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平津有奇缘 宋路霞
玩儿古钱和金银币的人都知道，我国最好的钱币，最稀罕的钱币，大都出自北方，尤其是平津地区。因为北京乃元明清千年故都，是皇亲国戚和公卿大臣们的聚集地，也是全国最拔尖的科举高手和翰林、章京们的聚集地，他们喜欢“摆弄”古物，也有钱买古物，所以留下的东西特别多，从各地流向北京的历代古物也特别多，这大概就是北京琉璃厂古玩市面兴盛的原因之一。天津则是距离北京最近的一处、前朝旧臣和没落王孙的“飞地”。同时，天津又是前清户部造币总厂（民国后改为中央造币厂）所在地，与钱币相关的活动自然就多了。
马定祥既然涉足钱币业，也就学着前辈古玩商的样子，常常往北方走走。从1938年到解放后1956年公私合营，这期间，他几乎跑遍了北方的所有历史文化名城，除了北京和天津，还有西安、洛阳、济南、沈阳、大连、太原、保定、青岛……当然，跑得最多的还是北京和天津。
他在北京的“奇缘”之一，就是结识了北方钱币收藏家、晚清吉林机器制造局（即吉林造币厂）领监王茂田的儿子王希贤先生。
王希贤的父亲王茂田，在晚清铸钱界极有名气，是雕模手出身，后来当了官，与各地铸钱局及晚清户部铸钱部门渊源很深，是个常年在铸钱界“打滚儿”的人物。王希贤受其父影响，从小喜欢“玩钱”，古钱、金币、银币、铜元、宝钞，见得多了，无所不玩，无所不藏。其父从官场上退下来之后，就在现在的东安市场杂技场一带买了一块地，开设了一家古钱铺，名“义启斋”，门牌为14号，经营各种古玩，其中古钱为其大宗。那时玩近代金银币的风气国内尚未开始，王希贤慧眼独具，别树一帜，是第一位玩儿近代金银币的大家。
王希贤家住在北京北新桥南香饵胡同新安12号，是个不大的四合院，屋子里光线很暗。他家的邻居中有一家号称“瑞府”的大户，住5号，是一家皇亲。这家人家五兄弟当中，有一个是当过晚清户部尚书的大官，所以家中聚敛的财富多得不得了，可谓山堆海积。所谓光绪年间的“大清金币”（又称金大洋），诸如现在拍卖市场上拍到二十多万元一枚的“丙午年造”（1906年）、“丁未年造”（1907年）的库平一两金币，那时他家里多的是。这种金币是当年袁世凯当政时候所铸，是专门供奉给慈禧太后作为岁末赏赐用的，据说当时两种金币各铸造了一千枚，共两千枚，是天津户部造币总厂铸造的。
可是以老袁的聪明，他虽有千虑，也曾有一失。他居然把大清王朝是满人当家这码事儿给忘到脑后了。结果铸出来的“大清金币”，上面只有汉文，而没有满文，马屁没拍到点子上。慈禧太后看了当然不高兴了，就把“大清金币”这档子“新生事物”一下子给否定了。不仅金币不许流通，铸也白铸，而且事隔未久，袁世凯本人也被摄政王宣布“回家养病”，到河南老家“钓鱼”去了。
如此一来这种大清金币一时就没了身价，世面没有正式流通过，是一种被“枪毙”了的货币，大家只好权当一两黄金来使用。当时北京有一家银楼叫宝源金店，在东四牌楼北大街，倒也愿意收购，为的是这种金币的用料比较讲究，纯度好，收购来后就当成金块投入化金炉，化了之后再打造首饰。宝源金店一起劲，大清金币被“消灭”得速度就快了。当时的人都势利，谁也没拿老袁搞的金币当成一回事，“墙倒众人推”，人倒了，金币也只有进化金炉的份儿了。
谁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老袁还有翻身的一天呢？谁知辛亥年的一场“保路运动”，把大清王朝送上了末路，摄政王在危机关头，还有用得着老袁的时候呢？既然老袁还有重新得宠的一天，那他主持铸造的金币，不也就“鸡犬升天”了吗？大清金币忽然又成了抢手的东西了。
其实在当时就有这样的有心人，就已经在留心收集人家往化金炉里扔的金币了，他就是与钱币世代有缘的、别具眼光的王希贤。
王希贤眼看他的邻居“瑞府”一天天没落了，把家里的东西不断地往外卖，王希贤就专门挑选他们家的钱币，尤其关注那些金银币的“走向”。当时国内收藏界的注意力都在年代久远的古钱上，还没有人把金银币当成一种门类来收藏，让王希贤独占了鳌头。他对付“瑞府”很有办法，他们要是拿出五枚金币，他就给六两黄金；要是拿出十枚金币，他就给十三两黄金，加三成。久而久之，“瑞府”里的金银币及其他珍贵古钱，都成了他的柜中之物了。
王希贤头一次从“瑞府”买了十枚大清金币，花了十三两黄金，其中有“丙午年造”的，也有“丁未年造”的。在“丁未年造”中还有一枚是光边的，就是币的周边是没有齿纹的，它是仅有的一枚孤品。这枚孤品后来从王家流出后，再也没人发见过，不知流到哪里去了。每过一段时间，瑞府就要“出品”一番。钱花得差不多了，再卖出一批。
王希贤后来感到这样很不过瘾，就对“瑞府”的管家讲：“往后您不要这么零零碎碎地卖了，最好把府上的金银币全部拿出来，说个价，我一次买下。”结果那管家拿来了十六枚金币，内中十枚是“丙午”年的，六枚是“丁未”年的。王希贤花了二十五两黄金全部买了下来。据说“丁未年造”的原先也剩有十枚，与“丙午年”是配对的，其中四枚被主人的太太偷偷拿到娘家去了。
马定祥结识了这样一个玩儿钱的“祖宗”，不是如同走进了钱币的大观园了吗？
至于马定祥在王希贤那里究竟开过哪些“眼”，现在无法一一考证了。据王希贤的儿子王圆方先生讲，其父收购那些外地新出土的古钱，是一箩筐一箩筐地收购的，比如说，战国时齐国的三字刀币（简称“三字刀”）就有几百斤；清咸丰重宝宝泉、宝源局当十母钱有一大堆，足有几百枚之多。他的东西存放在专门的几间屋子里，满坑满谷，满山满坡，屋子里放满了柜子，每个柜子都有很多个抽屉。有朋友来跟他聊钱币，他就从内屋里端一个抽屉出来。看完后，再端一抽屉出来。马定祥曾说，他的东西看几个月也看不完。现在大家视作宝贝的“大明通行宝钞”一贯票（那是世界上票幅最大的一种钞票），就有二三百张。但是因为他家的东西堆得实在太多了，就把这些世界第一的宝钞堆在地上。有一次家里发大水（旧屋漏雨），把捱着地皮的宝钞浸湿了一厚叠。那都是桑皮纸印制的，湿了就无法分离，足有一寸多厚，成了大明宝“饼”了。
其他各种珍贵的钱币马定祥看到的也很多，诸如清末、民国的各种金银币、铜元等等。王希贤不仅给马定祥看自己的钱币，还让他欣赏北京其他泉友的钱币，甚至还带他逛琉璃厂和“鬼市”“晓市”，告诉他，什么钱基本上没有假的，哪些钱是有假的，作假的人往往在什么地方做手脚，假钱的破绽是……把马定祥佩服得简直五体投地。
王希贤在北京古玩界很有影响，圈内人都唤他“王大爷”。但是他对家人说：“我玩古钱这么多年，但在北京没有真正的知音，而在上海，却有了马定祥这样一个真正的知音。他对于钱币的研究不同于一般人。”正是因为这样，马定祥也就成了能走进他的内室的少数几个人之一，甚至可以走近他的烟榻。
可惜，由于王希贤抽大烟，抗战爆发后不久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经济上渐渐不济，不得不将他的宝贝收藏出以易米。从“瑞府”里流到他家的东西，渐渐又从他手里流了出来，有相当部分就成了马定祥的柜中之宝。
果然，数十年之后，一部厚厚的《咸丰泉汇》，就在他儿子马传德的手上出版了（他生前已经作了大量的准备，如整理、筹划、定级等工作）。咸丰乱世，铸造的钱又多又杂，铸钱的地方又遍及各省，历来被认为是钱币研究的复杂难题。马定祥天生一个爱啃硬骨头的性格，毕生做了大量的收集和研究工作，由于各种原因，生前没有机会出书，身后就由其儿子整理出版。
马定祥在北京还有一个好朋友叫李庆裕，那时大概有四十岁，地道的北京人，是琉璃厂的古玩商，也经营钱币，店铺叫“云松阁”。他为人忠厚老实，人很勤快，在经营上很有经验，曾经手过很多稀有的钱币。当年鲁迅先生也跟他是要好的朋友，常去他那里买古钱和聊天。
李庆裕到上海来销货，第一个就来找马定祥。他对马定祥说：“马先生，我到上海来，头一个先到你家里来。有好东西先给您看，先让您挑。”所以马定祥从他那里获益不少。最有故事的大概就是那枚著名的新莽“新币十一铢”了。
20世纪40年代初，我国北方出土了一枚王莽造“新币十一铢”的古钱。这是一枚前所未闻的古钱，历代文献上都不曾有过记载，自然立即引起了各地泉友的注意。但是当时泉坛流派纵横，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一时没有定论。上海一位著名古钱鉴赏家张伯先生，从北方的朋友处获得了一张这枚古钱的拓片，研究过后，就在1942年3月出版的《泉币》杂志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币十一铢质疑》的文章，对这枚古钱的真伪表示了怀疑。接着上海的另一位有名望的钱币学家郑家相先生，也在有关场合发表了附同张说的见解。他们两人都是古钱界耆宿，也都是中国泉币学会的创始人，还都担任了《泉币》杂志的评议员，在国内钱币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一表示怀疑，事情似乎就“敲定”了一半。原先在京要价奇昂的“新币十一铢”，一下子成了无人问津的东西。
而马定祥自从见过这枚古钱的拓片后，心中始终有点芥蒂，好像感到不太踏实，似乎觉得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但是那时他还没有看到实物，仅凭张伯先生的一篇文章，觉得还不好作出判断，但他还是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
1943年冬天，他到北京去寻钱访友，特地跑到琉璃厂49号的“云松阁”古玩铺，恳请李庆裕先生让他开开眼，亲眼见识一下那枚颇有争议的“新币十一铢”实物。李先生有感于马定祥的一番诚意，就从内室里取出一个锦盒。当那只锦盒被打开的时候，马定祥顿觉眼前一亮，一下子有了“神会”的感觉，从形制到书法、到气韵，都似曾相识。这枚古钱遍体红斑绿锈，虽是一枚前所未见的钱，但却是一枚开门见山的真钱啊！
这枚古钱，最先为北京一家古玩商顾济川（外号叫顾瞎子）所得，后归李庆裕。北京另一古钱大收藏家王春福曾经想收进，开始嫌价钱太贵，后来又闻此钱 的真伪有争议，就不敢贸然下手了。这回让马定祥给撞上了，他抓住不放。李庆裕要十两黄金，他一口答应，但他自己没有这么多钱，就先下了一两黄金的定洋，回上海后把情况告知号称“南张北方巴蜀罗”的罗伯昭先生，劝说罗伯昭先生买下来。罗伯昭先生一向很欣赏马定祥的治学、敬业精神，相信他的眼光，毅然投下巨金，将此世间孤品收藏入柜。罗先生后来自诩，说这是他毕生收藏的一万五千余枚古钱中最好的一枚钱。解放后，罗先生把这枚珍贵钱币捐献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此事在收藏界一直传为佳话。李庆裕解放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
马定祥每次到北方收购钱，少则十天半个月，多则要一个月，有时来不及回家过年，就在外面过年。这样总要有不少的花费。何况要外出收购钱，总也需要些资本。有时收来的钱币，真正自己喜欢的是不肯卖出去的，留在身边作研究用。留得越多就越没有钱。所以，他一辈子收钱，但总是没钱。他曾无奈地对人说：“我这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啊！”他住的地方也总是很寒碜，不是灶披间就是亭子间，换一个地方还是亭子间。开那祥和泉币社也只有五六个平方米的店堂。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生在“铜钱眼里翻跟斗”，可是到了要收购钱币的时候，总是感到囊中羞涩。
当年他们还常常去天津，结识了不少天津古玩钱币界的朋友，如邱伯唐，是专门玩儿北宋钱的收藏家；王黎青，是收集邮票、火花和纸币的收藏家，也兼做一些买卖；解耀东和陈振之，是天津劝业场的古玩商，另外还有开盛大钱币店的钟耀琦，他们与马定祥都有长期的生意来往……他们见马定祥人很爽气，只要东西好，做生意从不还价，日后凡是天津发现了珍稀古钱或是机制币，就立刻通知马定祥。陈振之有了好东西则只肯卖给马定祥了。
马定祥知道天津一地的份量，是民国中央造币厂的所在地，所以特别用心与天津人打交道。这些人是天津的老土地，人头熟得很，与那些豪门后代保持了常年的联系，专门进出大宅门收东西。马定祥曾从他们手上借到了原中央造币厂的厂长李伯琦的回忆录，整本全部抄录下来研究，所以对天津造币厂出品的钱币一目了然。他还从他们手上买到过不少稀世珍品，那批极珍贵的试制金银样币，就是通过他们介绍才买来的。
自然，清代和民国的机制币中是以样币最稀奇了，因为这是正式打制之前作样子的，自然数量极少，有些试制币甚至只打制一二枚，是供上级审定的。审定同意之后，才能大批制造。而原始的样币，就很容易落到与制币有关系的官员手里。
马定祥所得到的一批金银样币，如“长须龙”金质呈样币等，就是从天津的大宅门里流出来的。有一年，天津的陈振之对他说，有一位老人，清末民初时期在天津造币厂做事，手里有一批从造币厂带出来的好东西，只是价钱贵了些。马定祥一了解，原来是当年天津造币厂主管家里的东西，而且是清代和民国的成套的金银样币，内中除了宣统三年“长须龙”壹圆金样币之外，还有民国十八年孙中山头像的地球版、嘉禾版的壹圆金质样币、大清户部“中”字银币金样、户部光绪元宝库平五分金质试样币、民国段祺瑞（大脸）试样币……这些都是前所未闻的、不得了的大珍品呀！这令马定祥的心跳加快了许多，但是对方表示，“要买就一起去，不能挑着买”。于是马定祥不惜一切代价，用黄金全数收购下来。
那时当然无法料想后来的事情。半个多世纪后，到了2004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设“马定祥收藏钱币专场”的时候，当年天津的那枚“长须龙”壹圆金质呈样币竟在场上“翻云弄雨”，成了中国的“最贵的壹圆”—创下了176万元的天价，刷新了中国钱币在国际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