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张灯结彩”友）“鱼形器”和“璜形器”的性质

谢谢张灯结彩友提供的资料，论证很充分，应该能说明问题了。发一件自藏的类似“杂质挂件”——铜璧，也是战国时“礼崩乐坏”状况的一个实物佐证：顺便纠正文章中的一个说法,就是有些铜璜“镀有金色”的问题。这种表面呈金色的铜璜我也见过，实际上并非鎏金，而是在青铜器，特别是汉代铜器上经常出现的“返金”（返铜）现象。真正鎏金的铜璜至今尚未见过。另外可以大胆猜想，有可能纹饰精美、特别是两端带有兽头的“璜形器”是仿玉璜，作为配饰用；而纹饰简单或没有纹饰的，则是仿乐器——磬。后者与战国墓大量出土的铜铃、微型编钟性质是一样的，作为成套乐器陪葬的作用明显。要证明铜璜为钱币，除非找到此种器物大批量窖藏出土，且混有其它战国货币的例子。不知能否对“鱼形器”加以进一步说明？谢谢

31楼那个又怎么知道是“铜璧”呢？ [s:01][s:01][s:01]

青铜质，形仿玉璧，顶部和底部有耳，可佩戴，故称铜璧

呵呵，个人浅见，31楼的东西是车马器中的当卢

鱼币我们这不出，桥梁币有一处儿经常出土．我曾经亲眼见过一些出土时的原样，大都和战马骨骸及兵器一起出土批量，所以我个人推断可能是用以战马作战时防护的甲页之类的东西．

关于鱼型器,我找了一下,转个帖子给大家看.

请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先看看这篇文章，发表自中国钱币1993年浅谈弓鱼国墓地出土的货币　　　　　　王桂枝　　1974年至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宝鸡市南郊茹家庄、竹园沟等地点，发掘了一批西周时期的墓葬。根据出土铜器铭文研究表明，这批墓葬是西周时期弓鱼国的文化遗存①。宝鸡自古以来就是通往西南、西北、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地方。弓鱼国部族殷末周初，一直活动在今宝鸡渭水沿岸，留下了丰富而又具有强烈地方文化特色的遗迹和遗物。弓鱼国墓地出土文物多达2675余件组，是陕西地区近十多年来，西周墓葬考古发掘中最重要的一次收获。其文化内涵反映和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对于研究西周时期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个侧面提供不少信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弓鱼国墓地出土了大批不同质地、不同形制的货币，总计为1447枚。就种类和数量而言，为目前西周墓葬考古发掘所罕见。同时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西周时期货币提供了新的资料。现就?国墓地出土的货币谈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弓鱼国墓地共发掘27座墓葬，其中22座墓葬出土货币。货币品种数量为:海贝706枚、石贝216枚，玉贝68枚、蛤蜊币204枚、铜质鱼形币540枚，铜质叶形币110枚、锡质鱼形币8枚、玉质鱼形币80枚、铜质锚形币200枚左右。根据各种货币出土数量比较，海贝数量为最多，可见西周流通的主要货币仍然是海贝。　　弓鱼国墓地出土的海贝可分两种形式，一是贝体背部都凿一小圆穿孔，这种形式是以往最常见的一种，而且数量最多。二是贝体背部约有二分之一被磨平，成一大圆穿，这种经加工磨平的贝，仅在弓鱼国墓地竹园沟13号墓出土了20枚。弓鱼国墓地大量地出土海贝，反映出西周时期海贝不仅在商品交换流通中充当货币，而且也被弓鱼国贵族用作殉葬品。他们死后将享用过的青铜礼器、玉器、陶器等连同海贝殉葬于墓中，以表示他们高贵的身份地位和富有。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茹家庄2号墓(?伯妻井姬之墓)，出土海贝四组，一组撒放在墓主头端棺椁之间，其余三组均成系串，放置在右侧棺椁之间。出土时依次排列有序，其中78号贝串特别值得注意。该贝串由121枚贝、13件小玉戈，2件小玉鸟、2件玉鱼组成。每4贝和7贝之间夹一小玉戈，每4贝和7贝之间夹一小玉鱼或一小玉鸟。这种有规律的组合极为少见。对思考贝和玉之间的关系及朋为几贝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　　二、弓鱼国墓地除出土海贝外，还出土284枚石质贝和玉质贝。这种石质贝往往是和海贝共出的。石贝用较细的山石料模仿海贝形状雕琢而成，与海贝大小十分相近。有的石贝，雕琢工细，酷似海贝，有的雕琢粗糙，没有细部刻划。玉料硬度大，只雕琢出海贝大致形状。?国墓地出现石贝、玉贝并非偶然，早在原始社会晚期石贝就出现了，青海柳湾出土一种用白色滑石雕琢的石贝②。殷墟妇好墓有8枚石贝和7000枚海贝共出。弓鱼国墓地出土的284枚石贝、玉贝均殉葬在墓主棺内下腹部，与大量玉器等贵重器物放在一起，以示富有。这和殉葬海贝具有同等意义，说明石贝与海贝性质一样，当为货币的一种。　　三、弓鱼国墓地未见铜质贝，但出现了一批鱼形、榆叶形铜质币和锡质币，这是该墓地出土最有特色的金属货币。鱼形铜币和锡币共出土56枚，均呈片状，以鱼取形，背有鱼翅，腹部有鱼鳍，形态生动写实，鱼吻部有一小圆穿孔。一般长度在4.5厘米左右，厚度只有0.1厘米。榆叶形铜币共出110枚，币作榆树叶形，叶脉清晰可见，叶根部有一小圆穿孔，长度一般在3.5厘米左右，厚度仅0.1厘米。还有一种与榆叶形币大小相当的锚形币，这些锚状币共约200枚，片状，形似船锚，有的平顶，有的弧顶，有的短宽，有的长瘦，下部分叉，两端弯曲上翘，高2-3.7厘米不等，上端均有一小圆穿孔，有些穿孔内还留有丝绳痕。榆叶形、锚形铜币在?国墓地大部分墓葬均有出土，出土时都在墓主人贴身部位，下腹部及双腿部位尤多，排列似有一定规律(图见插一)。上述几种形式的铜质、锡质币表面均有使用痕迹，有的磨损较为严重，说明流通使用的时间较长。《宝鸡弓鱼国墓地》报告称上述器为佩饰，但根据其与海贝的殉葬位置有同样的规律，加之竹园沟13号墓集中出土了43枚，这样多的数量，又那么重，推断为墓主佩饰是欠妥当的。商周时期，在生产力还不大高的条件下，产生出以动植物为形象的铜质币是十分自然的。　　在青铜器铸造工艺相当高的商周时代，制出小巧玲珑的铜质币是极其容易的。铜质币实用、坚固，可根据人的审美意识喜好任意造型。弓鱼国墓地出现的海贝与铜质币共存的现象，反映出在西周早期，铜币已在使用。　　弓鱼国墓地出土的铜质币，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铜质币相比在铸造工艺上完全一样。这些鱼形、叶形、锚形铜币的铸造，不像大件青铜礼器那样，制模一件，铸造一件。从出土铜质币表面铸痕来细观，这些铜质币是一模多次铸造的，这些铜质币，一面有简单的纹饰，另一面平整无纹饰。锚形铜币两面均无纹饰，与商末出现的铜贝一脉相承，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商周时铜和锡都是十分贵重的金属，当时人们称铜为“美金”。铜和锡两种金属按一定比例合用。又称之为青铜。?国墓地出土用金属锡铸成的鱼形币，实属罕见。锡币经化学成分定量分析，锡的含量为98.95%，铜为0.65%、铅为0.13%②，纯度很高，几乎达到了工业纯锡的标准。锡币表面氧化较小，呈银白色。弓鱼国墓地锡器未被科学检测之前，一般认为最早的金属锡是云南楚雄万家坝春秋墓葬中出土的锡饰等。弓鱼国墓地锡器的发现，将我国锡器的确切历史提前了几百年。锡主要产于广东、湖南、云南等省，弓鱼国墓地发现锡质币可能是通过贸易和其他手段从南方获取的。　　四、在这批殉葬的器物中，玉鱼、蚌鱼、石鱼多达80多件，在动物玉雕品中鱼几占75%，是数量最多的一种。这些以鱼为形象的币，均呈薄片状，一般长5到10厘米左右，厚约为0.2厘米，鱼吻部都有一小圆穿孔。琢玉是我国古代传统工艺，远自新石器时代，就有制作简单的玉器。到了商周时期虽琢玉工艺较以前有所发展，位因玉料来之不易，加之玉质硬度极大，为一般铜制工具所不能及，制玉仍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玉器就显得十分珍贵，奴隶主贵族把葬玉器多少也视之为占有财富的多少。过去有的学者认为玉器中玉鱼是一种供佩带的装饰品，然而，弓鱼国墓地茹家庄弓鱼伯墓出玉鱼56件，这样多数量的玉鱼，就不单纯是佩带用的装饰品了。近年来有些研究钱币的学者认为鱼形币是当时的货币。《衡门百泉谱》中云:“从海产的贝类中发现了货币，连带也可能把鱼类也引用作货币，古代有一种鱼和另一种磬币，都是很完全地照鱼的形状和磬的形状做成。根据各家的推测很可能是一种礼币，凡婚嫁报聘、庆贺、殉葬都用鱼币或磐币”。《泉币》载鲍鼎先生的《鱼币之我见》云:“鱼币出土于光、宣间，形如鱼，铜质，当目处有孔，大者长今尺三寸，小者长二寸弱，以未见著录，故当时之人，多加臆测，有饰器、明器、货币之说”。《盨堂古物簿》，“陕豫中近有铜鱼出土，长自三寸，至二寸不等，铜质、无文字及花纹……近几年所获鱼币多在黄河流域，考古家认为是渔民行用之币”。由此可知， 弓鱼国墓地出土的玉鱼很可能也是一种能够流通的玉币。　　五、弓鱼国墓地还出土一批蛤蜊，除残损者外，完好者多达204枚，蛤蜊有天然生成的漂亮纹饰，人为在合扇处凿一小周穿孔，以便串系携带。宝鸡等地区有不少西周墓中出土蛤蜊，而且形制基本相同，笔者1979年在周原贺家村发掘一西周墓群时，就发现过较大数目的蛤蜊。蛤蜊的出土位置一般与海贝出土位置相同，弓鱼国墓地的海贝、蛤蜊、铜质鱼币、石贝往往与青铜礼器一样放置在墓中二层台上，或是与玉器装饰物一起陪葬在棺内墓主身上。个别墓还有蛤蜊与海贝散乱撒放在棺椁之间的现象。能否把蛤蜊作为一种货币去认识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六、弓鱼国墓地出土货币不但数量大，而且品种多，为以往西周墓考古发掘中所不多见。弓鱼国墓地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作为一个地方小方国，处在姬姓周人势力范围以内，根据出土青铜器及铭文研究表明，弓鱼国十分重视同姬姓诸侯、贵族集团之间的联盟关系，以求本身经济的发达，地位的巩固。从?国墓地出土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等，不难看出?国有着较发达的生产力。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必须会促进商业的发展。同时也为货币流通创造了条件。据《弓鱼国墓地》考古发掘报告，弓鱼国似为氐羌民族的一支，并从汉水、川北、甘南一带进抵到陕西关中西部，其大体地望在今宝鸡益门、清姜、凤县和甘肃两当县一带，正是处在西南巴蜀文化、西北甘青文化以及周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带。又是东西南北商品交换、买卖的大市场。商品交换发展的过程，也是各种价值货币产生和完善的过程。商周时期，由于地域的不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民族自身的文化特点，因此交换商品流通的货币也就不同。弓鱼国墓地出土各种不同质地、不同形式的货币，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谈弓鱼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小戈　　　　　　王桂枝　　宝鸡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北、西南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宝鸡境内山水相连，川原相依，土壤膏腴，物产丰饶，六千年前就是人类活动的一处理想居处，境内各个时期的古代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也是商周时期青铜器出土的重要地点之一。　　从1974年至1981年我们有目的的发掘了弓鱼国墓地西周时期的27座墓、2座车马坑、4座马坑。出土了青铜礼器、玉器、石器、陶器等各类质地的文物2675件89组。根据出土青铜器的铭文，这27座墓墓主系西周弓鱼国贵族。这批墓葬保存较好，布局完整，出土文物丰富，组合有一定规律，这对于西周史的研究，特别是研究西周时期方国史和民族关系史及西周政治经济、金融状况都具有重要价值。　　笔者在《中国钱币》1993年第二期曾发表《浅谈弓鱼国墓地出土的金属币》一文，其中提到了叶形币、锚形币、鱼形币，但未涉及其处出土小戈的研究，当时笔者认为墓中小戈似是明器。但近几年从事考古发掘和查阅大量资料，表明凡是西周墓中出土戈形币的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的实用兵器铜戈，触发了笔者的思考，尤其是看到《中国钱币》1996年第四期发表的《绍兴发现越国青铜铸币戈币》一文后更引起了对小戈性质的关注。　　马克思的《资本论》卷1第2章中云：最初变为货币的商品不外两种：一种是以外边传入的自然物品，一种是社会内部生产的有用而且可以转让的物品。　　《辞海》中云：“戈”，我国古代兵器，青铜制，横刃，安装长柲(柄)及镦，持之可以横击，钩援，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　　在生产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自然经济社会里，货币和自然物在交易中是经常并行且相辅而行的。戈是我国古代的兵器，以其需要讲，充当等价物不是没有可能，这也符合马克思关于货币发生理论的分析。　　弓鱼国的27座墓最为集中的地点竹园沟、茹家庄、姜城堡、益门堡、濛峪沟、峪泉、塔梢、桑园堡等地的西周墓中都出土了小戈，它体积小便于携带，出土时上面大都有丝绸印痕，原是用丝绸裹着。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弓鱼国墓地茹家庄2号墓中虽未出土小铜戈，在出土一串121枚贝串中有13件小玉戈，每4贝和7贝之间夹一小玉戈，这种有规律的组合极为少见，为思考贝和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资料。　　弓鱼国墓地的小戈可分为五式　　Ⅰ式。BZM1：19、23、25、26，戈体特小胎薄，无胡，三角形援，尖锋无中脊，长方形直内，阑上下出齿。通长42，内长13，内宽12毫米。　　Ⅱ式。BZM3：5—8，戈无胡，直援，前锋尖圆，有中脊，阑上下不出齿，长方形直内，通长64，内长21，内宽18毫米。图3，BZM8：20—23，戈无胡，直援较长，前锋尖圆，有中脊，有阑上下不出齿，长方形直内，通长80，内长24，内宽16毫米。图4，BZM10：2—3，戈无胡，直援，有中脊，长方形直内，通长70，内长20，内宽12毫米。图5，BZM11：3—5，戈无胡，直援较长，前锋尖圆，有中脊、长方形直内，通长71，内长25，内宽13毫米。图6，BZM13：35、36、40、38，戈无胡，直援较长，前锋尖圆，援身有中脊，有阑，上下不出齿，长方形直内，通长80，内长25，内宽14毫米。图7，BZM18：33—36，戈无胡，直援，前锋尖圆，有中脊，阑上下不出齿，长方形直内，通长64，内长20，内宽16毫米。图8，BZM19：65—67，戈无胡，直援较长，前锋尖圆，有中脊，有阑，上下不出齿，长方形直内，通长68，内长20，内宽14毫米。图9，BZM20：41、39、38，戈通长63，内长22，内宽17毫米。Ⅲ式，BZM4：112—114，117，戈无胡，直援，锋急收呈锐三角形，援身厚重，本部有一圆穿、直阑较高，阑上下有齿，长方形直内，通长81，内长27，内宽20毫米。　　Ⅴ式，BZM14：11—12，戈无胡，援部宽短，呈三角形，前锋圆润，无中脊，长方形直内，较长无阑，上下不出齿，通长80，内长31，内宽23毫米。　　以上小戈以Ⅱ式最多，是典型的西周早期遗物。宝鸡地区西周墓中出土的小戈具有一定的规范系列尺度，用丝绸包裹，特别是有的小戈和贝币放在一起，且其铸作水平相当高超。弓鱼国墓地的小戈以戈为原型缩短了长度及厚度，减轻了重量，笔者认为它可能是西周时一种地方性的金属币，起着商品交换中的专用货币的作用，它不是一种明器性质的戈。

转贴,原贴地址http://www.guxiangren.com/bbs/read.php?tid=8988作者先入为主，先将弓鱼国出土的数量多，形制接近统一的小件东西（甚至不分质地、大小、从属关系）都列为币，然后再来解释原因。由于是在国家杂志上刊登，此论流毒甚远，所谓鱼币也成为各大钱币拍卖场上的宠儿。周以农业立国，经济发展在初期还达不到商晚期的程度。周初封建，同姓国以晋、燕，异姓以齐为大，目前所知，西周的钱币除天然海贝外，还铸造有青铜贝。除外，也有原始青铜布发现。弓鱼国属于周王畿（丰、镐）附近的非姬姓的异姓小国，按王桂枝先生所说这个国家在同一时期内流通着鱼币（有铜玉锡三种）、戈币、贝币（海贝、石贝，玉贝、蛤蜊币）铜叶形币、铜锚形币，而且每种货币还可以很容易的细分各种类型。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小国，有如此强大的经济能力。更难想象，这个小国的货币种类居然要比宗周丰富的多。王莽的宝货制难道就是跟弓鱼国人学来的吗？《衡门百泉谱》中云:“从海产的贝类中发现了货币，连带也可能把鱼类也引用作货币，古代有一种鱼和另一种磬币，都是很完全地照鱼的形状和磬的形状做成。根据各家的推测很可能是一种礼币，凡婚嫁报聘、庆贺、殉葬都用鱼币或磐币”。《泉币》载鲍鼎先生的《鱼币之我见》云:“鱼币出土于光、宣间，形如鱼，铜质，当目处有孔，大者长今尺三寸，小者长二寸弱，以未见著录，故当时之人，多加臆测，有饰器、明器、货币之说”。《盨堂古物簿》，“陕豫中近有铜鱼出土，长自三寸，至二寸不等，铜质、无文字及花纹……近几年所获鱼币多在黄河流域，考古家认为是渔民行用之币”。由此可知， 弓鱼国墓地出土的玉鱼很可能也是一种能够流通的玉币。首先按鲍鼎的记载，陕豫中均有铜鱼出土。但根据目前出土发现来看，不仅陕、豫两地有铜鱼出土，报国寺里卖的那些铜鱼，购自山东、河北、山西、甘肃人的都有。而且小到数公分，大到2、30公分都有出现。看来所谓鱼币非弓鱼国独有是肯定的了。晚至春秋战国时期，各种钱币都有其流通范围，空首布在洛阳附近出土，尖足圆足在赵的疆域，方足的地域算最大的，也是在中原、河北、山西、内蒙等地出土，时间没有所谓鱼币早，流通区域没有所谓鱼币大 ，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说秦始皇独创的书同文，车同轨，钱同圜是受了弓鱼国的启发？关于玉鱼是否是币的问题，不用多谈，发一张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鱼照片。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玉鱼玉龟，是否能说明商朝人的货币就是玉鱼玉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玉是有保值、储藏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交换，但不能因为这样就认为它是货币。

转贴,原贴地址http://www.guxiangren.com/bbs/read.php?tid=8988再回来说铜的。最早这一问题是罗西章先生在80年代提出来的。他提到在清理墓葬时经常看到散乱的串饰。他认为是陪葬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货币流通。而他在文中提到，他的一个朋友在发掘西周墓葬时，曾在在棺椁外发现有一层铜丝网络（一般是纺织品）覆盖，而网络的边缘有贝壳、铜璜、铜鱼、小玉件等串饰。无独有偶，今年在韩城市梁带村发现的两周时期大面积高等级贵族墓地被认为是陕西考古最重大发现和全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今年4月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这一墓葬群中的3座墓葬和一座车马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相当数量的一批制作精美的陶器、青铜器、玉器和金器等珍贵随葬品重见天日。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对西周晚期至东周早期的墓葬制度、礼乐制度，特别是两周时期封国史以及当时政治、经济和手工业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焦南峰表示，已经和正在发掘的3座墓葬，保存完好、遗迹清晰、遗物丰富，目前已出土了保存较好的棺椁串饰、龙纹镂空铜环、制作风格独特的金剑鞘、文饰华丽的建鼓以及大量组合完整的青铜器、玉器等，对研究西周晚期至东周早期的墓葬制度、礼乐制度及商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手工业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该墓出土的玉器制作精美，以龙纹为主要题材，年代分属为商、西周和春秋三个时期。另外，编号为M19的墓葬椁室内壁四周垂挂由青铜鱼、玛瑙珠管、陶珠、石坠或海贝等组成的串饰，椁室东西两侧之间也横拉上述串饰。这些串饰排列有序，放置位置基本保持原始状态，在我国已发掘的周代墓葬中属首次发现。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其年代为西周晚期至东周早期，距今2800年前后。民国时期的丁福保先生认为研究古钱可以考证历代币制之得失，可以考证古代之权度，可考据古文奇字，可增读书之兴趣，可订补各书缺误，可以娱老消遣。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钱币学的定义也更为科学。研究古钱币在中国已经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但是把钱币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宣传来研究则是近二十年的事。近二十年来，钱币学研究借鉴历史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甚至应用了化学、物理学等科学分析的手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99年出版的新版《辞海》中，有了一条新辞目——钱币学。《辞海》对它的注释是：钱币学旧称古钱学。研究历代钱币的学科。过去以研究古钱为主，故称“古钱学”。建国后研究范围扩大，包括了当代钱币，并兼及其他有关文物，故改称为“钱币学”。古钱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就钱论钱，钱币学则从研究钱币实物及有关文物出发，进而探索钱币发展规律、历史作用、文物价值和社会意义等。从这样的注释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代的发展赋予了钱币学新的内涵和要求。戴志强先生对钱币学研究的诠释则是：不仅要注重钱币实物自身的考察，而且要尽可能地掌握和了解其他相关资料；要熟悉历史知识，了解钱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当时的科学技术、人文思想，把钱币融入社会之中，而不是孤立的东西；要掌握文献资料，并要了解后人对这些资料的应用和认识情况；要关心考古学的新成果，及时掌握相关出土资料，对新出土的钱币，更要了解其出土的详细真实情况，以及其他伴出物的情况，以便作出正确的判断；要在继承和发扬古钱币的传统鉴定方法的情况下，吸取和借鉴其他兄弟学科的研究成果，引进先进的科学分析技术，在看到钱币的表层情况的同时，更可以了解它的内在实质。就钱论钱，先给出定义再来解释只能是一孔之见，一得之见。根据各种出土情况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几个信息：1、铜鱼出现的时代一般为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2、铜鱼一般出现于墓葬中3、铜鱼的分布范围很广，几乎分布在除巴蜀地区和楚国之外的中国地区4、铜鱼一般成串，多与贝类、小铜器、小玉器一起穿在一起。5、有铜鱼的墓葬，一般有椁的痕迹，且有其他陪葬品6、铜鱼除少量在尸骨周围外（有扰乱现象），大量发现在馆椁之间，且有悬挂痕迹7、铜鱼一般不与铜磬（所谓桥形币）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