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忙里偷闲，重新弄好了园地的账号，来这里看看。发现有泉友对新发现的咸丰当八钱的进一步讨论，因而决定将拙文发布于此，冀能作覆瓿之用。
新疆“宝轮”局咸丰重宝当八钱考
一、概述
近来北疆地区先后新发现两枚局名待考的咸丰重宝当八钱，其铸造形制与咸丰重宝宝迪当八大八版别如出一辙，唯有背面穿右满文不为常见的“
”，而是“
”，因而引发诸多争议。本文通过满文释读与文献考证，认为其应当属于咸丰四年秋冬间宝迪局正式定名之前为进呈所试铸的“宝轮局”当八钱。
这种钱币笔者目前已知两枚，均出自北疆。一枚目前为阿克苏藏家鑫龍銀號持有，另一枚系北疆窖藏清钱所出，图源来自网络，难以进一步获得其数据。
图1 待考的咸丰重宝当八钱
（阿克苏泉友 鑫龍銀號 藏）
图2 另一枚待考的咸丰重宝当八钱
（图源自网络）
此二品土锈层次分明，满文字根处过渡自然，并非不中程式的臆造或改刻。后经由南北疆多位资深藏家确认，加之出处基本较为确定，此二品应为到代的咸丰重宝当八钱。
其面文为“咸丰重宝”，背文为汉字纪值“当八”，以及满文纪局。其背穿右侧的满文纪局，也是本文论述的关键。
二、识读与考证思路
清代钱币背面以满文纪局是雍正以后全国制钱统一的标准。因此纪局的满文是钱币归属于哪个钱局最明确的标志。清代新疆在刘锦棠统一使用红钱以前，以托克逊为界，北疆一律通行制钱，因此北疆所铸的制钱也同样严格遵循着这个标准。
图3 钱币的满文纪局部分
根据目前所见图片，两枚钱币的满文均较为清晰，识读无碍，为右图所示。其满文的字中字尾较为明确，发音为[uwen]，与常规满文的写法并无差异。再来看字头。与该钱币满文字头最类似的为辅音[l]，写法稍有差异，但事实上这种类似“一笔通天”的写法也是清代满文书写的常见情况，在钱币上同样亦非孤例。如清康熙年间山东临清的临清钱局，满文书写为
其满文字头同样包含辅音[l]。康熙通宝满汉临的一常见版别“大头临”，其满文即是这样的写法。
图4 康熙通宝大头临版别实物[1]
因此，背面纪局的满文拼读应为[luwen]。
此外，除去纪局的满文之外，从面文来看，其风格也与宝迪局极度类似。
图5 左为待考品，右为咸丰重宝宝迪当八钱大字版拓片[2]，中为用以对比的半透明重叠图像
谨选取宝迪局当八大八版的拓片与此种钱币比较，除去背面穿右满文不同，以及宝迪当八钱背面“當”及“八”字因修模而造成的不规整，应当说其他文字从布局、大小、到俯仰进退、离郭情况，均毫无差异，唯一的区别是这种钱币相对来说更加精整。
新疆地处西陲，铸造工艺并不发达，所铸钱币能达到这样的精度的机构只有官方钱局。再者，私钱铸造者不会铸造一种市面上没有被广为接受的钱币品种，否则其铸造的私钱将无法混入市场流通，因此首先排除了私铸的可能。
若再细究，而官铸的新疆红钱铸造工艺也同样只能说勉强合规，对于官铸的新疆红钱，同一种钱币不同批次都极难保证文字细节相同，若为不同钱局所铸，差异更大。而清代新疆铸造制钱的钱局仅有两个，即北疆的宝伊局与宝迪局。而宝伊局在咸丰四年铸造的当十钱标准为四钱四分，后来改作当四以后重量为四钱[3]，与这枚钱币的重量相差极大，因此也排除了宝伊局的可能。并且，北疆铸造的最后一种制钱是同治重宝宝伊局当四，其形制重量与咸丰四年的咸丰重宝宝伊局当四相侔，此后新疆再未铸造制钱，因此也排除了后铸的可能。同时，通过此种钱币与宝迪局当八钱大字版的相似程度，也几乎可以断定其与宝迪局同出于一个钱局，或者是宝迪局的原班人马所铸造的钱币。
而进一步分析，根据目前所见的大量宝迪局钱币，由于宝迪局在铸造过程中频繁修模，因此宝迪局钱币文字变化随铸造批次不同而细节变化迅速，甚至因修模导致缺笔断笔等情况频频出现。故而从铸造级次的角度分析，此种钱币与宝迪局当八钱大字版铸造时间应当极其相近。同时，其文字端正规整，相较于文字常常笔画粘连、穿口边角流铜飞边严重、锉痕粗糙、移范气孔等铸造瑕疵遍体的普通宝迪局当八钱，明显是出类拔萃的，其性质应当不同于一般的行用钱。
基于以上的判断，笔者尝试从宝迪局相关的资料着手，以分析“宝[luwen]”当八钱的含义。
三、文献记载
为探究[luwen]所代表的含义，笔者在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乌鲁木齐都统赓福的奏折找到了一段极为贴合的记载，现摘录于下。
“……谨将红、黄铜三七搀铸及红铜、黑铅四六搀铸当八大钱各二枚，恭呈御览。查乌鲁木齐向无钱局，今既设局开铸，自应酌拟局名。复查统属地方，即《汉书》所称轮台之地。又满汉城地面皆迪化州管辖。谨拟就宝轮、宝迪两局名，伏候钦定。”[4]
其中明确提到“宝轮局”这一词汇。在赓福写这封奏折的时候，宝迪局尚未得名，但从赓福“……搀铸当八大钱各二枚，恭呈御览”的表述来看，此时乌鲁木齐钱局已经铸造出了样品，准备呈递给咸丰以备审批。但乌鲁木齐钱局此时尚未正式得名，那么其所试铸的钱币上的纪局便应当是乌鲁木齐自行拟定的，也就是赓福所说的“谨拟就宝轮、宝迪两局名，伏候钦定”。“迪”字取自迪化州的首字，而“轮”则取自赓福对于乌鲁木齐古地名的考证。总的来说，新发现的这枚待考当八钱官铸、与宝迪局当八钱铸造时间相近、满文纪局释读为[luwen]、且铸造精度高于一般行用宝迪当八钱的特征，几乎与所记载的赓福在乌鲁木齐钱局尚未定名时的试铸的“宝轮”局当八钱完全相符。
进一步，根据赓福的这一封奏折，事实上也能够解释这枚试铸钱的另外两个问题，即彼时乌鲁木齐方面在未经户部审批的情况下自行设计并铸造该枚钱币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以及赓福创制这种当八钱的思路。
首先需要明确，宝迪局的开设是极为仓促的。关于咸丰年间宝迪局筹备建立过程，在赓福的奏折中有清楚的记录。其中第一步即是寻找可为铸钱提供材料的铜铅矿源。经过极为辛苦的搜求，终于在“吐鲁番所属之罗布淖尔地方踩获铅矿”，在“迪化州所属离城两站之三箇山地方踩有铜矿”，加之搜集到的旧铜器融化得到的黄铜铜斤，基本得以保证基本的铸钱需要。紧接着，赓福又迅速地从前任职地库车调来熟悉冶铜的工匠，“另砌炉座，用木炭火试炼，始得每矿砂一斤，得净铜八钱，其色赤，其质细，系属上等红铜，搀以前收铜器之黄铜三成，每个重二钱，试铸甚为合式。复以黑铅四成、红铜六成，每个重二钱试铸，尤属相宜。”[5]可见，该钱局从筹备到开始铸钱的时间是极为短暂的，甚至此时该钱局还没有正式的名称，就已经试铸了钱币。为什么如此紧急仓促？赓福在该奏折中也说明了原因——“经费支绌”。早在咸丰元年，在陕甘总督萨迎阿在奏折中便已经提到“甘肃应拨口外兵饷经费不敷，请将司库封储喀什噶尔军需银，提借六十万两”[6]到赓福上奏的咸丰四年，在清政府下达的谕旨也反映了新疆欠饷的严峻情况：“现在内地军务未竣，度支告匮，所有新疆各城经费及协甘兵饷，几至无从筹拨……”[7]而对于赓福自己，在奏折发出前，其下属已经碰到了“……汉兵眷口，群赴舆前乞饷”的情况。咸丰四年九月，“体察情形，十分艰窘”的绿营兵丁更是直接“复至奴才署中求恩”，使得赓福也因此“深虑兵心不能固穷……”[8]，清楚意识到了欠饷的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当地军政的稳定。因此不得不特事特办，来不及走一般流程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省去奏报然后等中央下发样钱等繁冗流程，赓福选择直接将设想转化为实物，先试铸钱币，再来让皇上选择，这是符合逻辑的高效做法。
新疆远在西陲，原料转运困难，因此在钱币原料上的监管并不甚严，材质主要取决于当地筹集到了多少原料，这是新疆铸钱的惯例。如乾隆四十年，宝伊局开炉时因白铅（锌）转运困难，因此选择因地制宜，采取“用红铜八分四厘、黑铅三分四厘八毫、点锡一厘二毫”[9]的配比铸造，这是有先例的。
尽管当八是清代铸币独有的面额，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关于这种特殊的面额，赓福同样有充分的依据，“至此地向用八折钱，以制钱八百文为一两钱，八文为一分钱。今因地制宜，故铸当八之钱，庶商贾、兵民以当八钱一枚，作一分钱行使，无所格碍”[10]。在咸丰三年后大钱风潮之下，铸造大钱被认为是救急的通用手段，并且因地制宜将面额稍加创新，设置为当八，也符合权宜的思路，并且参照内地铸造大钱的习惯，面文固然该用“重宝”。关于重量，咸丰三年十一月，“因巡防大臣之请又增铸当百、当五百、当千三种。…… 而减当五十者为一两二钱，当十者为四钱四分，又减为三钱五分，再减为二钱六分。”[11]一年前京局当十钱的重量已经降低到二钱六分，因此赓福将当八钱设置为重二钱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此处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赓福奏报里“至此地向用八折钱，以制钱八百文为一两钱，八文为一分钱”中的“一两钱”并不等同于实际的一两白银，否则即与下文“第此地满汉饷以五成而计，每年尚须银四十余万两，每两折给钱二千文”[12]前后矛盾。这也是前期研究经常一笔带过且经常出错的部分。在咸丰年间全国钱贱银贵的大背景下，北疆不可能例外。根据其他资料，咸丰初年乌鲁木齐的钱价已然达到2000制钱合银一两[13]，但“一两钱”在七折钱或八折钱等短陌的用法下依然等同于七八百文，即延续了1000个钱作为“一两”的习惯，但并不等同于实际一两重的白银，无法反映真正的银钱比价。
如咸丰元年，浙江人杨炳堃在迪化附近的宜禾县（今巴里坤）租车时，一共租了两辆车，每辆车“给价十九两五钱，每两七数计”，共用“实钱二十七千三百文”[14]，计算可知每两实际等同于实际的制钱1400个。采用七折钱的方式，钱价正是2000文制钱合银一两。而次年，杨炳堃对镇西厅至吐鲁番一带同样有“塞外每两折钱八百文”的记录，此处即可得知，这里的“每两”就是只针对“一两钱”的计数方法了。也就是说，赓福设置的当八面额是为符合八折钱的短陌习惯下，八百个小平钱算作“一两钱”的计数方便，而并非是一百枚当八钱即可以兑换一两重的白银。实际上，根据2000文合白银一两的钱价，按照八折钱的用法，兑换一两重白银需要1600个标准的小平制钱，即200个当八钱。当八钱并没有100个即能等同于一两白银那样高的虚值程度。
综上可知，在彼时的制度框架内，尚未定名的乌鲁木齐钱局自行铸造样钱同样是可行的。关于新钱的设计，文字，面额，重量，材质也都已经确定，剩下唯一需要皇帝决定的即是钱局的名称了。赓福在奏折里已经将铸造钱币的方案报告的清晰明了，“一俟奉到钦定局名，奴才即督饬赶紧鼓铸，以冀上纾圣虑，下济急需”[15]，唯独需要的仅是中央的批准，这在咸丰初年各省蜂起铸造大钱的形式下并不困难。而后，根据当下大量的宝迪局钱币实物遗留可知，中央选取了宝迪作为正式的名称。因此，以满文宝迪为背文的咸丰重宝当八钱，成为乌鲁木齐历史上铸造的第一种有明确记载的流通钱。而没有被选中的“宝轮”局局名以及试铸的当八钱，便就此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四、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此种钱币应为咸丰四年九月至十二月间迪化铸钱局未取得钦定的名称之前，试铸的“宝轮局”样钱。
关于这种钱币的发现，笔者认为其具有三项重大的意义。其一，实物与史料相互印证，佐证了赓福奏折中“宝轮局”钱试铸的历史事件，为宝迪局的筹划建立提供了重要物证。其二，在类型学的角度，确定了咸丰重宝宝迪局当八钱中大字版铸造先于小字版的顺序。最后，这枚试铸的“宝轮”局当八钱也体现了晚清新疆在失去内地协饷后为维持财政运转的积极尝试，是晚清新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逐步提升的重要标志。同时其本身虚值大钱的性质，也折射出晚清边疆财政体系濒于崩溃，危机四伏的客观处境。
五、琐议
图6 一些探讨过程
今年年初，笔者无意中看到了其中一枚钱币，起初并未在意。今年七月，在无意间翻阅史料时发现赓福的奏折中有相关的记载，因此开始逐步考证，动手写了这篇文章。后来总觉得论据疏浅，有待进一步完善，加之事务繁冗，未能进一步探索。今日经友人告知，得知近日焉耆张广悦兄也在钱币天堂中的西域钱币板块发表了文章，提出了试铸样钱的观点。向来知道张兄泉识深厚，因而笔者也有了将此文公之于世的勇气，聊供各位泉友参阅。另与张兄交流得知，此钱币有炉渣等物附着同出，惜未能得见实物。
笔者才疏学浅，文章难免挂一漏万，而苦于事务冗繁，近来难以进一步完善，故而抛砖引玉，以待方家考证。最后，再次感谢提供图片的鑫龍銀號泉友，感谢在各位在讨论中提供宝贵意见的师友！
六、参考文献
[1] 龚士元，刘国梁. 清钱版别图鉴[M].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7：74.
[2] 杜坚毅.《新疆红钱大全图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6：248.D19-13
[3] 丁进军. 清代新疆货币档案（下）《伊犁将军奕山为复议加铸各钱并分别搭抵事奏片》[J]. 历史档案，2012(2)：16-17.
[4][5][6][10][12][15] 丁进军. 清代新疆货币档案（下）《乌鲁木齐都统赓福为踩获铜矿各矿设局鼓铸以济经费事奏折》[J]. 历史档案，2012(2)：19-20.
[6]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四十[M]. 北京：中华书局，2008：42844.
[7]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一[M]. 北京：中华书局，2008：44558.
[9] 丁进军. 清代新疆货币档案（下）《伊犁将军伊勒图为进呈宝伊局鼓铸钱币事致军机处咨文》[J]. 历史档案，2012(1)：19-20.
[11] 奕赓. 东华录·食货[M]. 北京：燕京大学，1935.
[13] 奕山等. 奕山等奏边饷支绌先以储备支发并减饷以代钞折（咸丰四年六月二十七日）[C]//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1辑. 北京：中华书局，1984：68.
[14] 杨炳堃. 中议公自定年谱：卷六、七[M]//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41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463-464，445，635. 转引自：张景瑞. 清代“七折钱”惯例新探[J]. 浙江学刊，2022(1)：229-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