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壹元宝、顺天元宝综论
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是唐代“安史之乱”时期史思明在东都洛阳铸行的两种钱币，发行时间短，流通地域有限，因而后世收藏较少，且多为传世品。1992年，在洛阳考古发掘的一座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有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为该项钱币专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本文旨在公布这批考古新材料的基础上，就这两种钱币的铸行背景和时间、历代出土和研究情况等问题做一综合论述。1.开元通宝10枚。标本C8M932：6钱径2.5、穿径0.6、厚0.2，重4克（图一：1）2.乾元重宝16枚。根据钱文“元”字的书写风格不同，分为Ι、Ⅱ两型。Ι型：4枚。钱文“元”字第二横平直。标本C8M932：13钱径3.0、穿径0.7、厚0.2厘米，重8.9克（图一：2）。Ⅱ型：12枚。钱文“元”字第二横左挑。标本C8M932：22钱径3.2、穿径0.7、厚0.2厘米，重7.9克（图一：3）。3.得壹元宝3枚。根据钱币重量、钱径大小分为Ι型和Ⅱ型。
Ι型：1枚（C8M932：27）。背穿上部有一仰月。钱径3.7、穿径0.8、郭宽0.4--0.6、厚0.3厘米，重21.4克（图一：4）。
Ⅱ型：2枚。背无纹饰。标本C8M932：28钱径3.5、穿0.7、郭宽0.3、厚0.2厘米，重12.5克（图一：5）。另一枚标本C8M932：29背错范，钱径3.5、穿径0.8、郭宽0.3、厚0.2厘米，重13.8克（图一：6）。
4.顺天元宝
7枚。根据钱币重量及钱径大小分为Ι型和Ⅱ型。
Ι型：1枚（C8M932：30）。郭较宽，背穿上有一长18厘米 横画。钱径4.0、穿径0.8、郭宽0.5--0.6、厚0.4厘米，重29克（图二：1）
Ⅱ型：6枚。根据背面纹饰的细微差别，又可分成Ⅱa型 和Ⅱb型。
Ⅱa型：1枚（C8M932：31）。穿内残留有毛刺。背穿上有一仰月孕星，其右上、右下各有一竖画，直至郭边。钱径3.7、穿径0.6、廓宽0.4、厚0.4厘米，重23克（图一：2）。
Ⅱb型：5枚。背穿上有一仰月，有3枚短仰月，2枚是较为细长的仰月，标本C8M932：32，背穿上有一短仰月，钱径3.7、穿径0.7、郭宽0.5、厚0.3厘米，重22.1克（图二：3）。标本C8M932：34，背穿上有一较细长的仰月，钱径3.7、穿径0.85、郭宽0.5、厚0.3厘米，重18.9克（图二：4）。
二
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在洛阳唐墓中出土，并非偶然。洛阳，在安史之乱时期屡遭劫难，多次被叛军攻占，先后两度作为安禄山、史思明所谓“大燕”政权的大本营，其盘踞时间长达四年之久。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十二月，安禄山攻陷洛阳。至德元载（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地武。至此，安氏父子在洛据守时间为一年零十个月。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史思明斩安庆绪。四月在范阳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以范阳为燕京，以洛阳为周京。九月史思明南下，再次攻陷洛阳。上元元年（760年），六月，铸得壹、顺天钱。上元二年（761年）正月，，史思明改元应天。二月，史思明在洛阳城北邙山一带大败唐军，又乘胜向长安进犯。三月，被其子史朝义部将俘获于鹿桥驿，被杀于柳泉驿（令洛阳市宜阳县境内），并将尸首运回洛阳。史朝义称帝于洛，改元显圣。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史朝义以十万之师在横水（今洛阳孟津县西北）决战，大败而回，东奔汴州而去。宝应二年（763年）正月，史朝义自杀于平州石城县温泉栅。史思明父子在洛阳时间为三年零一个月。安禄山、史思明在洛盘踞四年，对河洛地区影响至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洛阳一带出土“安史之乱”时期的墓志就有13方之多，其中有安禄山“圣武”年号的9方、史思明“顺天”年号的2方、史朝义“显圣”年号的2方。这些墓志今存洛阳古代艺术馆和新安县千唐志斋。
关于得壹元宝、顺天元宝的铸行时间，我国钱币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这两种钱币开始铸行于唐乾元二年（759年），主要根据来源天《新唐书》的两条记载：
“乾元二年正月朔，（史思明）筑坛，僭称大圣周王，建元应天……。夏四月，更国号大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号范阳为燕京，洛阳周京、长安秦京。更以州为郡，铸顺天得一钱。”
“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又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
对此我们认为，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始铸时间应为唐上元六年（760年）六月，主要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上元元年六月，“……是时，史思明亦铸顺天、得壹钱，一当开元钱百。贼中物价尤贵。”
虽然史思明在乾元二年九月攻陷洛阳，但并未入城。《通鉴》云：”思明入洛阳，城空，无所得，畏光弼椅其后，不敢入宫，退屯白马寺南，筑月城于洛阳南以拒光弼。”直到第二年春局势稍有稳定，史思明才正式入洛城，即上元元年三月，“是日，史思明入东京。”胡三省注云：“《考异》曰：按去年九月，思明已入东京。”《实录》至此复云尔者，盖当时城空，李光弼在洛阳，思明还屯白马寺，不入宫阙，今移军入其城耳。”由此，志我们认为，《新唐书》年载乾元二年铸行得壹顺天钱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乾元二年九月之后，洛阳虽已被攻陷，但仍有唐军相峙于北，史思明不敢入城，驻兵于白马寺南，这一阶段尚处在战争相峙状态，思明未入东都，又怎么能铸行得壹、顺天钱呢？其二至上元元年三月，史思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河洛一带逐渐站稳脚跟，才进入洛阳城。六月，铸行得壹、顺天钱，这应符合情理的事。
至于得壹元宝、顺天元宝的废止时间，前者在史书中有所涉及：“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由此推断得壹元宝铸行、废止时间应在上元元年夏季。后一种钱的废止时间文献不详，但根据唐宝应元年（702年）十月史朝义在横水惨败逃出洛阳、宝应二年正月自杀的记载来看，顺天元宝的废止年代应不超过宝应二年（763年），其通行时间应为唐上元元年六月以后不久至宝应元年（即760--762年）。顺天元宝的流通地区主要是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延及被史思明叛军攻占的广大中原地区。
以上谈的是得壹、顺天钱的铸行与废止时间，而有关史思明铸钱所用铜的来源，在宋人的著述中亦有反映。北宋周?在《清波杂志》卷7中引用李孝美于绍圣（1904-1097年）年间所著《历代钱谱》：得壹、顺天钱为“思明销洛佛铜所铸。贼平，无所用，复以铸佛。今所余伊洛间甚多。”南宋洪遵《泉志》引用五代时期张台所著《钱录》：“得壹、顺天钱，思明并销洛阳铜佛所铸。贼平之后，无所用焉。刀兵之家，还将铸佛，今所余伊、洛间甚多。”这两条记载一方面说明史思明销毁洛阳的铜质佛像用来铸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铸钱数量的巨大，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许多钱复以铸佛，至五代时期，伊洛地区仍留存很多。
三
得壹、顺天钱的铸行、流通，仅是昙花一现，便随着安史之乱的平息而“还将铸佛”或湮没地下，但得壹、顺天钱在钱币史研究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有唐以降，得壹、顺天钱屡有发现，文献亦载，从一侧面反映出各个时期对这两种钱币的认识和研究水平。
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在洛阳积善坊曾出土较多的得壹、顺天钱，时人未识，该事见于多种文献典籍。《旧五代中史·庄宗本纪》：后唐同光三年三月，“振武军节度使、洛京内外蕃汉马步使朱守殷，……于役所得古文钱四百六十六，内二十六文曰‘得壹元宝’，四百四十曰‘顺天元宝’，上之”。宋代庞元英《文昌杂录》和《太平御览》也有类似记述。庞氏说“同光三年，洛京积善坊得古文钱，曰‘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史不载何代铸钱。近见《钱氏钱谱》云：‘史思明再陷洛阳’，铸‘得一’钱，贼党以为‘得一’非佳号，乃改‘顺天’。盖史思明所铸钱也。”《太平御览》引《后唐书》“朱守殷奏于积善坊役所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宝殷进纳，敕凡窥奇异，尽系休明，所获钱文，式昭玄贶，得一者伫归于一统，顺天者式契于天心，道焕一时，事光千载，殊体继出，信史必书，宜付史馆。”另外，宋代王溥《五代会要》、明代《永乐大典·唐书》、清人撰《渊鉴类函》均载此事。文中所言“积善坊”，即隋唐东都洛阳城洛水以南里坊区中，定鼎门街西从南至北数第六坊，北临洛水，南邻观德坊。这次钱币出土数量各书记载不一。《旧五代史·庄宗本纪》说“得古钱四百六十六，内二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曰‘顺天元宝’”。《文昌杂录》认为“得壹古钱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曰‘顺天元宝’；《太平御览》引《后唐书》“四百五十六文曰‘得壹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五代会要》言“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文，其十六文曰‘得壹元宝’，……余皆曰‘顺天元宝’”；《永乐大典·唐书·食货志》：“得钱四百四十，曰‘顺天元宝’，其十六文曰‘得壹元宝’”；《渊鉴类函》引《后唐书》：“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一十六文”。综合以上六家说法，我们认为，出土顺天元宝四百四十枚，无太大争议，既然顺天钱数量确定，那么得壹应该只有十几枚，故“得一元宝四百五十六文”是不大可能，“顺天易得，得壹难求”，得壹存世数量极少，因而积善坊出土得壹元宝十六枚、顺天元宝四百四十枚、总计四百五十六枚，应是较为合理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