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风/文
1984年6月，安徽省马鞍山市发现了一座砖石大墓，经考古发掘，证实墓主是孙吴大将朱然。该墓虽曾遭盗掘，但还是出土了一批精美的漆木器、青瓷器、铜器等随葬品。
同时，墓中发现钱币6000多枚，97.5%是两汉时期的各类五铢，有标准五铢，也有延环五铢、剪边五铢等，其他包括秦朝的半两，新莽的货泉、布泉、大泉五十，蜀汉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定平一百、太平金百，以及孙吴自铸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堪称一座小型三国钱币博物馆。
朱然是孙吴老将朱治的养子，小时曾与孙权一同就学，关系密切。成年后屡立战功，史称其“名震于敌国”，历任车骑将军、左大司马等要职，获封当阳侯，名副其实的位极人臣。
那么我们要问了，在一位孙吴重臣的墓中，为什么只有极少数钱币是本国铸造，更多则来自前朝和敌国呢？这还得从魏蜀吴三国的货币政策说起。
曹丕废除五铢
自西汉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改革币制，一直到东汉末年，三百多年时间里全国流通的都是五铢钱。黄巾起义及其之后的军阀混战改变了一切，持续数十年的战争，使得耕地大面积荒芜，粮食产量急剧减少；董卓控制朝廷期间，大规模铸行轻薄小钱，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足重的五铢钱越来越多地被当作财富贮藏起来，退出流通领域。结果就是钱币贬值，物价飞涨。
老百姓手里没有好钱，只能改用布帛交易；紧接着，朝廷收税也不再要钱，改征布帛等实物。东汉田租不固定，税额是亩产量1/30；另有口钱、算赋按人头征收。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在北方改革税制，把田税固定为每亩征粮四升；取消口钱、算赋，设立以户为单位征收的“户调”，这两种税都不收钱，而征实物，具体标准是每年每亩征粮四升，每户纳绢二匹、棉二斤。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自任丞相后，一度想整顿币制，下令废除董卓铸行的劣质小钱，要求各地恢复使用五铢。由于朝廷停铸已久，市面上缺少优质钱币，导致了“钱贵谷贱”。曹丕称帝后第二年（221年），干脆下令“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让粮食和布帛成为法定货币。
钱币有私铸劣钱，实物货币同样不免有人作假。有些“聪明人”往粮食里掺水增重，还有的故意把布帛织得很薄，以次充好。太和元年（227年），魏明帝曹叡不得不同意“更铸五铢钱”。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曹魏铸的五铢钱究竟什么样？1997年，在洛阳召开的“曹魏五铢钱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从文献记载、出土窖藏等方面，总结了曹魏五铢的几个特点：工艺粗糙、钱体薄小、穿口较大、外郭侵压钱文，“五铢”二字在钱币上显得十分拥挤。
曹魏五铢铸量不大，如1977年发掘洛阳棉纺厂西晋墓，出土钱币760多枚，曹魏五铢仅占7枚。因此，曹叡恢复铸行五铢，没有改变曹魏以实物为主的货币状况，钱币不过是市场上的配角。
刘备创新五铢
唐人刘禹锡有一首《蜀先主庙》，赞颂刘备“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禹锡自称汉中山靖王之后，与刘备同宗，可他对货币史缺少了解，不知道蜀汉其实没有铸过五铢钱。
刘备铸币始于建安十九年（214年），那时他要从刘璋手里夺取益州，为了激励士气，许诺胜利之后，把益州府库里的财物全部赏赐将士。进入成都后，刘备手下士兵们急不可耐地扔掉兵器，把府库一抢而光，以至让刘备连打仗的军费都没了。谋士刘巴献策说，只要开铸“直百钱”，财政危机就能立刻解决。刘备照他说的去做，果然不过几个月，益州的府库就又被堆得满满当当了。
所谓“直百钱”就是“直百五铢”，一种虚值大钱，实际重量8-10克，面值却相当于100枚3-4克的五铢钱。刘备拿直百五铢给官员发俸禄，向百姓买东西，等于付出一分成本就能获得五十倍收益。刘备统治后期，直百五铢不断减重，有的甚至在1克以下，比五铢钱还轻。
章武元年（221年）蜀汉建立后，刘备、刘禅在直百五铢外，又相继铸造了多数重量在3克上下的“太平百钱”“太平百金”，1克左右的“世平百钱”“定平一百”，甚至不足0.5克的“直百”“直一”等。需要解释的是，直百是对直百五铢的简写，直一又是对直百的简写——不是说1枚直百等价100枚直一。
蜀汉钱币经过一再减重，可能铸造成本已抵不上实际购买力，以至不管官铸、私铸，都把钱文做了简化。剧烈通胀下，这些名义上等值于100枚五铢的钱，实际购买力或许还不如过去的1枚五铢。
在铸钱这件事上，蜀汉非常卖力，史称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把老百姓家里挂蚊帐的铜钩都搜刮走铸造钱币了。虽然劣质薄小，但因为有数量上的优势，蜀汉钱币伴随贸易活动，流通到曹魏和孙吴，并被两国百姓使用。不夸张地说，成都正是三国时期的铸币中心。
孙权师法王莽
曹丕在法理上继承汉统，铸币只铸五铢；刘备自称延续东汉，货币体系另起炉灶，也不敢丢下“五铢”两个字；与他们不同，孙权称帝建国没有法理、血统可循，只能向王莽学习，求诸祥瑞。
在《告天文书》里，孙权说“天意已去于汉”，当时“皇帝位虚”，而祥瑞不断出现在江东境内，这是上天要他继承帝位。孙权后来所用年号，如黄龙、嘉禾、赤乌等，都是当时人们眼中的所谓“祥瑞”。
铸币方面，孙权也向王莽看齐，后者因为“刘（劉）”由“卯”“金”“刀”组成，而“铢”和“钱”都是“金”字旁，于是钱币上不允许出现“铢”，“钱”也改称为“泉”。嘉禾五年（236年），孙权下令“铸大钱，一当五百”（即“大泉五百”）；嘉禾七年（238年）又进一步“铸当千大钱”（即“大泉当千”），钱文风格与王莽所铸“小泉直一”“大泉五十”等一脉相承。有学者考证，孙吴早期可能也铸过大泉五十。
孙权铸币比刘备晚了22年，这期间南方受直百五铢流通影响，通货膨胀已极为严重，不要说铸小平钱，就是铸大泉五十都是巨亏。没有办法，孙权只能发挥想象，铸比直百五铢面值还大五倍、十倍的虚值大钱。考古证实，孙吴甚至铸过少量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从钱币重量看，大泉五百7-10克、大泉当千、大泉二千9-12克，大泉五千10-15克，其实与早期直百五铢相去不多。
为把铸币利益紧紧攥在手里，孙权下令向民间收购铜料，并严禁私铸。可面对用极少重量铜，就能铸极大面值钱的巨额利润，很多人铤而走险，造了一批批更加低劣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当时孙吴境内商品的单价可能都是动辄几百、几千——定价少了没法找零，百姓不堪其苦。
赤乌九年（246年），也就是距离开铸大泉五百后十年，孙权被迫接受铸币政策失败的事实。不过在诏书里，孙权把失败的“锅”甩给了大臣谢宏，说以铸大钱增加财政收入都是这个人的主意；把关爱百姓的“功”留给了自己，说他现在是听从民意，废除大钱；国库里存放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不再对外发行，全部熔化改铸为铜器，民间流通的大钱可以拿到官府兑换等值的财物。
当然，孙吴官方不可能按照面值回收大钱，百姓不愿意吃亏，就把这些钱留在手里，要么折价花出去，要么干脆压了箱子底。所以晋室南渡，江南的官员、百姓用的还是“孙氏旧钱”，他们把其中大的称为“比轮”——看着像车轮一样，不大不小的称为“四文”——比五铢钱大点有限。
实物货币胜出
现在我们知道了，三国时期的流通钱币大体呈一种“南多北少”的状态。曹魏征税都是征实物，衡量财富用的也是布帛。曹丕还是王太子时，曾向族叔曹洪借款，借出的不是钱，而是“绢百匹”。
南方蜀汉的对外贸易，尤其与孙吴的贸易相当活跃。学者张勋燎所做统计显示，四川、湖北、江西、浙江、江苏、河南等省都有成批量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等被发现。
我们对孙吴的货币经济了解最多。1996年，长沙五一广场东侧的走马楼地区一口古井里，挖出约10万片孙吴简牍，内容包括契约、文书、户籍、账簿等，史学界统称为“走马楼吴简”。
其中，涉及钱币的简牍很多，数额往往很大，如“平出钱二百廿一万一千七百六十五钱雇元年所调布麻水牛皮……”意思是嘉禾元年（232年），临湘县政府花2211765钱从民间购买调布、麻、水牛皮等物资。又如“出钱五千七百七十万吏番有传送诣府嘉禾四年二月十三日付”，是嘉禾四年（235年）二月二十三日，临湘库吏“番有”奉命押运57700000钱到长沙府署，交给府君大人。
以上两条资料出现的时间都早于嘉禾五年（236年），即在孙权下令铸大泉五百之前。这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简牍里所说的“钱”究竟是指什么呢？两汉的五铢钱、蜀汉的直百五铢，还是董卓所铸那种轻薄小钱？要解答这个问题，还有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努力。
不过，我们要解释文章开头朱然墓钱币的问题，还是绰绰有余的。孙权铸币时间短，又很快废止，导致孙吴境内也少见此种大钱，于是无论高官显爵，还是达官贵族都只能沿用两汉、新莽时期的劣质旧钱（足重的优质钱币大多被作为财富贮藏起来），以及邻国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等了。
当然，这不是说朱然很寒酸，到死就攒了这么点破烂钱币，因为孙吴保值的货币与曹魏一样，也是比钱币更加实用的布帛。只是孙权赏赐朱然的布帛没有随之入土，或者在墓中腐烂无存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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