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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华诞1921-2011：红色七月系列之十：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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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银毫票
     1928年6月，在张鼎丞、阮山领导下，闽西举行了“永定县武装暴动”，建立了地方政权。1929年10月26日，召开了永定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帮助与奖励羣众创办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
　该银毫票实际系永定第一区信用合作社发行。民国18年(1929年)11月，永定县丰田里湖雷乡成立信用合作社，因其所在地行政区划属第三区，故名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民国19年2月9日，永定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对全辖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原第三区改称第一区，信用社也随之易名为“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该信用社一成立即着手准备发行纸币，就在即将发行的前六天，信用社名称更改，为解决纸币发行名实不一的问题，根据当地群众称呼湖雷及周围地区为“丰田里”的习惯，在钞票正面加印红色“丰田区信用社”六字，背面两端加印“丰”字，以示原第三区信用社钞票，已改由丰田里第一区信用社发行。
　　民国19年(1930年)2月15日，“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银毫票”开始发行，有一毫、二毫、五毫3种面额，由永定湖雷进化社印制。该票今仅见“壹毫”1种，收藏于龙岩地区永定县革命纪念馆。票幅107×65MM，石印双面，正面草绿色，主图为镰刀、锤子外套五角星图案；背面土红色，主图是北京天坛祈年殿图景。券正面左右印有统一编号“No.720821”，发行时再书写发行编号。该票发行后在第一区辖内流通。民国20年三四月间，永定第一区信用合作社停办，银毫票停止使用。
       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银毫票，目前仅发现面额“壹毫”一种，实物收藏在福建省龙岩地区永定县革命纪念馆，共有三张半（其中三张完好无损，一张残缺仅存一半），纸张陈旧泛黄，面背均已部分褪色，长宽为10.7×6.5厘米，为石印版双面印刷。正面为草绿色，上端中间自右至左弧形横书“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系发行单位名称；正中花纹图案内有一颗大五角星，星中有镰刀斧头，象征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花纹左右两侧均直书“壹毫”二字，以示面额并表明为银元本位；下端中间自右至左横书“苏维埃政府特许发行”，表明其发行曾经法定程序批准；下端右边加盖红色方形篆书“阮炎印”章、左边加盖红色圆形篆书“主财之印”章；四边角花纹图案中各有一个圆圈，上标“壹”、下标“毫”字。背面为土红色，上端中间亦自右至左横书“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正中为“天坛”图案，两侧亦均书有“壹毫”二字；右边和左边分别书有小字“十足”、“兑现”，表示该票为兑现纸币；中间下端为阿拉伯数字“1930.2.15”，以示发行日期；四边角花纹图案的圆圈内均标有“1”字。
  据1931年4月25日通过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案》记载：在闽西永定，“言用合作社共九个，基金共有一万零五百二十八元。太平区及第一区有发行纸票”。其中并未提到第三区有纸币发行，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是纸币本身不可靠，还是历史记载有遗漏？
二

为了考证新发现的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银毫票，我们一行三人于1987年9月下旬专程到永定县革命纪念馆鉴别实物，同时查阅相关的史料，并采访了有关当事人。经过查实，不仅可以确认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银毫票实际就是第一区信用合作社所发行的纸币，而且可以说该银毫票为闽西革命根据地最早发行的货币。主要依据是：

1．实物来自老革命根据地群众的捐献。据永定县革命纪念馆的收藏档案记载，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的三张半银毫票是1978年筹备建馆时，由县民政局移交的。我们又访问了原民政局局长苏振藩，老苏同志告知：闽西老区人民与民政部门关系密切，有什么问题就向民政部门反映，发现革命文物也经常先送民政部门。那几张纸币就是1966年以前，由湖雷乡的一位农民出于珍惜和保护革命文物的目的，无偿送交县民政局的。

2．实物原收藏地湖雷，是闽西老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区之一。闽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永定县支部于1926年初夏成立于湖雷，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闻名全国的“永定县武装暴动”，是在张鼎丞、阮山等同志领导下，于1928年6月30日在湖雷和溪南里等地爆发的，1929年10月26日召开的永定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会址是在湖雷庆兴寺；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所通过的“县苏维埃目前最低的施政纲要”中的第四项就是“统一度量衡及币制”。作为区政府所在地的湖雷既是老革命根据地，又是商品贸易较为活跃的经济中心，依据中共闽西特委1929年9月3日发出的第七号通告的要求：“县、区政府经济委员会有计划地向群众宣传，并帮助与奖励群众创造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使金融流通”。组织信用合作社，发行纸币是完全可能的。

3．湖雷的区划在革命史上有过变更。湖雷地属永定县丰田里的下丰田，现为湖雷乡，一度称湖市，地处永定县中心，人口稠密。永定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将其划为第三区区政府所在地。1930年2月9日闭幕的永定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对行政区划又作了新的规定。大会决议案第十六款“临时提案”中第十点“城区界址问题”中说：原城区“为反动政治中心，新政府应另迁移，以消灭群众对旧政府的观念；湖市为全县区域中心，经济中心；第三区与第一区的名称对调……城区苏维埃改为龙冈乡苏维埃，属第三区管辖。

按照当时中共闽西特委第七号通告和永定县苏维埃施政纲要的要求，湖雷区苏维埃政府在永定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前已着手筹备信用社的建立和发行纸币，由于纸币从设计、印制到正式发行需要一定的时间，而行政区划的名称更改是在纸币发行前仅六天临时讨论决定的，已印制成功的纸币难以更改，便造成了实物与史料记载的矛盾。

当时，为解决纸币上发行者的名称与实际发行者名称不符的矛盾，发行者采取了补救措施；(1)在钞票正面加盖红色横书“丰田区信用社”长方形图记；(2)在钞票背面紧靠着“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下方的左右两端各加盖“丰”字。因为永定县建制之初，全县辖五个里，湖雷及周围的区域称丰田里，而后无论当局将湖雷划归哪一行政区，群众仍沿用旧称“丰田里”。所以，上述补救措施等于向群众宣称，湖雷的信用社虽由第三区改为第一区，但仍是丰田信用社。换言之，钞票票面上虽然写的是第三区信用社，实际是第一区信用社发行的。

4．当时经办人的回忆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据当时信用社主任赖祖烈于1979年10月的回忆：“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1930年春成立于湖雷（市），资金预定五千元，以募股方式筹集，每股一元，由群众中募和指定商店认股，总共募集了三千余元的资金，群众募集了百分之四十，商店认了百分之六十，发行了角票五千元，分五角、贰角、一角三种，五角票正面紫色，贰角票正面蓝色，一角票正面绿色，背面均红色，十角为一元”。从赖老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一角票正背面颜色与发现的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壹毫银毫票完全相符；第一区信用合作社成立的时间，与湖雷第三区改为第一区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

三

我们在永定县革命纪念馆还看到“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股票”三张（原编号64号二十股二十元、163号二股二元、659号二股二元），票面签署给票时间分别为“一九三十年叁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十年四月七日”、“一九三十年四月×日’’，给票经手人均为赖祖烈。股票为直式单面石印，其字体风格与银毫票相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股票上也盖有红色圆形篆书“主财之印”章，其字体、大小与银毫票上的印戳完全一样；股票下端边沿有六个小字“湖雷进化印社”。据此，不仅可以断定股票与银毫票为同时代物，并且说明第三区信用社的银毫票确是第一区信用社发行的，甚至可以推断，银毫票也是由湖雷进化印社所印制。三张半银毫票正面上端左右所印的发行编号都是“N0720821”。这是因为当时没有印制编号的设备，无法顺序打印，只好先印一个固定的号码。在钞票背面左右加盖的“丰”字下方发现用钢笔临时书写的已褪色的编号，分别为“1859”、“2152”、“2155”、“5599”。从编号书写的部位看，这些编号应是发行编号。由此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壹毫的银毫票至少发行五千六百张，折合银元五百六十元；二是信用社对纸币的发行是有控制的。

据赖祖烈同志回忆：“信用合作社发行的角票，群众拥护，商店支持，信誉甚佳。商人往广东大埔或厦门采购货物时，可持角票到信用合作社兑换银元”。流通的时间，始于1930年2月15日，停止使用不会迟于1931年4月。主要依据是：

1．阮化文（阮山同志的小儿子）回忆：丰田区信用合作社是县苏维埃政府成立（1929年10月26日）后办起来的，当时的信用社主任是赖祖烈。1930年9月调去筹办闽西工农银行后，由阮守昂（阮山堂弟，1931年被害）任主任，阮春任会计，赖柏修任业务。信用社的社址设在湖雷圩坝对面的一座房子内（解放初期为乡卫生所，现为供销社文化室）。

2．阮化鹏（阮山同志的大儿子，现年79岁）回忆：1931年农历二月初七(3月25日)国民党军队占领湖雷后，我和阮守昂等人携带丰田信用社的财物经城关大斜里王仁珊（原城关信用社干部）家，再转到合溪，并将信用社的财物交给县苏维埃主席范乐春。不久，因工作需要我到虎岗，阮守昂则被诬为社会民主党而遭杀害，信用社暂时停办，钞票也就停止使用。3.1931年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指出：“国家银行才能发行纸币之权，已发的勒令他们拿现金收回，由政府监督销毁。过去各地合作社及私人商店多有发纸币的，以后绝对禁止。”1931年4月25日通过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案》决定取消合作社发行纸票的权利，规定：“合作社已发出纸票的，应立即向经委会登记（表册由经济部制定），以后合作社不得再发行纸票，过去发的纸票如超过限制的，应收回。”永定县革命纪念馆所收藏的壹毫银毫票，票面上加盖有“不兑换”印戳，就是信用社已用现金收回，并准备由政府监督销毁的标志。由于特殊原因，这三张半银毫票来不及销毁而保存至今，弥足珍贵。

闽西永定县城关最近新发现一张“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流通票”，由于相隔年代已久，且无意保存，该票已折裂成两半，经拼合实测其票幅为146 X80毫米，双面印制，正面紫褐色，上端自右至左横“信用合作社”，其下以红色印泥加盖“第三区”3字，左右加盖发行编号“001332”，正中主图案乃福州马江罗星塔，两侧各书面额“壹圆”，其下署以小字“凭票兑付通用光洋”、“民国二十年印”，下端以黑色油墨加印英文签名和实际发行年份，分别为“Sin．fung”、“F．H，ing 1930”，左右两端花纹图案上各加印黑色“永定”2字，四边角花纹图案内均标以“壹”字；背面赭黄色，中间小字蚀损厉害，经细审可勉强辨识为“信用合作社流通票”，两侧花纹图案内各署大写“壹”字，左右两端及四边角均标阿拉伯数字“1”。

经过初步考证，笔者认定此即闽西党史文献资料1931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扩大会议决案》所载，闽西永定县“信用合作社共九个，基金散有一万零五百二十八元，太平区及第一区的有发行纸票”。

首先，太平区原称太平里，为永定县旧行政区划金丰、丰田、太平、溪南、胜运等5个里。太平里下辖培丰、坎市、高陂三个区，高陂为太平里第三区。自从1929年10月永定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不管新的行政区划名称如何变动，但在地域范围内培丰、坎市、高陂均受辖于太平区不受任何影响。所以“第三区信用合作社”实即太平区信用合作社。

其次，1989年2月革命老人林锡龄在回忆中提到：“永定太平区信用合作社或立于1929年10月，社址设在太平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西陂乡（村），先在天后宫，后迁至村内一条小街裕光堂林国振家的左厢房……在筹办信用合作社时，为了充实信用合作社的资金，经太平区苏维埃政府的批准，决定由信用合作社发行纸票。由第一任信用合作社主任林清风（林在参加革命前，曾在上海当过店员）写信委托上海经营永定条丝烟的林裕隆烟行经理林新（永定太平区人），请他在上海代印太平区信用合作社的纸票。当时为了避免印制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也是为了保密，券面发行单位特意空白。纸票面额分一元、五元、十元等三种。印妥后，面额五元和十元的打包邮寄时被邮件检查部门查出，不准邮寄而报废；寄一元券则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几个小件到几个小邮政所寄回永定”。

迄今为止，这张面额为“壹圆”的“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流通券”填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苏区金融货币史上的这一段空白，则愈显得弥足珍贵了。




永定县太平区信用合作社银元票
　　永定县太平区信用合作社成立于民国18年(1929年)10月，该信用社发行的纸币面额仅为一元一种，系石印双面印刷。正面为红色，主图是天坛图景；背面为浅绿色，由花纹图案和“壹圆”面值文字组成。纸币与银元等价使用，流通使用的范围除太平区管辖地区外，龙岩县城的“谦记”金银店还为太平区信用合作社办理纸币兑换。民国20年7月国民党军队攻打虎岗，太平区信用社被迫停止营业，所发纸币一直流通至民国21年下半年。  

  红色华诞1921-2011：红色七月系列之十一:坑口墟消费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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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口位于福建省上杭县大厚乡中心。民国20年(1931年)1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将上杭、武平两县合并，建立杭武县。该县第三区和所辖的第二乡苏维埃政府均设于坑口。这里商业比较发达，墟场贸易活跃，当时闽西工农银行的一元票虽已发行，但辅币券尚未印发，市场交易找零困难，加上银毫和铜元被奸商操纵，兑换率混乱，一地一价，严重影响当地商品交易正常开展。杭武县第三区苏维埃政府为疏导货币流通，活跃市场，推动苏区经济发展，决定在坑口墟发行银毫票。由于当地未设信用合作社，经报闽西苏维埃政府批准，以坑口墟消费合作社名义于民国20年1月发行银毫票。该票为雕版木刻印刷，票幅146×85MM，正面红绿套色，主图由镰刀、锤子外套五角星以及马克思、列宁头像组成；背面深兰色，书有“坑口墟消费合作社”及“凭票兑付净洋壹毫伍厘”等字样。
　　当时，闽西根据地内流通的各种银毫，因成色不同，兑换率也不统一，闽西苏维埃政府为稳定市场，规定各种银毫的比价为：时洋(指民国21年福建银币厂铸造的银辅币，是年为癸亥年，亦称癸亥毛。)18毫兑换大洋1元，时洋10毫兑换净洋(指黄花岗银毫和民国8年至民国10年广东省造的银毫，也称净毫。)7.5毫，大洋1元兑净洋13.5毫。为方便兑换，坑口墟消费合作社银毫票将面额定为“净洋壹毫伍厘”，1张银毫票可兑换2枚时洋，9张可兑换大洋1元。
　　该票发行量1000张左右，在坑口一带流通使用。1930年5月，星太区发生反抗“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的“坑口暴动”，旋被镇压。区苏维埃政府解散，坑口墟消费合作社也被迫停办，只用了三四个月的银毫票遂停止流通使用。







福建省博物馆收藏的坑口墟消费合作社“毫半”银毫票孤品。该票大小为146×85毫米，其中一面印有“凭票兑付净洋壹毫五厘”字样

湘鄂赣边苏区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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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工农银行

1928年7月彭德怀、藤代远等领导"平江起义"后，于1930年7月15日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11月25日，为发展经济,补给军需,建立了平江县工农银行，行址设在平江县谢江亭塔里墩,经理为黄庆怀。开始发行面值壹元、伍角、貳角、壹角、贰百文、壹百文6种纸币。(其中壹角、贰角各两种,一种是票面无口号,一种是票面两边有口号:"发展工农资本,流通社会金融")，流通于平江苏区，1931年11月,由湘鄂赣省工农银行发行货币兑换收回。

  


万载县工农兵银行

1931年1月在江西万载县陂田乡大木山黄家湾成立,行长钟学槐(甘雨农).该行发行“万载县工农兵银行银洋票”现银元等值，票面有一角、两角、一元三种，共发行6000元,流通于江西万载县苏区。1931年11月,由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统一归于湘鄂赣省工农银行，以湘鄂赣省工农银行发行的银洋票和铜币券兑换收回。

  


浏阳工农兵银行

1930年4月,成立浏阳县苏维埃政府.同年11月,成立浏阳工农银行,行址在湖南浏阳小河王家大院,行长为黄仁.发行"浏阳工农兵银行银洋票"面值三种,流通于浏阳苏区.1931年11月,由湘鄂赣省工农银行发行货币兑换收回.




江西宜春工農兵銀行

1931年8月,宜春工农兵银行成立,行址在江西宜春慈化冷水,银行经理为欧阳柏.发行"宜春工农兵银行银洋票"面值两种,流通于江西省宜春苏区.1931年11月,由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发现能够货币兑收回.该银洋票流通时间仅三个多月.




修水县立赤色消费合作总社

1930年5月，“红五月”大暴动后，修水全县有63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6月，修水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修水县苏维埃政府。8月县苏维埃政府在渣津创办修水县立赤色消费合作总社。1931年发行铜元票和铜元钱票，有壹佰文、叁佰文、伍佰文三种面值。背面均印有该社的发行启事：“本社奉县苏维埃指示，发行铜元纸币，以便流通金融，杜绝奸商操纵。自发行之后，在赤色区内应一律通用，不得阻滞为要。”1931年11月，统一使用湘鄂赣省工农银行铜元券、银洋券后，该社铜元票与铜元钱票即停止发行。




铜鼓县生产合作社

1929年11月铜鼓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梁塅召开，成立县苏维埃政府，选举王国政为县苏维埃主席。 1931年1月，在排埠召开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建立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并委托县生产合作社印制和发行货币。现见到该社发行的银洋票有壹角、贰角两种面值。1931年11月，统一使用湘鄂赣省工农银行铜元券和银洋券后，此票即停止发行。铜鼓县生产合作社银洋票留存极少，颇足珍贵，特别是 “银洋贰角”券，为目前全国仅有的孤品。

Re:红色华诞1921-2011-：红色七月系列之十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六大特征

秦祖煌 邓传美 丁安国
摘要：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是随着根据地政权的建立而产生，随着根据地的丧失、银行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被迫退出流通领域的。它是根据地革命斗争的产物，在服务人民大众、支持革命斗争中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根据地货币的发展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为宝贵的财富。本文以湘鄂西革命斗争及货币史料为依据，在深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实地调查考证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的革命性、统一性、稳定性、群众性、艺术性、防伪性等六大特征。这些特征为研究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经济金融工作，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对货币的发行管理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西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以贺龙、周逸群、段德昌为代表的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把银行的创建、货币的发行稳定作为苏维埃政权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相伴政权的发展而发展。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银行的创建、货币的发行和管理在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并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独立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开创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新纪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后，组织领导湘鄂西地区秋收暴动，成为湖南、湖北省委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定，并组织执行。

受党的委派，贺龙到湖南桑植等地、周逸群到湖北监利等地发展工农武装。1927年秋，洪湖、石首、沔阳、华容等地相继举行秋收起义，成立红色游击队。中央决定在湘鄂边组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1928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正式成立。1930年2月5日，红军独立第一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7月1日，红六军占领公安，4日与红四军在公安胜利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总政委兼前委书记，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1930年9月24日，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在监利城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把鄂西特委鄂西五县联合政府相应扩大为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10月16日，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在监利召开，选举产生了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执行委员会，周逸群当选为联县政府主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以贺龙、周逸群、段德昌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创建的以洪湖地区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业已形成。鼎盛时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曾覆盖58个县市，拥有2万正规红军和近5万地方武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割据范围最大的三块红色根据地之一，是参加长征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地。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给予了高度评价：“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银行及货币的产生与发展

（一）根据地银行的建立

根据地建立前，市场上货币流通混乱，湖北官钱局的垮台，使滞留在群众手中的纸票成为废纸，加之军阀混战，“公债库券数额无限增加”，群众对国民党银行发行的纸币和湘鄂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持恐惧心理。一些大小商家竞发“市票、乡票以及放高利贷”，市场上流通的各种货币繁杂，白票、市票、伪劣杂币充斥，比价关系紊乱。

创建湘鄂西苏区，需要有相当数量的红军和地方武装，这支武装力量的给养、军事装备的供给，仍靠没收地主豪绅的财宝和战争中的缴获是根本不能解决的，这就需要建立自己的银行，开辟广阔的财力和物力来源，保证军队和战争的需要，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在湘鄂西党组织的领导下，苏区苏维埃政权在较稳固的县首先建立金融机构。1930年3月，先后在监利县、沔阳县由苏维埃政府设立了金融机构，这期间，石首农业银行也在苏维埃政府的筹办下诞生了。

1930年4月14日，鄂西特委在石首调关召开石首、江陵、监利、沔阳、潜江五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此次大会正式宣告五县联县政府成立。鄂西联县政府为了加强根据地建设，1930年秋，在调关镇设立鄂西农民银行，行长戴补天，各县设分行。10月，在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决议案，宣布苏维埃法令，大会把鄂西联县政府改为湘鄂西联县政府。鄂西农民银行更名为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总行。

1931年3月，王明统治的党中央派夏曦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夏曦自任分局书记。1931年4月，鄂西农民银行随湘鄂西联县政府机关一同迁往洪湖瞿家湾。6月16日，中央分局在瞿家湾召开扩大会议，成立湘鄂西临时省委，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主席团决定召开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各革命根据地的代表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1931年12月11日至13日，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监利周老嘴召开，大会选举产生的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是湘鄂西苏维埃政权发展的最高阶段。省苏维埃政府设经济、土地、行政等十个委员会。根据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精神，将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总行升格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行长由戴补天兼任。省银行之下，县设立分行，区设支行或汇兑所。

（二）根据地货币产生与发展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是随着根据地金融机构的建立而产生，随着根据地金融机构的完善而发展，随着根据地的丧失、银行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被迫退出流通领域的。由于受当时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苏区货币金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大体分为4个阶段，即沿袭使用旧币阶段、分散发行货币阶段、集中发行货币阶段和货币发行失控阶段。从这四个阶段可以看到根据地货币发展的曲折过程。在短短3年时间里，湘鄂西根据地不同阶段设立的8家金融机构或银行，共印制和发行了9种面额45种版别的货币。

1、各县苏维埃政府单独发行的货币：湘鄂西根据地的早期货币，是由一些县苏维埃政府内部设置的金融机构发行的，如监利苏维埃政府1930年3月发行的贰角信用券，沔阳县苏维埃政府1930年7月发行的伍角信用券，其间，石首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农业银行发行了壹元信用券。这段时间，货币的发行主要以各县为主，流通范围也仅限于本县区域内。

2、鄂西5县联县政府发行的货币：鄂西5县（即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联县政府成立后，以鄂西农民银行名义发行了贰角信用条，壹角、贰角、伍角、壹元信用券。其流通范围涵盖所辖5个县及湖南华容县的部分地区，货币印制质量和信誉度较原来各县发行的货币有了较大的提高。

3、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发行的货币：1930年10月，湘鄂西苏维埃政府联县政府成立（由5县扩大至24县），鄂西农民银行更名为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总行，仍以“鄂西农民银行”名义发行货币并明令“红军及各县政府一律停止发行纸币”，“以后仅此一家纸币流通”、“禁止各县滥用纸币”。联县政府发行了统一的货币，流通于以洪湖为中心的24个县。这时的印制质量有了提高，票面图案有所改动，发行量也增加了。

4、中心苏区外其他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主要有湘鄂边苏区中心鹤峰县苏维埃银行，1931年3月发行了用白竹布制作的壹角、贰角、伍角、壹元四种面额的油布币，后来制作发行的用丝皮纸粘合而成的货币，面额有壹佰文、贰佰文、伍佰文、壹串文四种。流通于鹤峰县境内。鄂北农民银行成立后，于1931年7月印制发行了一串文兑换条和伍角、壹元两种面额的信用券，还铸造了一种块状的银质称量货币，上面打印“维持”二字，在市场流通，又称“维持块”。随着铸币技术条件改善开始铸造银币，币值为壹元，分为二种版别，一种正面为马克思图像，另一种正面铸有列宁图像，背面图案相同。这是整个湘鄂西根据地唯一依靠自己的力量铸造并发行的银币。

5、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货币：1931年冬，为整治因洪水灾害而冲毁的堤坝，发行了面额为壹元的30万元的水利借券；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成立后，作为湘鄂西根据地唯一货币发行机构，统一印制并发行了银币券，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元四种。还试制过壹分面值的铜币，但由于缺乏铸造设备和原材料，未能批量生产（此币又称赤色铜币，在洪湖博物馆保存有一枚）。

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六大特征

湘鄂西根据地货币，诞生在根据地创建之初，成长在热火朝天的根据地革命斗争和战火连绵的军事斗争中，它伴随着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斗争而发生、发展，伴随着根据地的丧失而消亡，它象一部历史巨著，记录着我党领导湘鄂西人民顽强奋斗的光辉历程。湘鄂西货币和其他根据地货币相比较，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根据地革命历程的产物，都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我们通过学习比较后认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主要有六大特征。

（一）革命性。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的产生和发展是和湘鄂西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它是革命进程中的产物。首先，根据地货币是宣传革命主张的有效载体。湘鄂西根据地货币是在工农武装割据的条件下产生的，既具有货币属性，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具有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职能；又具有革命战争时代的革命属性，成为革命斗争的宣传工具，其宣传特色跃然“纸”上。如纸币票面印制了“党的十大政纲”、“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口号和镰刀、斧头、锤子图案，银币上铸有马克思、列宁的图像等，融革命宣传、革命文化于货币票面，让党的指导思想、纲领和革命奋斗目标深入人心。在不同革命阶段，根据地货币印制的宣传内容不同，宣传革命斗争的阶段性要求。如石首农业银行壹元的正面四角是“夺”、“取”、“政”、“权”四字，下边文字是“扩大赤色区域”、“实行武装暴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发行的货币上印有“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实现苏维埃政纲”，在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恶劣环境中，苏维埃政府利用“货币”这一特殊宣传工具，号召根据地人民行动起来，开展军事斗争，开展经济斗争，冲破敌人经济封锁，搞好苏区政权建设。其次，根据地货币是筹措革命经费的重要渠道之一。根据地开创初期，红军的给养主要靠自筹解决。根据地形成之后，红军负有保卫与扩大苏区的责任，经费主要由苏维埃政府承担。由于红军的发展壮大，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远不能满足军事经费的需要，因而只有靠银行作为财政发行来弥补。根据地银行除了发行一部分纸币来为军队筹集一般给养外，还要筹集现金进口一部分军队急需的物品，其中以医疗器械最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银行发行纸币解决军费不足，是一种有效手段，虽然不是个好办法，但对于根据地保存一支较大规模的红军及粉碎国民党的“围剿”起了重要作用。第三，创建银行和发行货币是巩固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需要。随着苏区的扩大和发展，创办银行提上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1930年10月，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颁布了《土地革命法令》和《保护工农法令》，提出了“取消一切高利贷”，“政府设立农民银行，办理储蓄借贷”等经济政策，得到各级苏维埃的响应。戴补天在《苏维埃区域经济问题》中强调“银行是苏维埃的经济武力”，“我们必须凭借这一武力，才能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工商业和活泼自己的金融”。因此，“办理银行，成了苏维埃区域的主要工作之一”，也确立了银行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二）统一性。一是根据地货币在币制上的统一。随着苏区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为适应当时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逐步由各县分散发行过度到由苏维埃政府统一发行，并实现了币制的统一，发行权的统一。二是根据地货币在上下机构上的统一。在湘鄂西党组织的领导下，根据地银行经历了由下而上，由分散到集中的发展过程，实现了上下机构的统一。根据地初创时，苏维埃政权在较稳固的县首先建立了金融机构，如监利、沔阳、石首先后设立了金融机构。鄂西苏维埃5县联县政府成立后，创建了鄂西农民银行，这是苏区金融机构走向统一的雏形。1930年10月，随着鄂西24县联县政府成立，原鄂西农民银行业务范围逐步扩大，其名称更改为“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总行”，并在各县设分行，各区设支行或汇兑所。苏区原建立的县级金融机构或停止，或变为其分行。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统一管理整个湘鄂西根据地的金融业务。湘鄂西特区分行的建立，标志湘鄂西根据地内分散的金融机构走向统一。三是根据地货币在流通上的统一。为了保持货币流通的统一性，鄂西农民银行成立后，苏维埃政府名令取缔市票、限制杂钞在境内流通，还发行一些辅币方便找零，为根据地货币占领金融市场创造了条件。对根据地流通的白区银行的纸币，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对土豪、地主、大商人手中的白区货币，一律没收；对中小商人手中的白区货币，要求一律带到白区采购物资，运回苏区；对群众手中持有的白区货币，允许到苏维埃开办的银行兑换苏区货币，由苏维埃政府集中到白区采购物资。凡属缴获的、税收的和兑换的金属货币，一律由银行集中起来进行管理。为了阻止银元出境，苏维埃政府对根据地内的旧式银元，打印了“苏维埃”字样。白区商人来根据地购买物资所携带的银元，需先到银行或汇兑站换成根据地货币，才能购买到所需要的物资。这些措施净化了苏区货币市场。

（三）稳定性。根据地货币有一定的准备金作保证，得到了苏区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湘鄂西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决议案及有关文件、货币条列中规定：湘鄂西苏区所建银行、印制货币是以红军作战缴获的硬币、外币和金银交银行、储藏；以政府税收（土地税、营业税、关税含海关税）、富农特捐及累进税为担保；以苏维埃政府所收之公益费为担保等作为储备基金，以保证币值稳定。同时，还规定：随时汇兑，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党和苏维埃政府没收了当地国民党银行和反动资本家资本，宣布废除一切高利贷和典当，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逐步制定并实施了苏区内和赤白区物资交流的正确政策，打击了劣币杂钞，活跃了苏区金融。苏区货币的集中发行，使币值信誉日渐提高，连邻近的国民党区域的商人来苏区进行商贸活动，也乐意使用苏区货币，促进了赤白区商品交换，商品市场日趋活跃，从金融方面保证了新苏维埃政权的稳固和发展。

（四）群众性。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从它一产生，就具有支持群众生产生活、保护群众利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作用。正如《湘鄂西苏维埃》社论指出的“只要有益于群众的，都须马上坚决的着手进行”，“办理银行”等经济工作“对于整个苏维埃

区域有伟大作用和严重意义的，那么，我们更应当毫不怀疑的执行……”。根据地货币始终以保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苏维埃政府一方面明令取消农村和集镇的“钱加三”、“谷加五”、“场上息”、“上百双”、“猴子蹦”、“驴打滚”、“青苗债”等高利贷，另一方面自主发行货币，逐步取缔各色市票。根据地银行通过发行货币和向贫苦群众提高低息贷款，来免除他们遭受市票或银行钱庄倒闭所带来的损失以及高利贷盘剥的痛苦。由于有了低利借贷，广大人民群众发展了生产和经营，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特别是根据地银行大力支持兴办工厂、建立消费合作社，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到1932年2月，各种生产合作社就共有40多个。全区有消费合作社130个以上，水灾后减少到90多个。苏维埃政府运用货币工具解决群众灾害性困难，不少遭受灾难的群众因此不再象过去那样逃荒要饭了。1931年，洪湖苏区遭受水灾，苏维埃政府在洪水退后立即贷款帮助灾区群众购买种子、农具，尽快恢复生产。为了预防和减轻可能继续出现水灾，还发行了30万元货币性的水利债券，以帮助群众筹集修堤资金。湘鄂西省委还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每月从财政总收入中抽出30%作为修堤费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湘鄂西苏区首次运用货币、金融手段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极大地坚定了根据地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信心。

（五）艺术性。湘鄂西根据地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造币厂，制造自己的货币，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无论是从票面设计还是印铸工艺看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为后来的货币发行积累了宝贵经验。一是湘鄂西根据地货币设计工艺独特。票面文字除有一般纸币的共同点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如实反映了当时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和革命要求。如“夺、取、政、权”四个字印于票面四角，“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实现苏维埃的政纲”，印制于票面两侧等。票面图案，限于当时条件限制，只能因地制宜，尽可能融革命性、宣传性和艺术性为第一体。二是制版工艺精美。制版工艺水平的高低决定钞票的外观形象。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在分散发行时期，制版工艺一般比较简单。沔阳县、区苏维埃发行的纸币是用铁笔在蜡纸上钩画出预定的图案，划上简单线条，写上文字印刷成的。监利县苏维埃信用券虽然采用石印技术，但花纹比较简单，线条比较零乱。石首农业银行券、鄂西农民银行券、湘鄂西特区分行券和鄂北农民银行券同是采用石印技术，但线条清晰、图案精美，反映出根据地制版工艺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在整个制版过程中，比较重要的是铜版的雕刻工艺。在当时的条件下，地下党冒着极大的风险委托他人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雕刻钞版，并采取分次雕版、化整为零的办法，将一些具有赤色色彩的图案和文字分头雕刻，最后再拼接，为改进钞票制版工艺起到了重要作用。赤色造币厂刘作甫收藏的5块铜印版，就是地下工作者委托他人雕刻的。版面分四组图案：天堂图案、宝塔楼房建筑图、花边图、钞票面值文字“伍拾铜元贰拾枚”。后一组图未见使用，似为假象图（即为迷惑敌人而设计）。当时的印制工艺分为石印印制工艺、银铸币工艺。从我们已看到的洪湖档案馆所收藏的当时的湘鄂西根据地纸币，其印制工艺与初期的货币比较已经很精致了。

（六）防伪性。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防伪技术的应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有着明显的特色。苏维埃政府和银行自开始印制发行货币，就十分重视防伪工作，在钞票设计上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印章、编号防伪。如沔阳县苏维埃银行发行的信用券，由于油印工艺简单，易于伪造，在印制这种信用券时采用了存根与信用券骑缝编号，并在骑缝编号处加盖印章的方式防伪。石首农民银行券、鄂西农民银行1930年版各券都是采取加盖骑缝章和部分手工编号上加盖密押进行防伪的。上述编号骑缝章均为纸币印成后手工操作，这类暗记是中国传统的防伪措施。另一种防伪设计是在绘制钞票草图时就已经完成了，如1931年版鄂西农民银行壹元券上“鄂西银行”，印章上的“行”字第六笔的勾断裂并上移；1931年版特区分行壹角券的背面花托中显出极小的空心“2”等。1931年版的各券均有专门设计的暗记。

同时，湘鄂西根据地在货币的管理中，也针对当时的情况，注意了货币的防伪与反假工作，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首先是开展反假宣传，在纸票的左右两旁或下部，直接写出“防止假冒”“过细验明”等字样。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注意识别假钞，防止误收。其次，采取防伪措施。除前面介绍的防伪措施外，苏区钞票都盖有“政府公章”、“行长公章”、“经手人章”，统一编印号码。为了保证苏区货币的统一性，湘鄂西根据地在货币反假斗争方面，注意了打击伪造货币的犯罪活动。1930年，鄂西农民银行在收兑沔阳县苏维埃信用券时，曾破获一起假币案。根据地的防伪反假措施，对稳定苏区经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根据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鸣谢：

在历时两个月的采访考证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以下单位的大力支持：

荆州市人民银行、荆州市政协文史办、荆州市方志办；监利县政府办公室、方志办、工商银行、人民银行、县博物馆、周老嘴纪念馆；洪湖市文联、工商银行、人民银行、方志办、档案局、市博物馆、瞿家湾纪念馆；石首市工商银行、人民银行、档案局、方志办、博物馆、调关镇政府等。

对上述单位给予我们的无私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1]刘崇明 祝迪润主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6年8月第1版

[2]孙伯陶 《湘鄂西根据地银行建立与发展》 《湖北金融研究》增刊（一）1982年8月

[3]本书编写组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9月第1版

[4]《洪湖文史》2008年第十七、十八辑

[5]“革命根据地金融”部分 《监利金融志》1992年版

[6]《大众科学》2007年第11期《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与湘鄂西省委成立地点考》

[7]《调关镇志》2001年版




監利縣蘇維埃信用券貳角

红色华诞1921-2011：红色七月系列之十三：鄂东南苏区纸币

鄂东农民银行
1930年8月,鄂东革命委员会在湖北阳新县太子庙成立.同年9月,在阳新金龙区大王店创办鄂东农民银行(鄂东总行),银行负责人曹俊白.该行发行"鄂东农民银行铜币券"面值两种,流通于鄂东苏区.1931年初,鄂东农民银行改为鄂东南工农兵银行后,该行即停止发行铜币.
鄂东南工农兵银行
1931年初，鄂东农民银行改称为鄂东南工农兵银行，行址在湖北省阳新县龙港镇，银行经理刘杰三、陈迪光。随即发行“鄂东南工农兵银行铜币券”面值四种，流通于鄂东南苏区。1932年3月， 由鄂东工农银行发行货币兑收。
鄂东工农银行
1932年3月，鄂东南工农兵银行更名为鄂东工农银行，随即发行“鄂东工农银行铜币券”面值三种，流通于鄂东苏区。并于同年3月20日发布通知，限定4月 15日前， 将原所辖各区分行及鄂东南工农兵银行铜币券一律收回。1932年5月，鄂东工农银行改称为鄂东南工农银行后，该行即停止发行铜币券。
鄂东南工农银行
1932年5月，鄂东南苏维埃政府将鄂东工农银行改称为鄂东南工农银行，随即发行铜币券三种、存款券一种，流通于东南苏区。1933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该行铜币券即停止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