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县令欧阳修
欧阳运森
直言谏事贬夷陵
春风疑不到天涯，山城二月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宋景佑三年（1036）五月，朝廷大臣范仲淹由于直言谏事被贬，身为宣德郎的欧阳修为之鸣不平，因此也被贬夷陵县令。当时夷陵属峡州管，这是欧阳修被贬后写给峡州判官丁元珍的一首诗，表现出他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决不屈服的顽强精神。欧阳修莅任夷陵县令虽然已有960多年了，但至今夷陵人还往往以外美谈，以为自豪。古往今来，在夷陵做官的不少，唯独欧阳修的事迹流传最多最广，是由于他业绩德惠之深厚，风韵遗脉之久长。他历事三朝，位值两府。勋名之盛，与当时的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为伯仲。在学术方面，他沿循韩愈以达孟子，力排异端以归于正。其言洪深灏噩，与六经相表里。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扫五代浮艳卑弱之气，都是他身体力行的结果。欧阳修明敏睿智，远见卓识，忧思沉而胸怀坦荡。礼贤下士，乐育后进，实为世人楷模。前人告诫我们，立身处世，应该做到穷则先生之学术，达则先生之功烈。
欧阳修于景佑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到达峡州夷陵，时任知州的朱庆基是欧阳修的旧友，便在州府东边为欧阳修建了一所新房。欧阳修把寓居夷陵贬所的室命名为“至喜堂”，意即至而后喜，并作《夷陵县至喜堂记》，真实地记载了夷陵的历史面貌：初来乍到，已是初冬时节。驿码头石级陡且曲，绕城江岸。除驿码头外，再无固定的泊舟地点。一些巴（四川）、湘（湖南）、楚（湖北）帆舟商船，到处零乱停泊。船上装载的都是山货土产，较多的是生漆、峡州纸、梗稻米、茶叶、柑橘之类。这个“县楼朝见虎，官舍夜闻呺”的荒邑小县，四周无城墙，没有成型的街道，道路又窄又脏，车马不能通行。市面多是小摊小贩，没有百货买卖，更无大户商贾。民众生活艰苦，嗜好腌鱼。住房窄小，一堂之中，楼上住人，楼下养猪。居舍单一，且厨房、天井、谷仓都挤在一起。屋宇全是竹子、木板、茅草构成。欧阳修积极推崇州守朱庆基的倡导，在城区植树，在山上造林。拆茅屋，建瓦房，人畜分居，厨房与谷仓分开，改变简风陋习。他勤政为民，经常深入百姓家，调查研究。这年夏天，他到郊外访察，发现旱情严重，老百姓祈雨心切，过去天旱都到汉景帝庙和张飞庙求雨。本来他不信鬼神，为了安慰群众，曾两次为民求雨。欧阳修在夷陵期间还写了许多著名的政论文章，如《原弊》、《本论》、《春秋论》、《易或问》、《明用》、《易童子问》等，并完成了《新五代史》的撰稿。他虽然在夷陵的时间不长，但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压力，对他的一生，无论是在思想上、事业上和文学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阳修到夷陵后，给他的好友、时在京师的古文家尹师鲁（尹洙）一连写了两封信，在第二封信《再与尹师鲁书》里，他用大量篇幅和尹洙商量编《五代史》之事。他发现夷陵这个地方虽然是个小县，但打官司的人很多，主要是由于田契不明，“官书无簿籍，史曹不识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于是，他亲自动手，一一重新整理。从此，大小冤案得以昭雪，县内大小官员“遇事不敢忽也”。
传世佳作留夷陵
《欧阳文忠公全集》766篇诗文中，直接涉及夷陵的达140篇之多，占全集篇目的20%以上。其数量之多，文笔之美，是所有生长或光临过夷陵的文化名人均不可与之匹比的。其中在夷陵贬所写诗歌近50首，文章近30篇。欧阳修为神奇秀美的夷陵山川形胜所吸引，常与峡州判官丁元珍等友人出游，或独自前往，遍游了夷陵的古寺、奇洞、清溪、名峡，写景抒情，情景交融，留下不朽的佳篇。如《夷陵九咏》、《黄杨树子赋》、《夷陵县至喜堂记》、《峡州至喜亭记》等作品，是对夷陵历史的真实记载，这些作品是夷陵乃至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一笔珍贵的遗产。当时，年近30岁的欧阳修不仅博览群书，还深入到社会最下层，体察民情，广泛收集资料。经过充分准备，他于工作之余开始编写《五代史》。他认为，以前的《十国志》比较冗杂，若要编写正史，需要大量删减。他与尹师鲁商量，正史不再分《五史》，而都写成纪传，应该大量删减，将《梁纪》并《汉周》修。“其他列传约略，且将逐代功臣随纪，各自撰传待续，尽将《五代列传》姓名写出，分而为二。”经过精心整理，终于使《五代史》成为一部具有相当高的史学价值的编著。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历来为史学家和散文家所公认。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比喻十分得当。清人赵翼在《二十四史札记》中，评价《新五代史》时说：“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笔法，寓褒贬于传记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
《集古录》中的有关部分是欧阳修为治理夷陵县事而从史料中摘录出来的有价值的编著，并将一些夷陵史上重要人物和事件汇编在一起，以便参考。他在编写过程中，查访到有一位叫何参的居士，家住县舍西，好学，多知荆楚事，便和他交上朋友：“荆楚先贤多胜迹，不辞携酒问邻翁。” （《欧阳文忠公全集·夷陵岁暮书事呈元珍表臣》）使何参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为他编写该书提供了大量素材。他从史料中发现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也曾被贬夷陵别驾，与他的处境一模一样，政治地位也相当。大历六年（781年）又以前秩转庐陵郡，正好在他的家乡（他在《醉翁亭记》中落款为“庐陵欧阳修也”），便作了详细的记载。到了晚年，欧阳修的《集古录》已多达一千卷。
政绩显赫彰夷陵
欧阳修在后半生中，虽然政绩显赫，诗文盖世，但一直念念不忘夷陵。他对坐贬夷陵前文章的评价是：“三十年（岁）前，尚好文华，嗜酒纵歌，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
欧阳修认为，自己后来之所以能得锦文华章之美，正是由于在夷陵从逆境中受到了锻炼的缘故。难怪后来清代著名诗人袁枚以翰林改官江南时，友人就曾援引欧阳修的事迹劝慰他：“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袁枚：《随园诗话·卷一》）。欧阳修在夷陵虽然只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但由于他为夷陵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受到夷陵人民的爱戴。
为了纪念他，后人曾在夷陵城内建有“六一书院”，院内设有讲堂和圣殿，一些景贤造士之辈汇聚在这里，拜读欧阳公的作品，查阅他所编著的史料，不少县令还亲自赴讲堂授课讲学，以怀念这位伟大的“六一公”。欧阳修当年在夷陵的遗迹，无论是至喜堂、甘泉寺，还是至喜亭等碑刻，早已片瓦无存。唯有三游洞中尚存他于景佑四年（1037）的题名刻石，全文是：“景佑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欧阳永叔和判官丁同行刻石。”这一刻石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
欧阳修在京都汴京任馆阁校勘时，他的好友——在峡州（今宜昌市）任判官丁元珍曾到汴京看他。丁元珍说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与欧阳修一起到西陵峡黄陵庙，在禹王神像下进香。欧阳修刚下拜，禹王神像就点头回礼，邀欧阳修上神台就坐，在欧阳修耳边小声谈了好一会儿。出得大殿，门口一只耳石马忽而醒来，又与欧阳修讲了许多话。元珍心想，禹王神像也如世俗之人一样礼待馆阁欧阳修，真是神异的礼遇啊！不久，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
来到夷陵后，见好友丁元珍也因故被削官为吏。政务之暇，欧阳修由丁元珍引导入峡观黄陵庙。一进禹王殿，欧阳修大吃一惊！一切如丁元珍所说的那个梦一样。禹王神像真的点头回礼，似请欧阳修上神台细语天机。
欧阳修爱夷陵的百姓，爱夷陵的山水，也珍爱夷陵的物产。北宋以前，峡州就开始生产纸和砚，欧阳修在京师任职时就早有所闻。那时，他与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的官员交往密切。三司是掌管盐铁、税赋税租、户口田赋的部门，印发公文表格和户籍等同馆阁一样，都离不开纸张。但是那时所用的纸，全由河中府（蒲州，即山西永济县）供给。
三司官吏孙文德，常常出入省试考场，见过许多试卷、帐籍和书册百家纸，惟独峡州纸不朽损，很耐用。欧阳修在离开京师时，孙文德曾劝他多收藏峡州纸。峡州竹木茂盛，水源丰富。宋初，夷陵城就有了几家民间造纸作坊。造纸工艺虽然原始，但却较复杂。以竹木取出纤维，煮沸捣烂，和成粘液，匀置漉筐，板结成薄膜，稍干后再用石磙压制而成。欧阳修用过峡州纸后称赞道：“夷陵纸不甚精，然最耐久”，“天下帐籍，惟峡州纸不朽损”（《欧阳文忠公全集·峡州河中纸说》）。经过四年多的贬谪生活之后，回到京师，皇上又下诏书，将他迁升为集贤校理，即监察任免京师一般官员和缮写收藏各类文书等。于是，欧阳修利用此机会，下令“用峡州纸供公家及馆阁为官书”。
早在后周时期，夷陵城的工匠利用运输方便，从峡州毗邻的归州（秭归）运来优质大沱石料制作砚台。欧阳修在夷陵从事公务，不小心将一台用了20年之久的南唐歙州（江西婺源县）砚折损一角，深感惋惜。这台南唐歙州砚，是他在北方工作时从邻居刘原父那里得到的。刘原父有宝而不识宝，让儿子将它任意抛置一边，不以为然。欧阳修当时看见这“四方平浅”的砚石，石料上乘，制作精致，爱不释手，便向刘原父索要到手。其实那时他也不知道是国宝，后来将它带到南方，经砚耕老者识别，才知道是南唐砚。
惋惜之余，终于又购回一台大沱石砚使用，用后称赞道：“归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粗，亦颇发墨。归峡人谓江水为沱，盖江水中石也。砚止用于川峡人，世未尝有。” （《欧阳文忠公全集·砚谱》）两个砚台，两个产地，两种石料，两样效果。欧阳修作比较后认为，大沱石砚同产于历史悠久的歙州龙溪砚台比较，虽然要逊色得多，但它是归峡二州的自然资源，是一笔难得的物质财富，应该引起世人的重视。
后裔繁衍居夷陵
欧阳修曾两次丧妻，第三位便是薛氏夫人。景佑四年（1037）三月，欧阳修告假，到许昌续娶薛奎（官至参知政事）的第四个女儿薛氏，九月，薛氏夫人跟随欧阳修来到夷陵。欧阳修有四子，发、奕、棐、辩，都是薛夫人所生。枝江欧阳氏族为欧阳修长子欧阳发的后裔。景佑二年（1035），欧阳修的妹夫张龟正卒于湖北襄城。由于妹妹年轻，无所依托，便携带张龟正前妻所生孤女归养于哥哥欧阳修家。景佑三年，欧阳修遭贬，妹妹也只好随欧阳修来到夷陵。妹妹寡言少语，足不出户，一心照料母亲和欧阳修已故胥夫人所生的儿子。欧阳修在夷陵时迎娶户部侍郎薛奎（卒于侍郎之职）之女为妻，妹妹都参与了操办。
据《欧阳族谱》记载，至今在夷陵仍有欧阳修的后裔。族谱介绍，欧阳家族曾有三次任夷陵地方长官。第一次是欧阳修堂叔欧阳颍（字考叔），他于咸平三年（1000）进士及第，官至职方郎中，曾任峡州（宜昌）军事判官，真宗时升任知州，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荆南（荆州），遂葬焉。可见，荆州一带之欧阳氏，多为欧阳颍之后裔。第二次是欧阳修，他在宋景佑三年（1036）因为范仲淹鸣不平，曾被贬，也任职夷陵，为县令，写有怀念堂叔的文章。第三次是明成化八年（1472），欧阳修的第20代后裔欧阳应春，再次任夷陵知州。五年之后，欧阳应春卒于官，其遗体由儿子欧阳普诚护送回江西安葬。然后普诚偕夫人刘氏将三子性恭、四子性勉带回夷陵。往来间，见地势与夷陵接壤，“且先祖六一公遗迹在焉”，于是在明成化十五年（1479）正式落籍枝邑，繁衍至今。
——《三峡商报》2006年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