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藏品：闽南珍币NGC-XF漳州军饷银饼（臆造）

1844年福建漳州军饷足纹通行银饼一枚，叠打，臆造？
漳州军饷是鸦片战争时期的银元，形制效仿当时的台湾军饷样式，系军需所铸，但英军入侵后大肆掳掠，漳州军饷遭逢劫难，因此，很快从流通界消失，留存数量极稀。能进盒子的、币面无硬戳记的更少。同时，此币要比袁像共和、飞龙、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军阀币年代更早、存世量更少、性价比更高。

“漳州军饷>成功”银饼是我国早期自制的银币，铸地在福建漳州，对于这一点钱币界无异议。但其铸造时间却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正因为如此，给“漳州军饷>成功”银饼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加上目前存世量较少，使得许多钱币收藏者对其情有独钟，苦苦求索。于是一些假的“漳州军饷>成功”银饼现身于市场，而且价格不菲，使得许多人上当受骗。其辨伪要点如下：
　　一、银饼真品的文字古拙尖细，“漳州军饷”4字皆为繁体，“漳”字的右下部“早”写作“卓”，“漳”和“军”的横笔左边起笔都往上翘，“军”字下部的横笔左方有一小开叉。这些笔画细节有的造假者还没完全掌握，因而露出破绽。
　　二、由于银饼铸模上的字是固定的，故正面“漳州军饷”、花押和背面“足纹通行”文字的排列位置和间隔距离是固定的，无论是铸在偏左偏右或偏上偏下，这几个字的大小、距离和间隔是一样的。而造假者是在加工好的银饼上再贴上字，所以间隔距离走样，只要发现字的大小间隔不对，便可断定为假品无疑。
　　三、银饼正面花押的笔画一气呵成，蜿蜒流畅，有很自然的磨损敲击的痕迹。假币则生硬牵强，笔画的顺序粗细不匀称自然。
　　四、银饼的正面有一些不规则的水草纹，数量不等。有的在银饼的上部，有的在下部，有的清晰，有的较模糊。水草纹是该银饼的一个特征，可作为辨伪参考之一。
　　五、银饼背面“足纹通行”4字，“足纹”在上为横书，“通行”在下为竖书，文字肥大古拙。背面的币面平滑有光泽，即使是受到外部撞击或碰伤，仍不失原有的银光，除非受到严重的腐蚀。这种自然光泽是造假者难于伪造的。
　　六、银饼的边道为锁壳纹边，这种边道是很有特色的。由于传世品的边道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有的边纹已断断续续，但仍依稀可见。假的银饼边道一般很完整。笔者曾看过一枚较逼真的银饼伪品，边道完整，据说是用很细长的银线焊贴上去的，几可乱真。但正是因为过度完美，反而弄巧成拙。
　　七、有相当多的银饼正面花押的右边有一凸点，据说是代表某一标志建筑物。但也有的银饼变成一小片凸面，有人说是铸模的破损造成。如银饼缺少这一特征，就需要认真对待。
　　八、银饼的正反面往往被打上很多印戳，有的是文字，如“光”“吉”等，有的是圆圈或不规则的符号，这些都是银饼在流通中一些银楼店铺打下的印记，表示对其成色经过验讫。这些印戳记号，为我们辨析真伪增加了一条依据。尽管造假者也可以制造印戳记号，但只要将伪品放在开水中浸泡，用牙签划一划那些印戳记号，马上就会露出新的痕迹。
　　九、对“漳州军饷‘成功”银饼的外观鉴别也是很重要的，真银饼上面有很自然的磨损痕迹，有一层很自然的色浆，有的地方还会露出温润的银光。而伪品为了逼真，将造好的银饼用火烧得黑糊糊的，以掩盖造假的痕迹。另外，每枚银饼的大小和重量相差较大，因为“漳州军饷”是我国早期自铸的银饼，不如机制银币那么规整。

清末和民国初期，造币工厂的生产任务并不饱满，生产时续时停，加上厂里的管理制度不严，有些职工在停工时戏作了一些银币，用不同的钢模正背二面合成另一种异品银币。或用同一种正面银模合成异品银币，像民国3年的袁世凯头像，&127;正背二面都是头像，就是用正面钢模合成的。影响最大的是高帽袁世凯大飞龙币，正面采用袁世凯共和纪念币，背面采用新雕的大飞龙钢模，合成后成了赫赫有名而又很稀少的大飞龙银元。其它还有大清一元、北洋一元等很多戏作品银币。
戏作品银币制造量稀少，制作精美又是从国家造币厂生产出来的，并与其它钱币同样在社会上流通，所以，此种币属于真币，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广大钱币收藏家们都想得到此类钱币。
　　臆造品银元从民国中期开始，一直到现在还继续臆造。随着收藏热的掀起，每个时期专营钱币买卖的钱商，其中有些人为了牟取暴利，挖空心思设计荒诞的图案，投合收藏家的猎奇心态，伪造出奇品来欺骗收藏家，另一种是利用收藏家配齐成套的心理，伪造者从真品上借鉴图案和文字，加以改动，翻出新式样。在当前又出现了臆造品的现代仿制品，其中有凤图一元呈样银元，有同治恭进银元，乙酉慈禧凤币等。以上几种臆造品或现代仿制品！

臆造币在钱币市场全线大涨的情形下，其本身的潜在的价值和相对稀少的市场保有量，正在得到收藏者的理解和青睐，相信很快其价值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将真正体现臆造币本身的价值和潜在巨大的升值空间！

摘自《古都收藏》作者麦收发表于2010年8月27日
（银圆)私铸与臆造之间的区别
《收藏》2007年第5期刊登了冯飞龙先生《怎样识别臆造币》一文。我觉得既是教人怎样识别臆造币，应当每种币都包括。但该文只说了银币，而且里面的某些观点我也不敢苟同。 冯文中臆造币基本特征一，无非只是说“纹银壹两”“上海壹两”“中外通宝”这三种银币是臆造币而已。其实这三种银币都是香港造币厂营运期间试图开拓中国市场的三次尝试结果。钱币大师邬德华为研究“上海壹两”银币，在1929年亲至北京英国使馆寻找档案，但被告知所有文件均于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被送回英国。后来他在1934年取得英国外交部许可，于1936年委请一位曾居住上海的女士多次赴英国公务档案室，查阅50份以上的文件后将相关的资料影印转交邬氏。

1937年邬氏以《上海的硬币》一文发表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杂志》上。现在这些档案应该还在英国公务档案室，有能力的人士可以去查一下看是否为编造的故事。至于“中外通宝”银币，据所知是“上海壹两”银币未被采纳后，驻北京英国公使馆汉务参赞威妥玛(T．F．Wade)向香港造币厂厂长建议，重新设计能为中国政府接受的图案，并手绘草图，该建议副本也曾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协助推动。银币模具由英国皇家造币厂在1867年底至1868年初之间制成后再送香港，但香港造币厂已决定关闭而不了了之。原香港造币厂厂长乾打(Kinder)去世后，其家人将模具和样币在1888年交英国皇家造币厂博物馆收藏。可见无国号和无帝号、无满文、无英文的不一定是臆造币。再说清代的银币中，无国号、无帝号、无满文、无英文的还有“漳州军饷”“四川卢比”等银币(见图)。冯文中臆造币基本特征二：“汉文字体粗劣难看”，我觉得用在中国正式发行的钱币是对的。但殖民地、外国和中国地方发行的一些钱币强行用此标准就不对了。

再如冯文中臆造币基本特征三所举例的奉天库平银一两，最早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04年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的中国收藏品展览会上，以后便匿迹数十年，20世纪50年代初复现于香港，著名钱币收藏家张璜先生得到此币的图样资料后送马定祥先生判定真假，马老确认此币确为真品，后被耿爱德购得。1971～1972年耿爱德藏品先后三次在美国拍卖，其大部分藏品包括这枚奉天癸卯库平银一两银币被耿德曼(犹太人，又译古德曼)拍得。1991年6月耿德曼将其藏品全部在美国加州拍卖。台湾收藏家张秀清先生为使国宝级文物回国，委托陈吉茂先生决心以50万美元购买，后来拍到17万美元时落槌，加上10％的手续费，共18.7万美元购得此银币。后被张秀清先生捐赠给台湾鸿禧美术馆作公开展出，是流传有绪的孤品。由于中国早期机制币许多资料轶失，造成不少未解之谜，但不能就此武断地认为奉天库平银一两银币是臆造币。

至于基本特征五：“都是不具备委托，接受制币合约的原始档案资料。甚至连其省份的造币厂都没有建立，或是旧厂还没有一台新式造币机器”。我觉得只能说明没有发行成功或由其他厂代制，没有发行成功的样币是有可能制出来的。代制之事现在也有，如2000年发行的彩银“龙凤呈祥”是由瑞士造币厂代铸的。实际上冯文中所列举的陕西、浙江、湖南三省银币都是当时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代铸的样币。后来因清廷拟整顿币制，上谕不准再设局鼓铸，所以都无发行流通。冯文中说美国人编写的《伯明翰造币厂史》把境外臆造币与仿造币全部编进书中。据我所知，作者史威尼经过10年研究后，亲赴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在伯明翰厂前任及当任董事长的帮助下得以见到许多档案资料，又在英国皇家造币厂博物馆馆长(Graham Dycr)和其他几位英国钱币学家的支援下完成此书，然后由伯明翰造币厂出版。1979年台湾著名收藏家徐炳坚先生去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参观，他实地目睹后对珍贵银币方面的资料进行了记述：“陕西省造、湖南省造及广东省造七钱三分等银币，均系该厂制作之品，上列三套银币，均有完整的三套悬挂于该厂厂长办公室。”盖当时中国无机制设备，必须依*外国才行。所以，同一家工厂代铸的银币，难免会产生不同省份却有如此相同的工艺、相同的风格。到后来各省买了机器，请了技师才形成各自的风格。这几种银币都是样币，坊间流传的均为赝币。

要辨别是否为臆造币，我觉得要熟悉掌握政治史、经济史、货币发展史、各时期的书法特点和金石学知识，还要考古发现才行。现在我就浅说一下臆造币的几种类型。
一、违背历史的。如解放前四川等地曾臆造过一批明代长方形银锭，上有阳文“正德年制，平倭饷银”。但明代倭寇为患，以嘉靖中叶后为最剧。正德年间倭寇还无犯境，何来平倭饷银?
二、至于说到“移花接木，改头换面，拼凑合一”。如被钱币大师马定祥提到的旧上海钱币商平某根据“吉林五十分”的图样臆造出一批“吉林库平三钱六分”银币，至今还有人视为珍品，网上还有拍卖，真是误人太深。
三、史料上记载有发行的货币，但因未见实物，后人凭空臆造，后被考古发现证实是臆造币的。如《金史》中所载的承安宝货，旧谱曾载有几种拓图，均为真书顺读的方孔铜钱。
1981年9月，黑龙江省人民银行清理各地市县银行收兑的金银中，发现了四枚马鞍形的银铤，每枚重59克左右，均镌有“承安宝货一两半”等文字及押记。当时国内有的专家学者曾对其真实性和可*性提出过质疑。1985年8月，在阿城县杨树乡一座叫“转山子”的小山南坡上又出土了一枚“承安宝货一两半”银铤。其形制、重量、成色、字迹、库部押记均与前四枚相同，当属同时期的同种银铤。从而证实旧谱和传世品中方孔铜钱均为臆造品。
四、臆造年份。如川陕省苏维埃壹圆银币1933年版。虽然红四方面军1933年已进入川北并建立川陕根据地，但川陕省苏维埃壹圆银币只有在1934年才正式发行。1935年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货币停止发行。据马传德考证为四川成都萧某在40年代中期袭用1934年版银币伪造。
五、凭空臆造。1994年在香港钱币展销会上拍卖的“1934年闽浙赣省苏维埃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临时军用币”为旧上海麒麟钱币社根据当时的情况凭空臆造的。
要识别臆造币，我觉得必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结合最新考古资料才能吹尽黄沙始见金。如果不作深入研究，就武断下结论，这种态度是十分不严谨的。

私铸币与臆造币之区别

私铸币和臆造币说到底都是私铸，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追求利益。目标虽然相同，做法却不一样，这就形成了私铸币和臆造币的明显区别。


一、私铸币是为了在材料上赚取利益，臆造币是为追求新奇的藏家刻意打造。
二、私铸币铸造量一般较大而臆造币铸造量一般较少。
三、私铸币多仿当时的流通钱币铸造，臆造币则自己创新或借鉴某种钱币图案加以改头换面以达到新奇的目的。


下面分别对上述三个要点进行概要叙述。

历史上私铸币从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私铸币的特点是按本国或邻国正式铸行的钱币为样板，铸造较小、较轻薄的钱币以图赚取剩余金属的价值。因此才有了汉武帝严厉禁止私铸，推行统一的上林三官五銖这段历史。
事实上私铸钱币历朝历代皆有，屡禁不止就是由于私铸钱币有利可图。近代机制币的私铸币较早可查的是19世纪民间仿造墨西哥和西班牙银元，当时各地仿铸的被称之为“广板、福板、苏板”等等。私铸这些银币的目的主要是1）参与流通；2）从降低含银量来获取有价值的金属银，这也是直接的利益。民国时期则仿造袁大头等银币，有的是降低含银量甚至采用非银的合金铸造后镀银，有的是采用夹心、挖补等方式获取银。
臆造币则不然。由于铸造臆造币的目的不是参与流通和赚取剩余银两，而是以猎奇的方式高价出售给藏家，银价在臆造币的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不大，所以臆造币的含银量不一定很低，常常是足银而且不减重。


其二，由于私铸币铸造的目的是参与流通和赚取银两所以铸造量一般较大，相对的来说是“薄利多销”，铸量少了赚不到钱收不回铸造成本。
臆造币则不然。臆造币的销售对象是那些有闲钱又追求新奇的藏家，价格可以卖的很高，只要有少量推销成功就可以收回成本甚至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特别是，如果臆造币做多了就不新奇了，反而卖不上价格，又容易露出马脚。


其三，私铸币为了便于流通（便于流通才能便于大量仿造），往往选择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来仿造，不起突兀，以人们习以为常的形式出现，这样才有利于从大量铸造中谋取利益。
臆造币的铸造不是为了参与流通，往往以不为人们熟知的面目出现。他们的制造者基于当时的环境或自己对历史的认识，或自我创新，或画蛇添足，比如“慈禧太后人面像银币”、“张勋复辟纪念币”，“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临时军用币”等等。这些臆造币往往在市场上出现的数量少，范围小，他们的铸造背景和流出过程等等几乎不为人知。这样的臆造币蒙一个算一个，蒙不了几个成本就回来了。
也有少数臆造币进入了流通渠道，这本不是臆造币的始作俑者的本意。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收藏者放弃了他的收藏或造假者没能成功地推销出去只好*价卖了。如果这个臆造币的含银量足够的话，外界可能把它当做代币使用，参与流通。但这已经不是原本铸造臆造币的目的了。私铸和臆造最大的不同是,　私铸是流通币,　是"钱",　真正的钱.　臆造币不是"钱",　是工艺品.个人以为，私铸币与臆造币其根本的区别就在以上三点。

以上均摘自网络。

呵呵

保留意见，不看好，愚见，勿怪

感觉以前龙网发的那几枚要开门点

　　“漳州军饷”银币(亦称银饼)三种版别：
　　第一种，正面三分之一有奇上端横铸“漳州军饷”四字(从右向左读，以下同)，下面有草书“”合书签字，俗称“左”签字，另有一说漳州民间称为“郑成功大元”，背面上端横镌“足纹”，下端竖镌“通行”各二字，边锁壳纹，为形状，重27.0克，成色98%，径40.8毫米。这种币上有不少钤记凿痕，是曾经通行于市的烙印。
　　第二种，正面三分之一横列“漳州军饷”四字，下面有草书“”合书签字，俗称“曾”签字，背面上端三分之一弱横镌“足纹”，下端直铸“通行”各二字，边斜纹，为形状，重13.0克，成色98%，径31.2毫米。
　　第三种，正面上半横铸“军饷”二字(无“漳州”字样)，下半为连书“”签字花押，俗称谨慎签字，花押上端左右各有一个十字形花，没有心；背面上端横列“足纹”，下端竖刻“通行”各二字。左右亦各有一个无心的十字花星。重27.0克，成色91%，径37.7毫米。据《关于漳州军饷》一文中记述：“钱币业中有人在1925年前后到漳州，收到有地名漳州军饷2枚，两种花押都有”。“可是在台湾发现的‘漳州军饷’银币却比在漳州发现的为多，特别是‘谨慎’军饷，漳州没有发现，而台湾却比较多。”
　　因上述三种漳州军饷银币币面无纪年，花押叠写，且各不相同，均不易辨识，又缺权威文献可供查考，对其铸造背景、年代还有赖于进一步发掘漳、台一带的详细历史资料，才能确定。所以对此银币探讨，历来钱币学者及货币史专家众说纷纭，乃无定论，成为闽钱中一个悬案。但有如下几种说法。
　　其一，多数人根据英人威廉牟士于咸丰五年(1855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通商手册》一书记载，认为“左”签字或称郑成功大元是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漳州铸造的军饷银币，因为是年漳州清军准备攻打占据(1841年8月底起)厦门的英国侵略军。《漳州军饷银元铸造年代探讨》记述：“两年前笔者间遇见两枚刚出土的所谓“曾”签字银币，经查问确系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的墓葬品。从这一发现，可以断定以上两种(‘左’及‘曾’签字)漳州军饷银元铸造年代的下限，当在同治年间以前，而不是同治三、四年(1864年、1865年)所铸。”还记载…“选择漳州这个中心地点做为筹措军需供配地，进行临时造币发饷，是有一定根据。这期间正是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41年—1844年)，漳州军饷的铸造形式与这个时期台湾铸造的寿星银币(有‘足纹’字样)、‘谨慎’银币(只有“军饷”字样)相似，所以漳州军饷应该是属于同一时期铸造的银币。”
　　其二，对俗称“左”签字银币，郭沫若于1962年11月16日到厦门参观郑成功纪念馆后，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1、2期)上发表考据文章，认为“漳州军饷”是清顺治年间郑成功活动于漳州时所铸。对此，题了一首五绝：“故垒想雄风，海天一望中，漳州军饷在，二字署成功”。
　　其三，有人认为是乾隆年间漳州出兵镇压台湾林爽文(原籍漳州府平和县，乾隆五十一年即1786年在台湾彰化县，因反抗台湾官吏异常贪劣而起事)起义时所铸。

漳州军饷之谜



来源： | 作者：●陈阿泉　2008.1.3



　　
　　著名的漳州军饷，正面上方刊写“漳州军饷”4字，下方叠写花押，背面上方横写“足纹”二字，下方直书“通行”二字。说它珍，因为它的铸造年代与花押书无明载，至今悬而未决，传世甚少。
　　最初著录漳州军饷并提到其铸造年份的是1939年蒋仲川、王宋谦合著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该书说斜边纹的一种花押是“曾”字，系曾国葵在同治三年平定漳州地区的太平军后所铸；锁壳纹边的一种花押是“左”字，为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四年克漳州后所铸。
　　解放后，漳州有一爱国人士曾捐献这样的银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自鉴定，称了银圆的重量：七钱二分。
　　又查，辨认出银圆的花押分别是由“朱成功”、“国姓大木”叠写组成，“大木”是郑成功的号。郭老高兴地称这是我国最早铸造的银币。这一考证，否定了中国自制银币始于清道光年间的说法，把中国制币的历史推前了近200年。
　　由于没有确凿史料，该花押为何人，在钱币学界争议颇大；而郭老的见解与我国铸造银圆的历史不相符合，仍有需商榷之处。较多人认为，漳州军饷铸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花押文字一是“为七十四”或“为七钱四”，即纪重。早在咸丰五年（1855年），英国人威廉牟士在《中国通商手册》中提到：“靠近厦门的漳州，在1844年也曾试铸过银圆，最初发行的重量是七钱四分，但很快就减轻百分之五，而且完全从流通中消失。”威廉牟士并未说明漳州试铸是何种银圆，且记载的重量与漳州军饷产重七钱二分也有矛盾。
　　后来耿爱德的《中国货币论》则说，漳州试铸的银圆即漳州军饷。持这种意见的人还有一个推测：漳州军饷台湾有过出土，其铸造很可能与1844年清政府镇压台湾洪协、郭崇文起义的军事行动有关。这些推理难以令人完全信服。
　　钱币专家马定祥则主张，漳州军饷是1841年鸦片战争时的银圆。福建漳州铸造此币原作军饷发行，但英军入侵后大肆掳掠，漳州军饷遭逢劫难，因此很快从流通界消失。花押文字是祥瑞之语，一为“如意吉利”，一为“成功”，应与当时民俗有关。
　　军饷是军队里所发出来的，大概同军事行动有缘。据记载，在乾隆时期即已允许银匠仿照洋钱铸造银币，所以军饷上面的花押重要性不宜夸大。笔者认为，花押有可能是临时由工匠应付的签名。这些银匠滥竽充数，钱文非行非草，乃是采用了滥觞于李唐、盛行于咸丰年间、少章法的“道教符仔体”，类同于“户部官票”、“大清宝钞”或“私人商号取货券”左下角的花押字。这样做既为了防伪，又为了保证成色，以便追查。
　　至于锁壳纹军饷花押，与其说成是“左”、“朱成功”、“成功”等合书，倒不如说是“朱盛铺”字更为确切；而斜边纹军饷的花押，与其说成是“曾”、“国姓大木”、“为七十四”、“为七钱四”、“如意吉利”等合书，倒不如说是“陈为国”匠名妥帖。这是银两向银饼过渡、银饼仿效银两的做法，在银饼上铭刻自己的名记，以表示对其质量负责。(247)

闽南珍币—漳州军饷




所谓漳州军饷，正面上方刊写“漳州军饷”四字，下方叠写花押；背面上方横写“足纹”二字，下方直书“通行”二字；说它珍，因为它的铸造年代与花押书无明载，传世至今寥若晨星。
　　在制作方面似银饼，如以“漳”字区分，可分为两种版别：一种直径３７毫米，“漳州”的“漳”字中间作“申”状（如图１）；另一种径略大而薄（直径３９毫米），“漳”字中间作“曰”状（如图２）。两者的边饰也不同，“申”漳饷是锁壳纹（也称不断线）；“曰”漳饷是斜边纹（麻绳纹），前者重量为２６．７克，后者重量为２７．０克。无纪年、无纪重。军饷的花押因叠写难辨识，以致对它铸造年代及其他的考释有种种揣测附会，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最初著录漳州军饷而提到它的铸造年份的是１９３９年蒋仲川、王宋谦合著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该书说斜边纹的一种花押是曾字，是曾国荃在同治三年平定漳州地区的太平军后铸的。锁壳纹边的一种花押是左字，是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四年克服漳州后所铸的，蒋仲川是袁世凯的外孙女婿，他本人也是军界中人，也许是根据军界中的传闻，并非杜撰。只因对两种花押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所以他的整个说法使人怀疑，然而也没有人提出新的说法，因而在钱币学界很多书籍仍用“曾签字”“左签字”来代表那两种银元①。
　　解放后漳州有一爱国人士曾捐献过这样的银元，现存于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当即引起了考古界的关注，惊动了当时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他亲自鉴定了银元，称了银元的重量：七钱二分，又翻阅了有关资料，辨认此银元的花押分别是由“朱成功”、“国姓大木”叠写组成。郑成功早年曾受明皇器重，赐姓“朱”，“大木”是郑成功的号。郭老高兴地说：“这是宝贝，是我国最早铸造的银币。”并在１９６３年《历史研究》第一期撰文，发表了《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第二期又有郭老的《再谈有关郑成功银币的一些问题》。由于没有确凿史料，该花押为何人，在钱币学界争议颇大，因为这些推理既难以令人置信，又与我国铸造银元的历史不相符合。较多人认为，漳州军饷铸于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花押文字一是“为七十四”或“为七钱四”是纪重量。早在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卫三畏的《中国通商手册》作过如下记载：“靠近厦门的漳州，在１８４４年也曾试铸过银元，最初发行的重量是七钱四分，但很快就减轻百分之五，而且完全从流通中消失了。”后来耿爱德《中国货币论》则说，漳州试铸的银元即漳州军饷。持这种意见的人还有一个推测，漳州军饷在台湾有过出土，它的铸造很可能与１８４４年清政府镇压台湾洪协、郭崇文起义的军事行动有联系。这种见解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卫三畏并未说明漳州试铸的是何种银元，耿爱德的说法也缺乏依据。此外，漳州军饷实重七钱二分，同记载也发生矛盾。
　　钱币专家马定祥主张，漳州军饷是１８４１年鸦片战争时的银元。福建漳州铸造此币原作军饷发行，但英军入侵后大肆掳掠，漳州军饷遭逢劫难，因此很快从流通界消失。花押文字是祥瑞之语，一为“如意吉利”，一为“成功”，应与当时民俗有关②。
　　囿于有限的资料，围绕漳州军饷铸造年代与花押的争论，还有赖于进一步发掘关于闽台一带的详细历史资料，才能确定。好在军饷是军队里所发出来的，大概同军事行动有联系，就笔者所知，自郑氏以后，闽台有过许多抗清事件。１８５３年（咸丰三年）初，黄位、黄得美、江源嫂、洪甲率闽南小刀会在厦门灌口集合八千人左右起事。同年５月１５日，林俊率领红钱军在永春金峰起义。５月２０日，邱二娘在惠安西部举行起义，并主动与林俊的红钱军、仙游的乌白旗配合作战。同月，台湾林恭也率领天地会起义。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４日，太平天国待王李世贤率部从江西进入闽南，迅速攻占平和、南靖、漳浦后，挺进漳州府城，在漳州建立革命政权，并与闽西的另一路太平军汪海洋部互相声援。清政府对太平军的发展十分恐慌，急派左宗棠大军入闽镇压③。
　　这些事件表明，自咸丰三年起，闽台一带经常有重兵往来，军费消耗大，军饷需求大。闽台由于外国银元流入，银两行用有诸多不便且损耗严重，不管起义军或清廷都完全需要铸造银元发饷，可自铸亦可委托银匠简单倾铸，工艺要求不是很高，注重成色。据说“在乾隆时代即已允许银匠仿照洋钱铸造银币”④，所以军饷上面的花押的重要性不宜夸大，笔者认为，花押应是临时由工匠应付签名。这些银匠滥竽充数，钱文非行非草，是盛行于咸丰年间少章法的“道教符仔体”，类同于“户票钱票”或“私人商号取货券”左下角的花押字。既为了防伪，又为了保证成色，以便追查。当否？有同好者不妨深加探讨、研究，以促进钱币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申”漳军饷市价１８０００元／枚，图２“曰”漳军饷市价３９０００元／枚。


注释：
　　①彭信威《关于漳州军饷》上海钱币学会编印。
　　②潘连贵《漳州军饷之谜》上海教育出版社。
　　③杨锦和、洪卜仁主编《闽南革命史》中国计划出版社。
　　④杨瑞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２０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