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枚袁世凯像三年银元，巨幅墨书（墨批）笔画清晰，运笔考究，字体连体设计，耐人寻味。底板细腻平整几无伤痕，转动币面有弱银光浮现。高点俱在，边齿完整，打制深峻，压力充足。近未使用的品相。
这是一枚使用痕迹并不明显的三年袁大头，图案清晰无明显磨损，四周的环形包浆则最大程度提示是罐装***，且在存放过程中叠放一起而形成的，墨书中体现的浓浓的中式元素，中式评级标注为“墨印三级53”，评级师按墨印系列（含墨书、画押）给予评级入盒。在中式评级标准下，首要考量的是墨书的新老，其次是墨书的清晰度，最后是墨书的艺术感与欣赏性；“53”的数字则代表对银元整体品相的评价。
这枚三年袁大头的墨书无疑是老的。主要体现在墨痕浓厚清晰，墨色浓郁乌黑，墨汁颗粒粗糙，墨迹沉着牢靠不易脱落，典型的砚台磨墨后书写，初步评价使用的是松烟墨。墨书的清晰度是辨识墨文与墨意的关键，此枚币的墨书笔画清晰，整体构造特殊，丰富的想象空间引起墨印研究小组浓厚的兴趣。
第一眼看到这枚银元上墨书，下意识就以异形章和异体字的角度去思考文字的布局。基础文字元素有古、九、日、月、兀，且行笔为楷书，故此墨印研究小组推测可能组成古旭明、胡旭、古九明、胡旭、胡旭明（因为兀是臲尯不安的意思，所以从吉凶的角度考虑予以排除）。
“古旭明、胡旭、古九明、胡旭明”并不符合民国时期大中型商号名称的取名规则，故唯有人名方能合理解释。
在首要确立姓氏的环节中，“古”姓还是“胡”姓，墨印研究小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当研究人员将此币的影像投放在巨大的数字投影幕布上的时候，放大了数十倍的文字笔画高清的呈现在众人眼前，运笔中一笔一画非常立体客观，研究人员此时有了重大发现。“古”字第一横的古怪写法与“月”字第一笔的特殊写法，代表了这二字高度关联。研究人员又从中式评级后台数据库及藏友手中调取多枚相同的墨书（如下图），枚枚可见“古”和“月”字始终相连，这两个字始终向人们展示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似乎如同情侣之间的牵手行为，代表着亲密的连接。这是墨书的作者有意而为之，作者在向世人隐晦而又高调地、含蓄却又直接地告知“胡”姓无疑。
Δ 高度关连的“古”字和“月”字 （图片来源：中式评级数据库）
Δ 高度关连的“古”字和“月”字 （图片来源：中式评级数据库）
Δ 高度关连的“古”字和“月”字 （图片来源：藏友供图）
Δ 高度关连的“古”字和“月”字 （图片来源：藏友供图）
墨印研究小组在高清的影像辅助下发现了蛛丝马迹，排除了“古”姓，坚定认为这个字为“胡”。确立了“胡”姓后，进一步在“胡旭”与“胡旭明”之间开展了海量的考证工作。
考虑到那个年代墨印与墨批的社会背景与所处区域，结合该币曾经在江苏与浙江地区曾经批量出现，墨印研究小组将视线聚焦于江苏、上海、浙江以及安徽皖南胡姓家族，在查阅了海量的地方县志、地方金融史料、钱庄及商号资料后，浙江宁海的“胡旭明”背景资料与此墨书高度吻合，至此，“胡旭明”的立体形象开始丰满起来。
胡积廉，乳名廉生，字养藩，号旭明，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1960）年，系浙江宁海“五份头”胡长据长子。
在宁海，说起地主（现称大富户），尤其是大地主，人们必称大湖“五份头”。根据1986年版《宁海县志》以及一些历史资料，所谓五份头地主，其实是大湖村的五房大富户，分别是胡维甫、胡允望、胡才余、胡允明、胡传昂五户，其中胡允望、胡才余、胡允明已沦落为一般地主，胡传昂则已败落。只有胡维甫一房一枝独秀，据土改资料，其田产达到了3000余亩。胡维甫的父亲胡旭明，祖父胡懿卿，曾祖父胡福基在清末、民国时期皆为风云人物。
胡旭明二十岁时留学日本，入日本同文书院学习三年，毕业后升明治大学法学科，得法学士学位。回国后于民国二年（1913年）被聘为北京国立大学教授兼大律师。任职三年，因父母年老，弟弟幼小，为孝顺父母，打理家族产业，离职回乡。胡旭明善经营、好慈善，民国十一年（1922年）被选为县议会议员、县育婴堂委员。
民国十七年（1928）、十八年（1929）宁海东乡连续遭洪水袭击、海塘被毁，百姓受灾严重，村民吃草根、树皮充饥。胡旭明任县水灾筹赈兼东乡平粜分栈主任、粮食接济所委员，不仅自掏腰包，还先后向钱庄、银行前后借银十数万元向江苏、上海米粮富足之地采购粮食。
胡家发家之后，就十分重视办教育，以解决乡邻子弟读书问题，早在道光年间，就创办了文昌阁延请私塾老师，对附近的乡邻子弟教学。到了近代，胡旭明又建了两排校舍，建立起近代小学，聘请了校长，校长与教师的工资均由胡家支付。
1930年，宁海中学建校之初，经费拮据，县政府号召乡绅捐款。当时大湖胡氏的族长是胡旭明的父亲胡懿卿。族长与各房商定族中出资2500大洋捐给宁海中学建造校舍，次年再捐资2000大洋给宁海中学购置图书、仪器，为宁海中学办学初期最大的一笔善款。该两笔善款尽管名为族中出资，实大部分为族长拿出。胡旭明代父筹款并购买物资。
积善传家美名扬。种种行善之举，涉及巨额款项，银元的品质如何保证？谁来保证银元的品质？通过什么方式保证银元的品质？胡家早在宁海扬名，胡旭明在众多善举中皆有牵头，作为个人影响力与社会口碑的重要体现，唯他通过个人墨书来确保银元品质实属情理之中。
墨书，藏友也称墨批，是那个年代的中国特有的钱币流通文化，代表着广泛的信用佐证之意。墨书的呈现形式有文字、图案、符号以及古怪的标志等，是墨书作者意识形态下的作品。
墨书与墨戳在银元的作用上有相同的意思表达，都含有信用佐证之意，但使用范围有着明显的区别，墨戳主要是在商事行为中使用，代表着钱庄、商号广泛的商事行为，不仅起到信用佐证之用，还有作为广告宣传与良好祝愿之用，此外，墨戳雕工精良，寓意深刻，内涵丰满，艺术色彩浓郁，代表着钱庄、商号的品牌形象；而墨书在民事行为中广泛呈现，在民事行为中作为具名确认、签名画押等场合下广泛存在，个性化、随意性随处可见，有工整的文字（通常是姓和姓名），有代表特殊含义的图案（也只有当事人能说清图案的寓意），也有随意涂鸦之作的符号，还有一些特殊作用的图形和暗记。
账房先生或管账的主事将墨书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工整的书法与规整的图案大多出自于他们之手。那个年代的人尊师重教，但识字的人不多，识文断字的人作为一技之长，得到那个社会普遍的尊重。地主家的账房先生与民事行为中（比如婚丧嫁娶、小孩满月、孩子高中、老人祝寿以及家族庆典）邀请的管账先生，在工作周期内结束工作，需要向主家报账，为了证明收进的银元都是自己鉴定过的真品，在银元上用毛笔墨书做记号非常流行。这些管账的先生大多工于书法，书写风格与书法结构自成一派，非常容易识别。此举向主家表明，所有收进的银元大可放心，我留下墨宝予以证明，如果是假，凭墨书可以负责到底。这个习俗在民间广泛流行，蔚为大观。
即使在电子支付相当发达的今天，在我国部分地区和偏远农村，人们依然习惯于在纸币上签名或做记号，用于采购生产与生活资料、缴纳学费等现金支付的场合使用，虽然这一行为在现在是明令的违法行为。
墨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它的广泛存在一方面具有树立口碑，青史留名，刻碑列传之意，这在富商巨贾与乐善好施之士捐赠中常见。另一方面具有信誉佐证、表明出处，具名确认之意，这在账房先生、管账主事与普通百姓在民事行为中常见。墨书与墨戳一样，是银元社会价值与信用价值的延伸，更是那个年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体现。
浓浓的中国特色元素，凝视这枚银元，墨迹似乎还飘着香，工整的笔画透着撰写人的坚定，思绪在瞬间穿越：家乡受淹，灾民遍地，乐善好施的掌柜接过账房先生打包的最后一批墨书银元，郑重地交给前去采购粮食的买办人员，殷殷叮咛，句句嘱托；买办人员抱拳作揖，承诺之情溢于言表；掌柜亲送至码头，买办喝令起航。眼前的灾横遍野，身后的社会担待，令正当壮年的掌柜一脸焦灼，他无暇多想，转身就带领乡民投入到抢险救灾中去......这些画面如同潺潺流水般在大脑里流淌，又如电影般回放，构成了民国时期那段难忘的记忆。
更爱中式元素，时刻梦回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