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风/文
中华书局很有名，大家多多少少都读过一些他家出的书。我如果说，中华书局在民国时期除出版以外的另一项主营业务是印钞，各位信不信呢？
现在的出版社业务很专，基本就是策划、编书、发行，印刷要找专门的印厂。民国时候不一样，中华书局在上海有两个印刷厂，分别占地43亩和12亩；在香港还有一个印刷厂，占地17亩。这些印刷厂聘用外籍专家、使用先进设备，技术水平号称远东第一。中华书局在书籍之外，邮票、地图、债券，乃至纸币，没有什么不能承接的印刷业务。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国币依然是银元，纸币为银元券、大洋券、国币辅币券等，至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受限于技术、原料不足，国民政府委托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英国华德路公司、美国纸币公司等外企印制纸币，后来中华书局、大东书局、财政部印刷局等国内机构也有不同程度的参与。
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徐士敏在《抗战中的爱国实业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年）中说，中华书局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期，有一大半收入来自于印刷业务，其中印钞的贡献最大。印钞的确是一门很好的生意，只要在政府下单后按时交付即可，不必操心销售、库存等问题。
曾长期在中华书局工作的金兆梓回忆，上海沦陷后，创始人陆费逵避难香港，“整个中华书局的重心也跟着他移至香港。因为香港还有印钞事业可以饮鸩止渴。那里的工厂，在印钞业务中便发生作用。”（《我在中华书局三十年》，载《编辑杂谈（第二集）》，北京出版社1983年）由此亦可见印钞业务对于中华书局的重要性。
刘森、于倩编著有一本《中华书局印制的纸币》（中华书局，2002年），详细开列了中华书局承印的各类纸币，有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券、关金券、金圆券、银元券，也有广东、安徽、湖南等地方银行发行的多种辅币券。这些纸币的面值从一角、二角、五角，到一元、五元、十元，乃至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五百万元，无所不有。
我手中有一张法币发行前的“国币辅币券”，面值一角，正面图案为杏坛，位于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可谓中国的教育圣地；面值下有两枚印章，右为中央银行总裁，指宋子文，左为中央银行副总裁，指陈行；最下方可见有一行小字“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代表的即是印刷机构。
背面有两个签名分别是李觉和黄秀峰，前者时任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后者为副局长；最下方一行英文“CHUNG HWA BOOK CO,LTO”同样意为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这张辅币券的特别之处在于，正面图案上盖了一个挺大的墨戳，上写“炳记茶楼”。墨戳常见于银元，是商家验明成色后所盖，相当于一种附加的防伪标识。我对近代纸币了解较少，不清楚炳记茶楼给纸币加戳记的目的何在，或许是把它当作一种在茶楼内使用的代币？
总之，中华书局广印纸币的历史，让人想起那句烂俗的古话——书中自有黄金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