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至战国早期（公元前8-5世纪），周王畿内及卫、宋、晋、郑等国先后出现了平肩弧足空首币和垂肩弧足空首币。期间，齐国铸造了“节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刀币，燕国铸造了青铜“尖首刀”，“针首刀”，楚国则出现了黄金货币——“ 爰金”和青铜铸币有文小铜贝——蚁鼻钱。
然而，越国是否有自己的铸币，或者说越国使用的又是何种形态的铸币？再或者说越国是否铸造过金属货币呢？对于这个问题，历代史籍中也缺少明确记载，考古学又缺少出土实物佐证。因此越国是否铸造过货币就成了中国货币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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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青铜铸币——戈币的发现
1995年月12月1日，恰值绍兴市第二次钱币学会代表大会结束之际，有钱币朋友给作者传递了一个出乎意外的消息：绍兴近日出现了一大批戈状薄小型青铜器。当他具体描述了该器的大小尺寸厚薄轻重并绘出草图后，作者心头不禁一震——莫非是越国货币？
当听说出现地点在城郊则水牌，已被当地钱币爱好者史海平等收藏时，作者连夜赶到史家，只见完整的戈状薄小型青铜器一排排齐整整的躺在一匣子内，数量达400多枚，另一包装袋内断残碎片无数，重达11.5公斤之多。据史海平告知，该批器物是由一本地人用小划船划来连同其他废铜一起卖给侧水牌西庄村高姓废品收购商店的。根据该器的形制、材质、数量等各方面的情况，结合作者几年来对越国货币研究探寻积累的史料分析，作者当时就认为这就是几年来所苦苦寻求的越国货币实物，激动的心情真是无可言表，所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后来在另一位钱币爱好者何文龙家中，又见到了两批在绍兴城东新区出土的戈状薄小型青铜器。
另外，作者在市文物管理处看到了一张照片，正面为戈状薄小型青铜器的断片叠放，背面记有“1986年姜良村梁张仁上交”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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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戈币的讨论
当作者把绍兴出土越国货币的情况向市钱币学会领导汇报后，引起了市钱币学会领导的高度重视。
1996年1月5日，市钱币学会邀请了省钱币学会、省博物馆、市文物管理处等有关专家学者和市钱币学会有关人员在绍兴对几次出土和发现的戈状薄小型青铜器作了鉴定，初步认定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所铸造和使用的青铜铸币，并同意作者的意见，把它命名为戈币。
越国青铜戈币面世后，在国内钱币界，考古界，越文化研究人士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国内钱币研究权威杂志《中国钱币》在1996年第四期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浙江省博物馆馆长助理，国内著名钱币研究青年专家陈浩先生《试论越国的仿戈青铜铸币》和作者的《绍兴发现越国青铜铸币——戈币》的文章；《解放日报》、《浙江日报》、《报刊文摘》等全国许多报纸纷纷刊登有关绍兴发现越国青铜铸币——戈币的消息。
当然，越国铸造和流通货币在历代史籍中无明确记载，无疑为越国青铜戈币的确定带来了难度，所以自戈币面世及我们明确提出“越国戈币”一说后，遭到了部分钱币界朋友的质疑。他们认为可能是冥器，飞镖或箭镞，也有人提出既是货币为什么没有文字，甚至有人提出“太尖”，“边缘未打磨 ，容易划破皮肤，刺破衣袋”等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对大量史籍资料的研究，从越国所处时代背景分析，越国铸行钱币完全可能的。
1、冥器
有一种说法认为戈状薄小型青铜器可能为越国先民的殉葬品——冥器。虽然说历史上有用陶制货币作冥钱殉葬的，如上海战国幕中出土的陶质郢 及其他地区出土的泥质麟趾金，陶质半两，陶质五铢钱等，但勾践质吴三年返国后，为了报仇，越国所产青铜主要用于制造兵器和生产工具，不可能用如此贵重的青铜去制造大量对活人毫无实用意义的冥器。
有人说“古人重厚葬”，如作为货币应该在古越战国墓中有所出现。其实并不完全如此。笔者认为，“古人重厚葬”之风俗在先秦时期，主要流行于周王朝所统治之中原区域。在中原各国先秦墓中出土大量青铜礼器确实支持这一说法。在先秦诸子中，孔子尊周礼，墨子崇尚夏制。“春秋传则与墨书节用兼爱节葬之旨甚异，孔子生于周故尊周礼而不用夏制。”“吕不韦称：……其节葬亦禹法也。”“淮南子要略称：禹之时，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古越国统治者乃夏禹子孙，自承夏制，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传统与中原地区各国不同，继承了夏族先祖节财薄葬的传统。从绍兴乃至浙江历来所发掘的战国墓中绝少青铜礼器发现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如1952年浙江省文物管理部门在清理绍兴漓渚23座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有印纹硬陶141件，釉陶130件和灰质泥陶7件，没有发现青铜器殉葬即可作证。董楚平先生提出“太湖，钱塘江水系的越人随葬品以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为主、青铜器很罕见”的观点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另外，目前已知的三个戈币出土地点均处于古越国都城及其周围，出土时亦无明显的墓葬迹象。特别是塔山太空溇出土时伴出大量印纹陶器陶片，似与当时居民日常生活关系相关。在城东废品收购店发现的一批戈币重达11公斤，计数3000余枚，虽未查明出土地点，但从如此大的数量，其中部分呈饼状粘结分析，似为窖藏可能性大，作为冥器则难以解释。
2、飞镖与箭镞
再一种说法认为既然越国好战，是否可能是战争中使用的暗器——镖。《中国文化史词典》对飞镖有较详细的描述：“形如矛头，用以遥扔伤人。如清代脱手镖，有三棱五棱及圆筒等，能于40步外伤敌。清代最通行的镖长三寸六分，重六两至七两。十二支或九支为一槽。”而绍兴出土之戈币，厚仅1毫米左右，最轻的仅1.34克，最重亦只有12克，大多为3—5克。按旧制重量折算在5分—4钱之间，仅是飞镖重量的20分之1—100分之1。不说春秋战国时期有否飞镖这一暗器，只说如此轻薄之物怎能遥扔于四十步外伤人？再则，戈币一侧有胡，对于飞行时的平衡不但没有帮助，可能会起到相反作用。而且整批戈币的绝对形状和重量也每只不同，出手的准头也难以掌握。总之，笔者以为，这样又轻，又薄，一侧又有突出之物的戈状薄小型青铜器作为暗器——飞镖是难以实际掌握使用和发挥伤人作用的，亦与“形如矛头”不符。那么是否可以绑在箭杆上作为箭镞使用呢？据《中国古代兵器图册》介绍，弓箭在我国发明与使用历史悠久，据推断最早的弓箭约发明于三万年以前。最早出现的石镞和骨镞，形状有扁平柳叶型，三棱尖锥形，四棱形等。后来铜制。春秋战国时期，式样有双翼，三棱，四棱等。一般均有倒刺，有三个、六个，多达九个。笔者在绍兴收藏爱好者手中曾见到各种形状的青铜箭镞数枚，其形状、大小、长短、重量与《中国古代兵器图册》中所载相同，而与戈币无一处相近。
3、无文字标记
还有一种疑问：既为货币应有文字标记，特别是有大小数种类型，没有记值文字何以区分？
笔者以为，如以现代人用现代货币观点去看待上述提出的疑问有一定道理，但如放在当时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分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历代钱币学者著作提到的先秦时期北方各国所铸之币，刀、布币流通于春秋战国整个时期，历时数百年，从无文到有铭文，有一个过程。而原始刀和原始布也是没有文字标记的。至后来刀、布中出现的文字亦多以记地为主。相同形态的货币，却有临近几个国家同时铸造流通。如魏、赵、韩国铸布币，齐、燕等国铸刀币。东周、西周铸环钱等。北方诸国之间，“魏垒（地）四平，诸侯四通，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其时国与国之间通有大道，商人往来又常不限国界。商人往来，容易把相同类型的货币从一国带到另一国去使用，引起另一个国家的币值紊乱，反之亦如此。为了防止外国相同类型的货币混入本国，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本国货币的币值稳定性，故铸以地名标志以示识别。而越国所铸之币，形态似戈，与他国所铸之货币或刀或布或贝或环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在流通过程中不必担心与外币相混淆。从至今已发现的越国青铜器中，除各代越王本人所使用的剑、矛、戈有文字标记外，尚无其他明确属于越国的青铜器中有文字标记的实物发现和报道。因此，笔者以为，不能以戈币面背无文字标记而否定为货币。
至于还有人提出“太尖，容易划破皮肤、刺破衣袋”等问题，笔者以为是这些人不知古人衣袍无口袋的缘故和未见针首刀和尖足布也存在同样“尖”的问题而并未被否定为货币的道理。
4、越国铸币的理由
我们对越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可能产生货币的历史背景，资源条件进行过研究分析，认为越国应该有自己的货币。
（1）史书中不乏越国行使钱币的记载。《越绝书》《吴越春秋》《百子全书·计倪子篇》多处可见到与钱币有关的文字。“必先蓄积，食钱布帛。”“若不与一钱，其志斯疏”。？“夫官位财币，王之所轻”“受币许其师，辞其君即可”“夫官位财币金赏者君所轻也。”重财币以遗其君““春秋奉币，玉帛子女，以贡献焉，未偿敢绝。”《史记》载“昔日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东周列国志》中有一段范蠡利用美人展览为国库集钱的故事：”国人 美人之名，争欲识认，都出郊外迎候，道路为之 塞。范蠡乃停西施、郑旦于别馆，传喻：‘欲见美人者，先输金钱一文，’设柜收钱，顷刻而满。美人留郊外三日，所得金钱无数，悉辇于府库，以充国用。清乾隆年间编篡的《诸暨县志·杂志轶事篇》引《孟子》注曰：“西施越之美女，过市欲见，先输金钱一文。”从上述史书记载中，虽未见越国铸币字样，然有钱币流通则较为明确。《东周列国志》和清代《诸暨县志》引《孟子》记载的“每人输金钱一枚（文）”更是明确地载明当时民间已有金钱流通。
（2）越地富产铜和先进的冶铸工业，越国发达的商品经济，大量的商品交换活动迫切需要交换媒介物是越国铸币产生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条件。越王勾践从质吴三年回国到消灭吴国，称霸中原前后不过二十年。越国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发展商业经济以商兴国。发达的商品贸易，关市的形成乃至于官市的开辟，物物相易显然已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青铜块作为称量货币在民间市场流通中又存在可以想见的困难，这样就为铸币的产生创造了需求上的迫切性。
（3）外来文化的影响。勾践的主要决策集团成员文种，范蠡，计然均来自楚国。范蠡初入越是遭大夫石买的嫉妒，于是范蠡退而不言，游于楚越之间。 勾践质吴返国问计于计然时，计然与勾践的对话说“尝言息货，王不听，故臣退而不言，处于吴楚越之间，以渔三邦之利，乃知天下易反也。”范蠡、计然入越初期，由于得不到越王勾践的信任，游于吴、楚、越之间经商。其时在春秋晚期，楚、齐、晋等国已开始铸币并流通于市场。因此，他们完全可能把上述国家的货币铸造流通信息带到越国，为越国铸造使用货币以作借鉴。
（4）绍兴出土和发现的戈币虽然出土地点不同，但形态是一致的。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尺度。特别是内穿孔相对较大，笔者以为这与北方刀币之环孔相类似，系为方便携带作穿索提携之用。在城东新区、中兴路出土和城东废品店发现成并状粘结在一起的，都是内与内，胡与胡，援与援方向一致有序地迭压粘结，即使援与援之间略有偏移，而内却相对整齐、内穿孔相通。笔者保留有一件5枚粘结在一起的实物，镧部四个穿孔被锈结填满，而内穿孔却并无锈结而相通。这给笔者一个启示，即入土时曾有绳子穿于内穿孔中，否则不可能粘结成方向如此一致。在曹锦炎、陈浩先生来绍对这批戈币作初步鉴定时，笔者曾仿古人用索穿50枚戈币提于手中，作购物时的演绎，得到在场学者的赞同。
（5）我们曾测小、中、大型戈币各10枚计30枚。平均重量为4.37克，与历史上中外东方系列货币与西方系列货币的基本重量4克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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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戈币的命名
钱币界把三晋所出形似农具铲布的货币称为布币，把齐燕所出形似狩猎所用之刀的货币称为刀币。我们把越国所出青铜铸币命名为戈币，除了象形实用兵器戈外，我们认为与越系自称夏禹后裔而与夏禹后裔代族族徽有关，甚至戈币本身就代表了“越”。
1、外形仿自兵器戈
史学家们一直认为，越乃好战之国，向重耕战。从绍兴历年来出土的青铜器主要为兵器和生产工具二大类而绝少礼器来看，基本符合这一观点。出土的兵器中，青铜戈亦时有所见。据历史资料记载，决定吴越命运的笠泽之战，夫椒之战， 李之战，干燧之战等重大战役，主要都在水上进行。水师是吴越争霸的主要兵种。当时水军所用，除弓箭外，长柄武器戈与矛应是主要的兵器。“吴越善制戈”，戈在越国军队诸武器中的地位和数量是毋容置疑的。据《中国古代兵器图册》介绍，戈是我国古代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装柄长武器。最近在距今3500年以前，我国已出现了青铜戈，至商代已普遍使用。同时，戈由于胡无穿发展到短胡一穿，有的甚至三穿。春秋时期，我国青铜兵器发展到全盛时期，戈的形态有了显著改进，胡加长，多有三至四穿，戈身呈弧形而尖。战国早期戈的形制又有改进，制造精良。其后由于戟的出现，戈的地位下降，至战国晚期，青铜戈遂渐被卜字形铁戟取代。绍兴出土和发展的戈币，其外形与兵器戈完全一致，仅大小、厚薄、轻重之别。与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各国的刀、币仿制于实用工具刀和农具相类似。此命名戈币理由一。
2、以夏禹后裔的氏族族徽为标志
历史上向有“吴戈越剑”之说，为什么不仿用剑形而仿戈的形态呢？笔者认为除了戈是我国古代具有民族特色的武器和作为越国当时的主要作战兵器这一外，当与“戈”——作为夏禹后裔的氏族族徽有关。
曹定云先生在研究殷墟妇好墓和其他有关铜器铭文后提出：“戈和由它所组成的徽号均是族徽。”“ 周铜器铭文中凡带戈之族徽，其所代表的氏族均可视为夏部落内氏族之后裔或夏部落联盟内其他氏族之后裔。”“故‘戈’与亚戈应是禹之后裔所使用的氏族徽号。”而越王勾践传自夏禹史书记载颇丰。《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小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用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越绝书·记地外传》说：“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 。”又说“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而勾践。”说的是越国的始封君无余是夏朝第六代皇帝少康的庶子，越王勾践又是无余的后代，即是夏族之后裔，既以“戈”为夏族后裔氏族之族徽，那么以氏族族徽标志来作为越国货币的铸造形态，既说明铸币的设计者和当时的统治者对商品流通中货币的重视程度，又具有深刻的政治思想内涵。
另外，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造船航运事业居全国领先地位。越国庞大的水师中有一种以“戈”命名的战船——“戈船”。《越绝书·记地外传》和《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中均有“戈船三百艘”的记载。是否可以推测为亦是以夏氏族的族徽标志给战船命名，尤如现代以名人名字命名城市相似，如能成立，则给越国铸币以氏族族徽标记命名为“戈币”一个补证。
3、戈币本身就是一个“越”字
董楚平先生所著《吴越文化新探》一书中第21页说到“1974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大汶口》，其第112页上载有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灰陶缸上五个文字。其中一个，据唐兰说，是‘（戉） 的象形’，是商代甲骨文‘（戉） ’的祖型字（见图）。”
出土的越国青铜兵器中有铭文的剑、戈、矛的铭文，都把越国的越写作“ ”。如“ 王勾践自用之剑”，“ （戉）王者旨于赐”矛，“ （戉）王者旨于赐”戈等。夏文化最重“ 戉”，卜辞的夏族称为“戉 ”，“禹字从（戉） ”。越王剑，越王矛，越王戈上所铭之鸟篆体越王之越皆为“ （戉）”。而且为“ （戉）”的甲骨文祖型字，形状与越国所铸之戈币又如此相似。笔者以为戈币本身就是一个文字，即代表越国名——“戉 ”。
（注：本文选摘于《绍兴钱币文化》一书，该书日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