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风/文
配图皆为自藏
我们生活中每天都要花钱,即便不花实体的纸币,也少不了电子支付。“钱”看上去是一种经济事物,其实还蕴藏着不容忽视的政治属性。
铸币所能达到的政治目的通常有两种,一是宣示正统,把钱币作为独立建国的标志。古代很多造反者地盘只有一小块,脚跟还没站稳,就开动起了“印钞机”。元末明初之际,韩林儿、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等都曾开铸自己的年号钱。现代亦是如此,英国人在争议要不要加入欧元区时,就不仅着眼于经济,同时把英镑与国旗、女王一起,视为英国的象征,拒绝割舍。
二是奉正朔,地方实力派在乱世中铸某一政权的钱币,即表示对其统治的认可。南明时期,很多原明朝地方官员、农民军余部奉大明旗号抗清,孙可望、李定国、郑成功等即自铸“永历通宝”。这些钱币各具特点,与永历朝廷的官方铸币颇为不同。近代张学良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后,自铸的铜币上虽然加了青天白日国徽,可整体设计依然与南京有很大差异。
其中,郑成功、郑经两代人数次铸币,让永历通宝出现在了台湾地区市场上,有着尤其不一样的意义。
永历通宝种类繁多
明朝推行纸币,亦即“大明宝钞”,自明太祖铸洪武通宝、明成祖铸永乐通宝之后有约200年,朝廷很少铸造铜钱,明宣宗的宣德通宝、明孝宗的弘治通宝等几乎没有流入市场。直到明朝晚期,宝钞彻底崩溃,加上军费开支剧增,朝廷才恢复大规模铸钱。万历、天启年间币制尚算规范,崇祯后期已然完全失序。
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南明,先后称帝的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称监国的鲁王朱以海,分别铸过弘光通宝、隆武通宝和大明通宝,面值、背文多种多样。


桂王朱由榔在位时间最久,各地所铸永历通宝多达数十种。永历朝廷官铸的可能是光背、背“上工”、背“右工”、背“上户”小平钱,以及楷书折二钱。其他铸行量较大的永历通宝,还有张献忠旧部孙可望在云南所铸背“五厘”、背“一分”的“权银钱”,后人至今不能确定“御”“明”“敕”等背文含义的所谓“敕书钱”,以及背星、背双星、背“二兀”钱等。



郑成功父子所铸的永历通宝尤其别树一帜,用的是行书、篆书、草书三种字体,且只有折二钱,而无小平钱。
在日本铸永历通宝
众所周知,郑氏集团原本是纵横东南的海上势力,兼具海商与海盗双重属性。南明弘光政权垮台后,郑芝龙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即位,成为隆武政权的一号重臣,其子郑成功也获赐朱姓,从此被称为“国姓爷”。隆武二年(1646年),郑芝龙率众降清,隆武政权因之覆灭。
在此之后,郑成功与父亲决裂,改奉永历帝正朔,被封为延平郡王。至于郑成功铸币的活动,不见于各种正史、野史,而在章回体小说《台湾外志》里被发现。该书作者名叫江日昇,其父江美鳌长期追随郑氏集团,熟悉郑家几代事迹,《台湾外志》即利用了江美鳌回忆,颇具史料价值。

按江日昇所记,郑成功驻军厦门后,为解决粮饷不足问题,于永历五年(1651年)听从建议,利用母亲为日本人的有利条件,命人通好日本,“铸铜熕、永历钱、铠甲、器械等物”;郑成功之子郑经继承王位后,又在永历二十年(1666年)、永历二十八年(1674年)分别从台湾、厦门两次派人到日本采购军需物资,其中都包括“铸永历钱”。他们的铸钱地主要是在长崎。
郑氏集团铸钱要求诸日本,主要原因不在技术,而在原料。在中国明末清初时期,日本铜产量极大,且对外输出。永历二十五年(1671年)日本向中国输出铜料110多万斤,此后逐年增加,到郑氏集团结束对台湾统治的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已达300多万斤。清朝当时厉行“海禁”政策,对外贸易几乎断绝,因此这些日本铜料大多为郑氏集团所得。
手握如此多的铜料,不排除郑成功父子曾利用它们在东南沿海或台湾南部铸造钱币。1994年,福建省漳州市的石码镇出土了100多枚永历通宝折二钱,一些学者认为这就是郑成功在大陆铸币的遗存。
那么,郑成功父子所铸永历通宝样式是怎样确定的呢?其实应用了王国维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首先,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说到了“郑氏铸永历钱”的直径、重量和材质:“大于康熙钱,重一钱六分,以红铜为之,每千文作银二两”。康熙通宝为小平钱,黄铜铸造,直径23-28毫米,最重不过一钱四分(约5克),最轻的仅七分(约3克);郑氏永历钱以红铜铸造,比常见康熙通宝更大、更重,是一种折二钱。

其次,郑氏集团长期活动的闽南、台湾地区经常出土一类特殊的永历通宝,钱文有行书、篆书、草书三种,直径在27mm左右,重量多在5克以上,甚至达到8克。其他地区基本没有出土。
以上两点,加上中国明朝铸币都用黄铜,而日本自铸宽永通宝多用红铜的特点,就不难断定,的确是郑成功父子别出心裁,在日本铸造了三种字体的永历通宝折二钱。
永历通宝背后的枭雄巧思
明朝从洪武通宝、永乐通宝到绝大多数南明钱币,钱文用的都是楷体,那郑成功父子为什么要在制度之外,径自使用其他字体呢?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政治原因,郑成功、郑经名义上奉永历帝正朔,实际上一向独立抗清,并不接受永历朝廷号令。郑成功父子既不想抛弃南明正统,又要显示自己的独立地位,于是就推陈出新,有了那些特别的永历通宝。
二是经济原因,郑成功父子所铸永历通宝说是折二钱,可直径、重量其实只比小平钱稍大,远不及崇祯通宝折二钱,使用特殊字体有助于官民一眼识别面值。永历朝廷铸的折二钱直径同样不大,字体与小平钱一致,都是楷书,加上又无背文,在实际流通中难免被与小平钱混淆。

不过在清廷看来,不管什么样式的钱币,只要上边刻有“永历”二字,就都是敌国“伪钱”,必须消灭干净,不如此不能让人们忘掉大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即清朝平定台湾后五年,福建巡抚张仲举上书,说“台湾所用明桂王伪号钱文(即永历通宝)甚多”,如果直接没收,会导致大量百姓破产,建议在台湾设立铸钱局,开铸背“台”的康熙通宝,逐渐取代永历通宝“伪钱”。
台湾地区市面上的永历通宝越来越少,但因为明郑时期流通范围很广,至今还时有出土。2009年,在台南市“水交社明清墓葬考古遗址”就发掘出不少篆书、行书的永历通宝折二钱。
郑成功父子万万想不到,自己所铸永历通宝在今天会成为大陆与台湾地区政治、经济联系的历史见证。
参考资料
1.【清】江日昇:《台湾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彭强华:《永历通宝钱考》,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3.蒋九如:《台湾货币史略》,中华书局2017年。
4.张玉兴:《南明诸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5.吴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
6.钱茂盛:《折二“永历通宝”的铸造、流通及版别浅释》,见方友义主编《郑成功研究》,厦门出版社1994年。
7.高庆民:《永历通宝杂议》,《柳州金融》1993年第6期。
8.卢泰康:《台南明郑古墓出土珍贵文物》,《故宫文物月刊》2019年第1期。
9.卢泰康:《澎湖马公港出水“棹铜”考》,《南艺学报》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