等。会昌开元中还有一些特殊版别，也相当罕见。如“京”字反书，称反京，“福”字在背穿右的称右福,背穿右蓝、穿上下各有云文的称蓝三云。背穿右蓝、穿左大王、穿上下太平的称蓝大王。又有双重背文的如“京”字称双京，两个“蓝”称双蓝，等也属珍稀品。

平,是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古代称襄平,自古以来都是北方地区军事重镇,经济和文化中心,秦代称为辽阳郡,战国时的襄平布即是指此地，以上所有言论真实可信,并有考证和出土文物证实,我的话讲完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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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开元 会昌开元钱系开元通宝钱的一种，它是开元通宝钱中，背铸有文字的开元通宝钱。因铸于会昌年间，惯称会昌开元。目前，钱币学家和爱好者对此种钱有两种看法，即：把开元通宝钱背有“昌”和“京”、“洛”等20余种文字及同时具有这种风格的开元通宝钱统称为“会昌开元”，这是广义的说法．另外，有些人认为：开元通宝钱背后铸有“昌”、“京”、“蓝”及诸道观察使以驻地所在州名或旧州名首字者为会昌开元钱，这是一种狭义的定义．会昌开元钱背文字的含义以《新唐书·食货志》载：“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起因    大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铸钱量远远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市场需要，造成钱重物轻的钱荒问题。造成这种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铸钱太少。二是，私家囤积和佛寺用铜造像。唐代铜产量，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宪宗元和初年（806年），“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王朝在铸铜钱方面缺乏铜源，故铸钱生产一直受到严重的影响。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天宝年间（742—756年）全国钱监及钱炉岁铸32.7万贯，这是唐朝铸钱的最高记载。元和三年（808年）岁铸钱13.5万贯，太和八年（834年）岁铸10万贯钱。唐朝铸钱数量偏少，且呈下降趋势，这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正呈相反态势，构成了钱币紧缺的重要原因。由于铜料缺乏，官铸钱数量锐减，使问题愈来愈严重，再加上官吏、富豪囤积和佛寺用铜造像，使钱币流通量愈加减少，为摆脱钱重物轻的钱荒问题，在宪宗元和十二年（819年）就下诏禁止积钱，富家积钱五千贯处死，王公大臣积钱受重罚，钱没入官。到文宗太和四年（830年）又禁积钱，允许富家积七千贯，余钱送市上流通。河南府、扬州府、江陵府三大都会，也照京师例禁积钱，结果还是行不通。 铜的匮乏导致了铜价的上涨，毁铜钱改铸佛像和其他物品更加剧了钱荒。《旧唐书·食货志》载：“贞元九年（793年）正月，张滂奏：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钱，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直六百余。有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实减耗”。开成三年（838年）时，“江淮以南，铅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销钱一缗，可为数器，售利三四倍”。 公元841年，武宗继位，年号会昌。钱荒问题仍需解决。五年（851年）省并天下佛寺，用寺院中之铜器铸钱，用以缓解钱荒。《旧唐书·武宗纪》载：五年“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敕出后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同年八月诏书，“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由以上数字可以推知，从废寺中回收铜料数量是很多的。《新唐书·食货志》载：“及武宗 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昌六年二月，缘诸道鼓铸佛像、钟、磬等新钱，已有次第，须令旧钱流布，绢帛销增。文武百僚俸料，宜起三月一日，并给见（现）钱。其一半先给虚估匹段，对估价支给。敕：“比缘钱重币轻，生人坐困，今加鼓铸，必在流行，通变救时，莫切于此。宜申先甲之令（指元和十二年敕令），以诫居货之徒。京城及诸道，起今年十月以后，公私行用，并取新钱，其旧钱权停三数年”。此敕令中“旧钱权停三数年”并未真正执行，究其原因是准备在十月以后停用旧钱，可是，在三月二十三日武宗病故，宣宗柩前即位。宣宗即位伊始，五月上京（长安）左右街坊功德使奏改寺名，增寺院八所，改变了武宗并省寺院的政策，这一增设寺院的政策，仅是在上京执行。公元847年，宣宗登基，改元“大中”。大中元年（847年）闰三月，敕会昌季年并省寺院，……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这一敕令是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有人说“会昌开元钱的铸造前后总共不超过十个月”．按照会昌五年七月始铸会昌开元钱，到宣宗即帝位后，大中元年闰三月，全面否定会昌年间并省佛寺的措施，敕令修创全国寺院，其会昌开元钱的铸造应不少于21个月。会昌开元钱在宣宗即皇帝位后，“新钱以字可辩，复铸为像”。可是，唐王朝的钱荒问题，虽经宪宗、文宗乃至武宗铸“州钱”，都是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但都没有成功，钱重物轻的紧张状态，一直继续到唐亡。 会昌开元钱在宣宗时遭禁，“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的情况是不彻底的。从各地出土钱币窖藏或墓葬中可反映出一些情况。 唐代有一种地方行政机关叫方镇，又称“道”。至唐后期，全国已被划分为四十余道。按贞观时划分的十道和《新唐书·地理志·方镇表》，《元和郡县图志》、《二十五史补编·唐方镇年表并考证》整理一下：1、关内道：京兆府（京兆尹驻地）铸背“京”、“蓝”字钱，丹州（丹州防御使驻地）铸背丹字钱。2、河南道：河南府（河南尹驻地旧称洛州），铸背洛字钱，兖州（沂海节度使驻地），铸背“兖”字钱。3、河东道：无。4、河北道：平州（卢龙节度使驻地）铸背“平”字钱。5、山南道：江陵府（江陵尹驻地，旧称荆州）、襄州（襄阳节度使驻地）、兴元府（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驻地，旧称梁州）、兴州（兴州团练使驻地）。分别铸背“荆 ”、“襄”、“梁”、“兴”字钱。6、淮南道：扬州（淮南节度使驻地），铸背“昌”字钱。7、江南道：润州（浙西观察使驻地）、鄂州（鄂岳观察使驻地）、洪州（江西观察使驻地）、潭州（湖南观察使驻地）、福州（福建观察使驻地）、宣州（宣歙观察使驻地）、越州（浙东观察使驻地），分别铸背“润”、“鄂”、“洪”、“潭”、“福”、“宣”、“越”字钱。8、剑南道：成都府（成都尹、西川节度使驻地，旧称益州）、梓州（东川节度使驻地）分别铸背“益”、“梓”字钱。9、岭南道：广州（岭南节度使驻地）、桂州（桂管经略使驻地）分别铸背“广”、“桂”字钱。10、陇右道：无。从已知会昌背文钱中，可以归纳出一个规律，那些钱背的字（京、昌、蓝除外）都是以府尹、节度使、观察使或经略使等驻地所在州或旧州名首字铸造的，这与史载：“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的记载是一致的。“州名铸钱”说，起于《新唐书·食货志》，《新唐书》编写工作，大约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皇佑六年（1054年）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后，在他主持下续写本纪，改定了志，到嘉佑五年（1060年）完成编撰工作。欧阳修改定“志”这部分时，他可能看到淮南节度使李绅的奏折，总结性的提出了“州名铸钱”说，淮南节度使所在驻地扬州，并没有铸“扬”字钱，而是铸造了以会昌年号为代表的“昌”字钱，这有可能是皇帝的特许。

    唐朝收复辽东，于666年设安东都护府,以管理辽东.下设9个都督府,43个州.其中辽城州都督府就是今天的辽阳.676年，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故城(今辽阳).当时辽阳已是东北地区经济贸易、交通运输的中心枢纽。中原内地往来客商众多，显示社会一派繁荣。也促进了辽阳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进程。在这个时候，唐代特有的货币文化也就源源不断的传入了辽阳地区。为辽阳的货币文化史上，又增添了新的一页。618年，唐高祖李渊废除隋帝，下旨：“废五铢，行新钱。”据〈旧唐书.高祖记〉：“武德四年秋七月丁卯，废五铢，行开元通宝钱。”它结束了自战国秦以来，行用“半两”等记重为钱文的历史，并以“开通”两字和“元宝”两字合作钱文出现在钱币上，这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个新生事物。“开元通宝”小平钱，多系青铜材质，略有水银色。早期轮郭精细文字精美。相传系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秉皇帝旨意，为此钱拟定钱文的。唐武宗会昌五年（848），淮南节度使李绅奏请“以州各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新唐书.食货志（四）随各地开始在钱币背面穿口上下左右加铸自己州或地名的单字，在钱币界称之为“会昌开元”。此钱背文铸地名数量说法不等，据孙仲汇〈古钱〉一文：“至今发现背文有昌、京、洛、益等23种统称为会昌开元。”但又有人谓26种，其说法不一。其中“会昌开元”背面穿口上下铸“平”字的，就是辽阳铸造的。此钱在辽阳市小屯罗祖洞村曾出土过，背面穿上铸有“平”字的开元通宝小平钱。面文对读，乃为隶书体。另据我市钱币界也有人收藏过背面穿下铸有“平”字的“会昌开元钱”    关于会昌开元“平”字的属地，从古至今以来，说法不一。丁福保说是燕山，查燕山也就是今河北省玉田县一带。这种地理区域的泛指，它包括走向的范围面积（指燕山）很大，实在令人费解。另有谓“平”字即福州。查会昌年间，福州仅称过闽州及长乐郡，而从未称过“平”州。何况福州在当时已列入“会昌开元”地名之中。据〈泉志久谱〉曰：“福州以福字，在穿上。”另据现泉界周定国先生发表的文章中云：平州是指在“河北省卢龙县”境内之说。以上种种提法，是对，是错，的确值得认真对待与探讨。   据〈新唐书.地理志〉第二十七卷载，“唐改郡为州”，“太宗十三年（639）定簿九州府三百五十八”。指的是唐代统治直辖的州府。669年，唐政权在东北辽东地区，取消了辽阳在此以前的“平州”、辽东郡之称，设辽阳为辽城州都督府。以后安东都护府又迁移辽阳，统管下设的9个都督府，43个州，成为了东北地区最高统治首脑的指挥中心。所辖范围很广，管理区域北至黑龙江流域的伯力，东南至朝鲜半岛与新罗相接，西至辽水张广才岭，东临日本海。可见当时辽阳在唐朝时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州府。而作为州府一级政区的辽阳，在执行唐政权下令铸钱，所加本郡州号名，二铸以纪地为背文的“会昌开元”钱币，应该说是合乎情理、法制的，也是理所应当、在所其位的。另外，州名虽然可做地名，而地名并是局限与州名，因为它包括州名的前身与当时行政实体名称沿革变化的泛指。如会昌年间福州称为闽州及长乐郡，而铸钱背穿上仍用前名“福”字来代表闽州。唐改郡为州之前，辽阳曾三次称过“平州”，所以“平州”之称应为辽阳当时一直习惯沿用的叫法。而当时辽阳虽已改为府，但仍沿用以前州名铸钱也是自然而顺理成章的。    另外，有些发表的钱币资料在引用过程中，曾有许多均提及到会昌开元属地“平“字为辽阳之说。由此可见，以上关于“平”字属为辽阳之说还是有道理的。    “会昌开元”铸行的时间很短，应不会有很多钱币遗留下来，但目前也尚发现有不少制作质量不好的钱币，如背错范，背面文倒置，面文文字轮郭不深峻、钱体有砂眼、流铜及铜色发黑等。这一类钱币应属晚唐后期的私铸钱币之范畴。由于当时经济状况日趋渐下财政支出不景气，致使通货不足。私铸之风在地方民间兴起，政府对私铸也先禁后放、导致私铸成灾，粗制滥造，这类钱币在钱币结称之为“恶钱”。上述钱币应该归于此类。

谢谢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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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请教一下,最近出现的会昌背"晋"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