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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撇开烦恼驱陈俗，
看破人情化夕烟。
碧水青山风物在，
不见旧日余氏颜。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印度缅甸参加抗日远征军，每月总要将军饷寄回给母亲安家度日之用，而母亲则会用节余的钱去购买金器，以备急时。后来，八年离乱，四处逃难中，这些金首饰竟帮了我家大忙，父亲因战事紧急，无钱邮付，母亲就用这些金器兑换成钱，解决了衣、食、住、行之急。因此，我们与余太华金银首饰店缘分极深。
余太华金银首饰店，坐落在长沙市繁华的坡子街口，是长沙市首屈一指的大型金铺，历史悠久，远近驰名。据《长沙工商业及救济事业沿革》记载：该店创建于清朝，鸦片战争之翌年，道光二十年（即公元1840年）店主余芬芳，江西鄂城新湖街人。他二十岁时学艺已成，离江西来到湖南，开店于长沙府，善化县十三铺（当时的铺约等于现在的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地域）的上坡子街。开始以小手工为主，多做多得，少做少得，不甚发达。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军起义失败，曾国藩攻克南京，湘军携大量金银财物而归，长沙市面出现了大量的金银换进换出，便促使了金银首饰店的发展。
余太华金银首饰店当时店堂还是土砖砌的柜台，雇了一名帮工，一名学徒。余芬芳自己每日上炉操作，家室住在江西，每年回家一趟。由于业务日渐兴旺，便在湖南沅江娶贺氏为偏房，料理日常家务。后来将结发妻子由江西接到长沙，但不久却病逝。贺氏为人善良，常给贫苦人施棺材、施药、施衣物，为慈善事业捐款。她生有二子，名孛陔、介卿，待母亲极孝顺，均随父从事金银首饰行业。余芬芳至结发夫妻死后，全心放在金店，只十余年就获利数万银圆，常德、湘潭均设有余太华分店。常德分店交孛陔负责，湘潭分店交由堂侄余仲肃、余叔仁兄弟，自己在长沙经营总店，三处虽是同牌联号，但余芬芳为造就人才，规定各自经营，自谋发展。清光绪七年余芬芳逝世，享年六十一岁。长沙总店归余介卿管理。余介卿年富力强，经营企业更胜其父一筹。首先，将过去余太华以银饰为主，转向以金饰为主，银饰为辅，大量收进砂金、矿金，经过精工提炼成纯金，不达标准则回炉重炼，做到货真价实。纯金出售有条块、锭、叶；首饰有项链、戒指、手链、耳环、胸花，品种多达300多种，每件都盖有余太华钢印，所以，顾客都很放心。光绪十九年（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长沙受外界的影响，社会风气日渐开放，他大胆尝试，用元丝银提炼为足银。每百两元丝银提炼足银87两，差的只有83两，余介卿将差的不做首饰银，专作银盾、银瓶、证章、银标等，以昭示信誉。其中银盾、证章一般以铜质为原料，加镀金、银、镍，或镀珐琅和点翠，价值较低，但顾客很喜爱。优质银铸造银盘、银锭、银块和各类首饰，为24K、22K、13K纯白银。对传统的金箔业务也很重视，金箔又称神金，用途较广，主要用于泥木雕制的菩萨贴金，铺店招牌，祠堂庙宇匾额对联，生活用具等民间使用木器的装潢等。余太华此时对职工的工资待遇也比较优厚，在一般情况下，作坊工人吃烟、剃头、伙食全由店里开支，一般手艺工人每月可拿8至14银元，最高及时可达30元，带作师傅（相当于领班），每月可拿银元35元，学徒每月发银元1元零用，三年学徒期满，带师一年，视手艺优劣而评定工资，这是行业规矩，全店职工80人，店员占三分之一。余太华在全盛时期赚银不少，年终可分红利。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长沙开辟商埠，店事日渐衰落，辛亥革命之后，湖南省银行发行纸币，余太华兼开永康福盐号，不久改为新康福，大获盈利。后来盐生意收为国有，私人不得经营，盐号只得收束。余太华将老式印字门面，改为西式的石库门面，焕然一新，仍经营金银首饰。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文夕大火，铺面烧毁，此时余介卿已死，企业由其子余承白经营，余承白不事正当经营，在上海、汉口等处做投机买卖。抗战胜利后，曾活动选为国大代表，与官绅交往，开支较大，店铺资金日渐减少，到1949年长沙解放前夕，余承白即携带黄金五百两逃往香港。据“市工商联资料”记载；当时，余太华金号负债累累，组织了债权团，将所剩资产全部抵债。余太华金银首饰店，时经百余年的历史，到此正式倒闭，但其金银首饰店的生产工艺，至今仍在流传。这正是：
事到穷时计亦穷，
儿孙愧对祖业功。
坡子街头留余恨，
昔日繁荣一梦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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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td]— 此帖于 2015-11-06 11:29:03 被 伏龙斋 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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