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钓鱼岛岛主盛宣怀驾到园地

好帖

    这个是伪造的，拿出来说事，也不怕小日本笑话。

慈禧太后与钓鱼台

文/马家辉
<<新周刊>>第333期



钓鱼台本来是盛宣怀家的，只不过后来被日本仔占领了。如今不管是为了家仇抑或国恨，亚视投资人王征身为盛氏家族后人，于公于私，亚视皆应严正谴责日本仔。


　　香港的亚洲电视台前两年有台商入股，今年则再有沪商入股，但台沪两方老板之间常有矛盾，令员工身处夹缝，感受到莫大压力。

　　前两天我在路上偶遇该台高层某某。刚好他手机响起，接了，用广东腔说着普通话，收线时还夸张地用半咸淡的上海话说句“谢谢侬”，收起手机后，脸露得意之情。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特区当上海。

　　我忍不住调侃他两句，说道：挣钱不易呀老兄，半年前要努力学讲台腔国语，半年后忽然要讲沪式普通话，服侍两边老板，左右做人难。唯有将之当作资源增值的大好机会，学多几种方言亦是好。

　　高层耸肩苦笑，没回应，不方便回应。我索性跟进调侃说，你其实应该立即回去跟上海老板说，电视台不妨打铁趁热，大力炒作钓鱼台（即钓鱼岛，港台地区称钓鱼台）争议。因为，你老板不是自称盛宣怀家族成员吗？他应该知道，钓鱼台本来是盛家的，只不过后来被日本仔占领了。如今不管是为了家仇抑或国恨，他所控制的电视台皆应严正谴责日本仔。你老板更该以“钓鱼台前主人家族成员”身份带着全台上下500位员工到日本驻港领事馆抗议。高层一脸茫然, 不知我在说什么。我也懒得解释了，寒暄几句，转身便走。

　　其实故事是这样的：话说1971年10月29日，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包括杨振宁在内的几位华人教授出席发言，另有一位徐逸女士也出席。她不仅来了，还向在场数百人展示一份家传的慈禧太后诏谕，说明钓鱼台本为盛宣怀家族的御赐封地。该诏书乃一块棕红色缎布，长约59厘米，宽约31厘米，上方正中盖有“慈禧皇太后之宝”大印，印为朱色，四方形，边长11 厘米。

　　盛宣怀跟徐逸有何关系？原来徐逸本名盛毓真，父亲是盛恩颐，字泽臣，是盛宣怀次子。她从小被过继予台湾名门徐家为女儿，乃改姓换名，70年代还曾当上国民党治下的国民大会代表。那份诏书由慈禧太后赐给盛宣怀, 再由盛宣怀传给盛恩颐，又由盛恩颐于40年代传给徐逸。当徐逸在听证会上细述前尘旧事, 如同打开了传说中的月光宝盒，时间如风在洋人眼前铺展出一则历史传奇，令所有人听得目瞪口呆。

　　慈禧为什么把钓鱼台赐给盛宣怀？动机其实既是为了奖赏对方，亦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话说当年慈禧太后常患风湿，骨节疼痛难以成眠，群医无策，最后由盛宣怀家族开办的广仁堂献上奇药。老佛爷吃了，好了，乃高兴得问长问短，问出了药材中有来自钓鱼台的海芙蓉，聪明的她索性把岛送给盛宣怀，让他的药材能够长采长有，让她自己能够想吃药就有药吃。

　　那份诏书是这样写的：“皇太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外海的钓鱼岛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颁病，殊堪嘉许，即将该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三小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代采药之用，其深体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光绪十九年十月。”

　　诏书一直被盛恩颐珍藏，他于40年代末将之寄到台湾予女儿徐逸，并附《钓鱼台地理图说》等资料，在信里指明：“慈禧将此三岛赠予汝祖父作为采药之用，诏谕犹在家中，是吾家物也。家中并有图说。兹寄予汝，望汝能得前往一看，但如有危险，则不可往。余病已深，非药物所能治，念汝远离未必能再见面，留此信印为遗嘱。”徐逸后来没去过钓鱼台，但盛家有一位叫做盛承楠的子侄去了，还于1960年9月9日在台湾《大华晚报》发表《钓鱼台列屿采药记》文章详记其事，日本人没找他麻烦，所以他没有高调保钓。

　　面对今天的保钓运动，不管是为己或为国，盛家真得出点力了。王征先生（亚视投资人）借香港地利之便，以盛家成员身份租船出海保钓一番，一来宣示主权以争国威，二来怀旧凭吊以祭远祖，漪欤盛哉，何乐不为？

盛宣懷孫女盛毓真，生於一九一七年，十九歲大學畢業後任中學校長，嫁北京某高級警官，又因當年徐淑希大使收為義女，改名「徐逸」。民國卅五年當選北京市參議員，被推舉為北京婦女界代表。
　　
　　卅六年徐逸來臺，寫信通知父親盛恩頤，盛恩頤回信時，也將聖旨和釣魚台地理圖寄來，要徐逸隨時就近去看。盛恩頤並撰寫地理圖說，說明盛家與釣魚台的關係背景，雖未積極管理，卻提到釣魚台是北臺灣漁民往來棲息之地，且相關檔案已悉數捐上海交大，即盛宣懷手創的南洋公學。
　　
　　後來，徐逸任國大代表，轉而赴美定居。保釣事件後回國，接受中外雜誌訪問報導，出版「釣魚台面面觀─世界最大油田之爭」，內容敘述釣魚台與盛家的關係。各種刊物報導極多，香港也有書籍專門介紹。黃祖蔭印象中當年有消息指出，徐逸已將那一份聖旨捐給內政部。
　　
　　黃祖蔭說，還有一份文件值得注意。當年保釣風波中，徐逸曾進入美國參議院作證發言，提出祖父受皇帝贈封土地的文件，獲美國參議院認同，列入美國第九十二屆國會第一次會議記錄，錄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九日出版的第一一七卷一六九期國會記錄一七九六九頁。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和國務院據國會記錄，認可徐逸女士對釣魚台的所有權，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由法律顧問Robert Morris致徐女士函為證。
　　
　　黃祖蔭說，手中還有民國五十九年基隆龍門工程公司在釣魚台開闢港口的新聞圖片，島上有兩座工寮、一座媽祖廟，也有臺灣人登陸釣魚台島拍攝的照片，島上更有青天白日國旗，與「蔣總統萬歲」標語。現在國旗和地上物都被日本人破壞，標語也被塗掉了。

1972年，当中日关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成为敏感话题时，盛家也被卷了进去，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自称是盛老四与一美国人生的女儿。她自称“盛毓真”，并且拿出一张慈禧太后的“手谕”，说是当年慈禧太后患湿气症，盛宣怀进上一种药，名“石芙蓉”，慈禧太后用后果真有效，便问是从哪儿采来的。盛答是台湾以东的小岛子“钓鱼岛”上所产。于是慈禧非常高兴，提笔写下“手谕”，将钓鱼岛“赐”给了盛宣怀……


这张“慈禧手谕”的出现，顿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美国的中文报刊及港台地区的新闻媒介，一时沸沸扬扬，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记者们到处寻访盛家的后代，盛家几乎所有“毓”字辈的人都被采访过。当然，热闹的中心是“盛毓真”，她声称对于钓鱼岛拥有所有权，因为她说这张“手谕”是她的父亲在临死之前，托人辗转带到美国交给她的。国内的《参考消息》报于1972年4月也转载了香港报刊的有关报道，于是盛家的故事又与钓鱼岛问题扯到了一起，更增添了一层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

对于此事，盛家在大陆的子孙也非常起劲。这也很自然，因为大家都有一颗爱国心，按逻辑推理，既然慈禧太后把钓鱼岛赐给了盛家，那岂不是说明在清末钓鱼岛就已经有了归属吗？既然如此，那么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还用得着说吗？于是，大家把这张“手谕”的复印件传来传去，事情被弄得像真的似的。
然而这毕竟是一场骗局，是一般善良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国际笑话！
当初“手谕”面世时，原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尚在世。他在50年代曾亲自把800包“盛档”资料从盛公祠接收到上海图书馆。后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夏东元先生，为撰写《盛宣怀传》，在顾廷龙馆长的帮助下，成年累月地“泡”在“盛档”资料里。他们当即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认为此“手谕” 是假的，主要依据是上面的日期和称呼与盛宣怀当时的头衔不符。“手谕”所载的盛宣怀的头衔是太常寺正卿，时间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比盛宣怀实际被任命的时间早了3年。事实上，盛宣怀是在1896年被任命为太常寺少卿的，而非“正卿”，这就露出了最重要的“马脚”，说明作伪者连盛宣怀的履历还未弄清楚呢！然而鉴于当时的国际舆论，因为此事与该岛的归属问题客观上已扯在了一起，所以顾老和夏老就没有对外发表文章谈自己的看法。
尽管大陆学者不吭声，台湾学者却也看出了破绽。一位教授发表文章说，慈禧太后在那个时间早已不用那两枚图章了，那两枚章的款式是慈禧早些年使用的，据此可以判断“手谕”是假的。
这么一来，更忙坏了那些新闻媒体的记者，“主攻”对象当然仍是盛家后代。而盛家后代年轻的多，年老的少，一时也莫衷一是，说什么的都有。
在东京的盛家毓字辈大哥、二哥(毓邮、毓度)算年纪大的了，也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父亲还跟美国人生过孩子，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家传的“慈禧手谕”。对于这位似乎从天上掉下来的“毓真妹妹”，他们是认也不好，不认也不好。因为当时的舆论已造成了一种定式，似乎是承认了她就是承认了钓鱼岛属中国，就是爱国，而不承认就似乎不爱国。在台湾的盛岫云、马芳踪夫妇明知事情是假的，只好采取躲避政策。然而当“盛毓真” 拿出当年“爹爹去世之前给我的一封信”时，他们全明白了：不仅字迹是假的，里面的称呼、内容、落款全都不对头！最大的“马脚”是写信的时间居然在盛老四已去世两年后的1960年，岂不叫人笑掉大牙！他们由此怀疑，持有这样一封假的“爹爹遗嘱”的人，能拿得出真的“慈禧手谕”吗？

看看

原来，“盛毓真”名徐逸，本在美国生活，很不得意，后来到了台湾，说是来“寻根”的，找到了盛家的人，并把“慈禧手谕”交给了台湾当局。她说，她的母亲生下她后，嫁给了一个姓徐的，所以她名叫徐逸。在“慈禧手谕”的假象被层层剥去后，舆论界大哗，徐逸慌了手脚，就跑到东京，去做两位老大哥的工作。她对毓邮的太太任芷芳说：“等我把事情(钓鱼岛事)搞定了，我们就都‘发’了，到那时你也不用辛辛苦苦地开饭店了……”这等于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意思是请你们帮帮忙，帮我把此事弄假成真，将来我们都可以发大财。说此话的时候，天并不怎么冷，徐逸却已经皮大衣裹身了，而那大衣的衬里已破烂不堪，有的地方丝丝缕缕地露在衣外了。一双鞋也不合适，走不多远就脚疼，即便是在百货公司里，她也会把鞋子一甩，赤脚站在大堂里……这些都令盛家人感到很不对“味”。
“钓鱼岛事件”后来发展到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的地步，徐逸的“慈禧手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场骗局真是丢尽了盛家的脸，居然国际舆论也被她骗得团团转。在盛氏家族中，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能证明徐逸是盛老四(盛恩颐)的女儿，一切都是由她自己说的。所以不少盛氏子弟认为，她是借着盛家的名望和钓鱼岛问题的争端而蓄谋行骗的坏人。
那年初夏我在毓老家中访谈，自然少不了关于“手谕”的话题。毓老说：“假如真有这么张‘手谕’，无论轮到谁头上，也决不会轮到她头上。我在家里是老大，家里大事是从来不瞒我的，况且我从来就没听说有这么回事。关于那张‘手谕’的真伪，我不是历史学家，所以说不出意见。然而那封所谓的我爹爹写给她的信，确确实实是假的！”
值得庆幸的是，徐逸前几年在台湾死了。毓老夫妇说：“她还好死了，如果不死，还不知要闹出多少大笑话来呢！”

《（<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简称《海国记》）原件被发现后，亦因其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证据价值与宣传价值，被广大专家和媒体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英文《中国日报》、香港《文汇报》、《参考消息》、台湾《国文天地》杂志等报刊都发表了相关的研究和评价文章，例如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傅璇琮教授，在10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称赞《海国记》的发现是“文学史、史料学上的重大成果”，认为其原件“谓之当代和氏璧，亦应该不为过。”同时还评价其原件“古代著名书法家手迹、传世经典佚文与‘钓鱼台（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重要历史信息，在一部古籍中三位一体，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艺术性、文献性与文物性结合得这样完美，我感觉，这有点似天工巧合，人间奇迹，十分难得。”
　　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司原司长鹿守本教授，对海洋管理有深入研究，他评论道：“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查已知文献，《海国记》原件是（有手翰留下的）古代名人于1840年以前亲笔书写有‘钓鱼台’或‘钓鱼岛’三个字，唯一流传至今的墨迹。此古代名人真迹孤本，对钓鱼岛的影响与意义必将深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金灿荣教授研究后认定：“由于中日两方都没有真正占领钓鱼岛，因此‘有效占领’这些国际法原则就无法作为法理上的依据。反而是‘先占’的历史依据变成两国对其进行主权争夺的主要依据。（新发现的历史文献）《（〈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就会增强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谈判地位。新文献的发现不只是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又一个力证，其实它对中日文化交流、中国当时的海外认识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 ”

　　台湾中华保钓协会的专家，认为《海国记》可作为保钓宣传材料之一，并于2010年6月28日，致函收藏者予以确认。还有港澳全国政协委员上书全国政协，建议政协督促国家有关部门将《海国记》“作为珍贵典籍或历史档案入藏，或采取其他有效保护措施，以确保该‘证据’的安全”。
　　从上述专家的鲜明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海国记》原件不但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是“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又一个力证”，还是“保钓宣传材料之一”。《海国记》原件价值的多重性，使得其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交相辉映，相互补充。无疑，它应该能成就古籍文献界的一个“当代和氏璧”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