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风/文
近代以来，中国在古钱币相关领域涌现了许多名家，有些以收藏为主，如罗伯昭、方药雨、戴葆庭等；有些侧重研究，如丁福保、彭信威、唐石父等。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原因，他们都没有专门的回忆录留下，让后人再难有机会详细了解民国时期那些与古钱币有关的隐秘往事。
所幸，受口述史学兴起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名家愿意提笔撰写回忆录。在钱币方面，杜维善主要回忆了自己收藏、研究和向上海市博物馆捐赠丝绸之路古钱币的历程；戴志强写下《一生钱缘》，那既是一部学者的个人奋斗史，也是一幅中国钱币事业发展的全景画卷。巧合的是，杜、戴两位名家又皆为上海名人之后，杜维善是当年“海上闻人”杜月笙之子；戴志强的父亲戴葆庭则是中国泉币学社和《泉币》杂志创始人之一，其书中也暗含了两代“古泉人”的精神传承。
一心献身钱币事业
戴志强1944年生于上海，自小每日在家中目睹父亲把玩钱币，并随其拜访罗伯昭、彭信威、沈子槎等泉界前辈，建立起对钱币的兴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在心灵中埋下了一定要发芽的种子”。因此，高中时代的戴志强虽然理科成绩优于文科，但依然坚持“要走钱币事业这条道路”，他24个志愿填的不是历史系，就是经济系。1961年，戴志强顺利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历史地理。
入学这一年，戴志强为自己取别号“续斋”，其意有二，一是表示要接续父亲事业（戴葆庭自号“足斋”）；二是致敬父亲对“续铢”铸造年代的考证。可惜造化弄人，戴志强先是被分到新成立的“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史”（即世界史）专业，被迫远离喜爱的中国古代史；接着又因“文革”爆发，毕业时没能按计划留在复旦大学或解放日报社，而被分配到河南省安阳市的染料厂，成为一名工人。
后来由于工作调动，戴志强先后在安阳的市委宣传部、市化工局、市博物馆和市文化局工作。这一时期，戴志强在仕途方面称得上是一帆风顺，他1983年已是安阳市文化局副局长，且有望升任分管文化的副市长。即便如此，当有机会前往北京从事钱币研究方面的工作时，戴志强还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安阳的发展。他在《一生钱缘》中说自己选择的是一条“自讨苦吃”的“不归之路”。
1984年，已届不惑的戴志强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开启“钱币人生”。此后几十年，他无论是在中国钱币学会主持工作，推动各地分会假设、培养专业人才、组织学术研讨会；还是创办中国钱币博物馆，在馆长任上征集馆藏钱币、规划馆内布展、参与国际交流；抑或到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做参事，为中国钱币事业献计献策，对于以上任何一件事无不兢兢业业，获得了众所公认的成绩。
戴志强2007年作为副局级干部退休前，有人建议他把人事关系转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那样待遇会更好。戴志强一笑了之，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和钱币事业连在一起”，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于是他选择做钱币博物馆第一个以该馆，而非人民银行名义退休的人员。说是退休，戴志强其实闲不下来，他晚年依然积极参与钱币相关活动，并受聘为国家博物馆钱币鉴定组的组长。
为中国钱币学奠基
相较于专职从事钱币工作的时间，戴志强着手研究钱币则要早得多。1963年，郭沫若发表文章，考证“漳州军饷”银饼为郑成功在台湾所铸。郭沫若身居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史学会主席等要职，是文史领域的执牛耳者，当时还是一名大二学生的戴志强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投稿给《历史研究》。1981年，戴志强将之细化为《漳州军饷银饼年***》等论文，从银饼上“足纹通行”字样、机铸花边、库平七钱二分重量，以及与其他中国自铸银元对比等方面证明，其铸造时间不会早于西班牙银元传入中国的乾隆年间，并考订具体铸造时间可能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后来，戴志强身为中国钱币学会和中国钱币博物馆的主要领导，日常事务繁忙，可从未放松学术研究。他主编《中国钱币》杂志，刊发了大量优秀文章，同时自己也坚持思考和写作。
在《一生钱缘》中，戴志强说“只有在有机遇、有时间的情况下，才能忙里偷闲”，去“写一点简短的论文”。这当然是谦虚的话，两编《戴志强钱币学文集》收有文章数百篇，其中不少是考证详尽，新见迭出的论文，为钱币研究者所必读。这里举两个例子，戴志强1998年发表《曹魏五铢考述》，回顾了学界确证“钱面外郭侵压钱文”为曹魏五铢特点的过程；他2003年的《两宋木质雕母钱的发现和研究》通过实地考察，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指出“两宋铸钱采用翻砂法，母钱即是铸钱的钱模”。
身体力行加上持续推动，戴志强最终实现了毕生理想，就是把钱币学从古代金石学、现***古学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学科。2016年，河北师范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钱币学博士点。
戴志强还精炼总结了钱币学研究的目的，一是借助鉴定技术“筛选出遗存的稀世珍宝”；二是通过考证“再现中华文明的光辉历程”；三是以探索研究“总结前人和他人的成败得失，引导当今的货币和货币文化衍生品的规划方针”；四是推广钱币文化能“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2021年10月，戴志强参加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活动，副馆长丁鹏勃当面称赞其是“中国钱币学的奠基人”。
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因为戴志强的书写极其平实且详细，涉及大到时代变革，小至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这本《一生钱缘》的价值不限于钱币学，任何关注当代史或文化史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感兴趣的内容。
比如，戴志强回忆了自己在安阳体会到的“机关作风”。他所在的宣传部通讯科有三个人、三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如果有基层的同志来谈工作，来者只能站着，本办公室的人，各人做自己的事情，谁也不会站起来，更不会让座。要是来了兄弟科室的领导，我们就会站起来相迎，热情让座。但凡部里的领导来办公室，则全室的人都会站起来让座，站着倾听领导的指示……”我猜想，对这种“官大一级便有‘朝南’的待遇”的不适，或许也是戴志强后来执意回归学术工作的一大原因。
后来戴志强到中国钱币学会任职，赶上中国大门重新打开的历史时刻，他在对外交流中的所见所闻都很具典型意义。1984年，戴志强随中国钱币学会代表团到日本，与大阪市立博物馆合作办展。他知道日本货币起源深受中国影响，担心日方对此说法会有异议，可到日方展厅一看，第一部分便是中国传入日本的所谓“渡来钱”，于是放下心来，明白“他们完全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并不回避”。戴志强还发现，日本人“工作时精神集中，干净利索，效率极高”，而“这在当时的国内很难看到”。
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上的隔阂更大。1997年，戴志强率团去德国参加第12届国际钱币学大会，会场设在“一群建筑之中的园子里”，会议讨论期间有人送来啤酒、葡萄酒和面包，没有一道主菜。戴志强不免有些惊奇，但他没有任何抱怨，对德国人的节俭表示理解，“听说德国的制度严格，办事十分认真，就资金而言，都是专项专款，用来办实事，绝不可以挪用，所以宴会的费用被压得很低”。
此外，戴志强还特别写到自己的“天堂”——家庭，回忆了与父母妻儿、兄弟姐妹等相处的点点滴滴。这里顺带一提，他的弟弟戴志茂自小过继给外公，改名沈鸣镝，同样是知名的钱币学家，曾任上海市钱币学会副秘书长、《钱币博览》杂志副主编等职。戴志强次子戴越对钱币学也有涉猎，协助父亲撰写《古钱文字》，并编纂了《戴志强钱币学文集（续集）》。当然，最让人动容的还是戴志强对妻子的爱，他书中亲昵地称妻子常瑞琴为“小瑞”，字里行间充满“手拉手幸福变老”的情意。
今年戴志强的《一生泉缘》问世，又恰逢戴葆庭诞辰130年，钱币学界、钱币收藏界在他们的故乡绍兴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戴志强曾在回忆文章中说，戴葆庭生前撰写过一部回忆录，“追记早年集钱的经历，实地造访的情况，泉友往来的信息，以及珍泉名品的来龙去脉”，可惜“文革”爆发后被戴葆庭亲手焚毁。如今，有了戴志强这部回忆录，也算稍稍弥补了我们的遗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