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陕西钱币研究综述    之三

陕西钱币研究综述（3—3）  
王泰初
前两天刊发了之一、之二，现刊发之三最后一部分（该书发表在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的《钱币研究》一书中）：
1.       王莽“新朝”货币研究概况
对于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盗鋳币的研究，袁林发表文章认为：“早期的私（盗）鋳大泉五十钱与官鋳的大小基本一致，只是钱文较为粗劣”，“由于天凤元年王莽已停（鋳）大钱，所以从这个时期至王莽灭亡，私（盗）鋳的大泉转向了轻小型”[31]。
关于王莽在第三次更改币制中，为推行“宝货制”，强制实行的出入必须携带“布钱”的规定，其“布钱”是何种货币的讨论，党顺民先生认为，“从出土资料看，作特别通行证的布钱中，只有大布黄千有可能”[33]。
师小群在《陕西省博物馆所藏新莽钱范》文章中，介绍了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近20方新莽各种类型的王莽钱范，并根据陕西省博物馆1965年征集的范背有“新莽”铭文的“布泉”铜范，及“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规矩禽兽纹铜镜外缘铭文为‘唯始建国二年新家尊’”为据，论断“‘布泉、新母’铜范，其铭文‘新’即指王莽新朝”；“布泉钱应该鋳于（王莽）‘天凤’六年(19年)左右”[34]。
师小群在论文中指出，：“从实物看，本馆所藏货布、布泉铜范均为阳文，皆自铭为‘母’，可见阳文钱范当时就叫做‘母’范或范‘母’”。“因此，凡阳文钱范，宜称作‘母范’，与‘子范’相对而言；称为‘范母’亦无不可，其意在于‘子范之母’，从而使术语的使用趋于规范统一。”
王泰初在研究私盗鋳货币中，发现王莽鋳造发行流通量较大的货币中，唯有“货布”与“布泉”极少发现有盗鋳币的特殊现象，结合《汉书·王莽传》与《汉书·食货志》两处出现记述王莽鋳行“货布”与“货泉”不合的情况，对王莽末期的政治经济及实物出土情况进行考查分析认为：王莽曾经五次更改币制，于“新朝”末期“天凤”元年第四次更改币制，鋳行“货布”与“布泉”；“地皇”元年五更币制，鋳行“货泉”至灭亡[35]。
上世纪末，西安发现一枚“国珍金匮五千”钱（图9），形态与“国宝金匮直（值）万”钱雷同。据称，该钱币出土于陕西富平。



1997年陕西省钱币学会根据近年陕西出土的王莽钱范实物，编撰的《新莽钱范》出版。
王泰初在研究秦汉钱币实物中，发现秦汉青铜鋳币历经千年深埋，及出土陈放干燥后，质量发生改变，经推算，古今青铜币质量折算率为：秦汉1铢相当于当今0.65克；干燥陈放后的脱水率为2.7%[35]。秦汉青铜钱币质量的古今折算率、脱水率，钱币研究者在研究秦汉钱币时应引起注意。
2.       南北朝及隋唐、宋钱币研究概况
南北朝时代，是钱币鋳造方式、技术发展过度时期，由范模鋳钱过度到鋳母翻砂鋳钱。两者的区别我以为：范模鋳出的钱，文字与轮廓表面不在一个平面，且圆滑无棱角，如西汉铸造的半两、五铢钱；鋳母鋳出的钱，文字与轮廓表面在一个平面，棱角分明，如唐“开元通宝”钱。唐初“开元通宝”钱的鋳造，根据武德皇后在呈送的蜡质钱样样背钱肉留下指甲（月）痕的传说，以及钱币的精美程度推断，唐初有可能“开元通宝”钱铸造，采用“失蜡”法。
南北朝钱币研究方面，牛群生根据发现有内外廓，古钱谱称谓的“梁五铢”钱与北周“布泉”钱同时出土的情况发表看法，认为“所谓‘梁五铢’疑为北周钱”[37]。文章发表后，引起钱币界的重视与共鸣。
古钱谱著录的“梁五铢”钱是北周钱，那么什么样的钱是梁武帝鋳行的“梁五铢”钱呢?牛群生根据南北朝时期，梁元帝鋳行的“两柱五铢”钱，梁敬帝鋳行的“四柱五铢”钱形制推导，与“两柱五铢”、“四柱五铢”钱形制雷同，没有“两柱”、“四柱”特征，钱文“侵轮”的五铢钱是梁武帝鋳行的五铢钱[38]。
有关西魏五铢钱形制，时宝瑞有新的观点。咸阳市文管会与咸阳市博物馆对咸阳市胡家沟“仓张砖厂”，厂内发现有明确纪年的西魏“侯义”墓进行了发掘清理，从墓室棺内墓主人头骨旁发现清理出39枚五铢钱和1枚永安五铢钱。这39枚五铢钱与以前称谓的大型隋代“置样”五铢钱相类似，直径25毫米，重量4.1克的9枚，3.8克的22枚，3.4克的8枚。时宝瑞在报道出土情况的同时认为，“侯义”墓出土的五铢钱，“它应该是西魏仿鋳的永安五铢”钱[39]。
有纪年的西魏墓出土雷同隋代“置样”五铢钱的报道，还有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991年3月在陕西省邮电学校院内清理M19西魏“谢婆仁”墓。该墓葬出土雷同隋大型五铢钱1枚，直径25毫米；同时出土墓志铭砖一块，正面刻有“大统十六年七月九日，谢婆仁铭，住在谢营中”3行18字[40]。
若上述两则出土报告没有差错的话（据知情人称，该墓考古发掘前曾被盗扰），这种过去称谓的隋代五铢钱，有可能在西魏“大统”年间已经鋳行。
王泰初在研究一批出土于西安户县的薄型“永安五铢”钱（其中夹杂有“大统五铢”钱），查阅核对资料时，发现《历代古钱图说》中所列“永平五铢”钱拓图，形制没有南北朝钱币特征，却有类似西汉五铢钱形制特点，根据咸阳西魏墓出土的五铢钱报告，以及西安户县出土的一批永安五铢钱中夹杂有《历代古钱图说》认定的西魏“大统五铢”钱认为：《历代古钱图说》所列的西魏“大统五铢”钱，应该是北魏“永平”三年鋳行的“永平五铢”钱[41]。本文作者的这一观点已被国内外一些钱币专家学者所接受，如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出版，加拿大钱币专家杜维善撰著的《五铢钱图考》一书，即将这种五铢钱列为北魏“永平五铢”钱。
1992年末，王泰初在西安发现一批新出土的隋代五铢钱形制的薄小五铢钱（形体大的直径在19毫米、重量在1.1克，小的平背，直径仅16毫米、重量仅0.6克），并发表看法：认为这批薄小五铢钱的鋳行年代在隋末，称其为“大业五铢”钱[42]。
阎福善在《陕西北宋铁钱》一文中，根据陕西近年出土的大量北宋铁钱，对北宋陕西路鋳造、流通铁钱的时间及分期进行了论述，并认为：近年出土新发现的背“汾”、“上”字铁钱，为“河东路汾州所鋳；”“陕西、四川河东三地，铁钱鋳行时间长范围广，在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加之出土资料多，且各具特点，故成为北宋铁钱的三大体系”[43]。
王景福等人报道，1992年3月间宝鸡县慕仪乡“洞坡”村旧城遗址发现一处大型古铁冶炼场，出土的铁块“据调查粗略统计，宝鸡市红光铁厂收购运走了约六百吨，被卖到收购站和乡镇企业炼铁厂的也不下一百吨，”还不包括成堆堆放在遗址周围的铁块。文章认为，“洞坡旧遗址是北宋虢县铁钱监的币材厂”[43]。
延晶平、张西宁报道：“1991年3月28日宝鸡市人民街邮电营业所盖楼施工时，离地表4米左右深地方，”出土“建炎重宝”钱树（已散），同时出土有坩埚残片、青铜块、铜残渣；并认为，“可能宝鸡市这个地方就是南宋‘建炎重宝’鋳钱遗址”[45]。
陕西省钱币学会的《眉县北宋窖藏铁钱清理报告》报道了1993年8月30日陕西省眉县城关供销社办公楼基建施工工地，出土约有4吨的北宋铁钱。文章还披露了新发现的“元丰通宝”背“铜”等大铁钱[46]。
陕西省钱币学会编著，阎福善等人主编的《两宋铁钱》、《北宋铜钱》分别于2002年、2009年出版。两书对北、南宋铁钱、北宋铜钱作了详细的版式分类，还刊载了近年发现的新品种。
3.       西夏、明、清钱币研究概况
西夏国曾在陕西建都，近年陕西有不少西夏钱币的新发现。
上世纪末，陕西横山一带出土一枚西夏“元德通宝”钱，直径24.8毫米，重量5.4克（图10）。该钱币前所未闻，几经辗转，于2007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以53.76万元成交。



同在上世纪末，陕西发现一枚西夏“天盛元宝”当十大钱（图11），据称，钱曾经流到台湾，而后西安金泉公司从香港拍卖会上买回，2010年再次出现在当年嘉德秋季拍卖会上。
明末，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李自成货币研究成为陕西钱币研究的重点之一。袁林首当其冲，对明末李自成政权的经济政策及鋳币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数篇论文。他根据鋳地及出土实物，将李自成鋳造的钱币分为西安版式、襄阳版式和北京版式，又根据各自特点，细分为若干版式；并考证“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建国之前的货币政策是‘不当差’、‘不纳粮’,建国前后先是‘追赃助饷’,以后发行小钱平抑物价，随之为解决庞大的军政开支，逐渐鋳造大钱，并开始征收各种赋税”[47]。
《黄宗义行朝录》记载：“崇祯十七年，鲁王回越，鋳大明通宝钱。”王泰初根据甘肃张掖出土罐藏数百枚“大明通宝”背“帅”钱的南辕北辙现象，发表文章对“大明通宝”背“帅”钱鋳地提出质疑，并根据大字“万历通宝”钱多出土于陕西为例，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考查“大明通宝”背“帅”钱的鋳行及鋳地[48]。



韩建武在《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10年增刊，介绍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藏的“钞版”及纸币，其中有：“金代贞祐三年（1215年）陕西东路壹拾贯交钞版”、“中统元宝交钞壹贯文省”、“至元通行宝钞贰贯”、“明代洪武年大明通行宝钞壹贯”、“清代咸丰八年（1858年）大清宝钞贰千文”、“清代咸丰四年（1854年）大清宝钞五百文”、“清代咸丰三年（1853年）户部官票壹两”、“清代同治年间（1882—1874年）‘恒升’钞版”、“清代宣统二年（1910年）陕西大清银行兑换银票壹百两”（现已知宣统期间大清银行发行了壹两、贰两、叁两、肆两、伍了、拾两、贰拾两、叁拾两、肆拾两、伍拾两、壹百两11种）、“民国‘泉秦’钞版”、“‘通惠钱号’钞版”、“‘蒋上亨造’钞版”及无号称“铜钞版”[49]。
上世纪末，西安八仙庵古玩市场曾出现原版“光绪”加盖“壬子”，“陕西官银钱号”加盖“秦丰银行”，背面加盖“中华民国秦军分政府大都督张”、“秦陇复汉军大统领”，俗称“五色龙”的“壹两”、“贰两”、“叁两”三种票面罕见纸币（此后，还发现“伍两”、“拾两”的票面币两种）。据称，这三张纸币是西安纸币收藏家渠汇川的旧藏。中国嘉德2009年春拍5115号“壹两”票面的“五色龙”纸币拍品，以23.52万元成交；中国嘉德2007年秋季拍卖会上，一张“贰两”票面的“五色龙”纸币拍品，以31.36万元拍出；北京“诚轩”2009年秋拍1278号“叁两”票面“五色龙”纸币拍品，以44.8万元成交；中国嘉德2007年春拍4071号“拾两”票面“五色龙”纸币拍品，以69.44万元成交，创出陕西纸币成交价之最。
4.     近代钱币研究概况
陕西铜元的研究比较深入，近多年发表的论文不少，基本清楚了陕西铜元的鋳造、发行与流通，其代表作有何康民的《陕西铜元综述》[50]及2012年出版的《陕西铜元》专著。
朱清华、李东对民国早期陕西发行的纸币进行了系统地实物、资料收集研究，特别是对陕西秦丰银行、陕西富秦钱局、陕西富秦银行、陕西银行、陕北地方实业银行的组建、发展，以及发行的纸币特点、版式进行了分类研究，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陕西（西部）金融·钱币专辑》多期期刊上。
陕西省钱币学会编著的《陕甘宁边区货币史》对陕西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行、流通进行了系统研究，分别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货币”、“陕北革命根据地货币”、“西北革命根据地货币”、“神府特区革命根据地货币”、“延安光华商店代用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西北农民银行币”以及人民币在陕西的发行流通情况发表了专论[51]。
1991年由陕西省钱币学会编著的《元宝图录》出版。
5.       结语
钱币研究和其它门类的科学研究一样，贵在创新，标新立异，其发展与进步在于不断刷新、修正他人甚至学术权威的理论；创新，是推动科学研究、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上述所述陕西30年来的钱币研究成果，限于个人阅历、视角、资料，难能全面，敬请读者谅解。
                            
注释：
[32]   袁林：《大泉五十的分期、私钱与冥钱》，《陕西金融·王莽钱币研究专辑》1990年增刊，33—37页。
[33]   党顺民：《从新莽钱范中看到的问题》，《陕西金融·王莽钱币研究专辑》1990年增刊，13—18页。
[34]   师小群：《陕西省博物馆所藏新莽钱范》，《陕西金融·王莽钱币研究专辑》1990年增刊，49—48页。
[35]   王泰初：《王莽末期更改币制研究》，《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011年增刊。
[36]   王泰初：《秦汉青铜质量古今折算率》、《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7年3期。
[37]   牛群生：《所谓“梁五铢”疑是北周钱》，《陕西金融·钱币专辑（7）》1987年，33—34页。
[38]   牛群生：《南朝萧梁五铢钱》，《钱币博览》2002年第四期，14—17页。
[39]   时瑞宝：《咸阳西魏墓出土的五铢铜钱》，《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88年8期。
[40]   《考古与文物》2003年1期，《陕西金融·钱币研究》2004年3期袁林、和广汉摘录。
[41]   王泰初：《永平五铢考辨》，《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8年9期。
[42]   王泰初：《西安出土薄小五铢及其断代》，《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3年1期。
[43]   阎福善：《陕西北宋铁钱》，《考古与文物》1994年5期，33—42页。
[44]   王景祥、蒋五宝、高全福：《论洞坡铁冶遗址与北宋铁钱之关系》，《陕西金融·钱币专辑24》1996年，89—90页。
[45]   延晶平、张西宁：《宝鸡市出土“建炎重宝”钱树》，《陕西金融·钱币专辑（19）》1993年，31—32页。
[46]   陕西省钱币学会：《眉县北宋窖藏铁钱清理报告》，《陕西金融·钱币专辑（22）》1994年增刊2,2—38页。
[47]   袁  林：《李自成鋳币新考》，《陕西钱币文集》2004年12月，18—33页。
[48]   王泰初：《甘肃出土罐藏大明背“帅”钱议》，《陕西金融·钱币研究》2001年2期。
[49]   韩建武：《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藏珍贵钞版及纸币》，《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10年增刊，140—149页。
[50]   何康民：《陕西铜元综述》，《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08年增刊，94—101页。（全文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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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综述，一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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