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说铸钱

近来，偶在网上看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22集一个片段，说的是孙嘉诚苦谏雍正皇帝铸钱之弊的事。

孙嘉诚历史原型应该就是雍正朝的国子监司业孙嘉淦，此人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敢言直谏而出名，被誉为清代“奏议第一”。其人活到乾隆18年，并不是像剧里说的那样死于年羹尧之手。

看了这个片段，感觉剧里的孙嘉诚关于铸钱材质配比和铸造质量对流通利弊的影响，分析的很透彻也很有道理，不像是编剧凭空写下故事情节，应该存在历史依据。

因此，不忙的时候，我就查查这方面的历史资料，结果大有收获。首先孙嘉淦在雍正朝确有关于铸钱的奏章，但《清史稿》中语焉不详，无法全面了解真实内容。而电视剧中关于铸钱的详细分析，却是出自雍正皇帝之口，这段话出现在《大义觉迷录》之中，占了很大篇幅。

史书之中，关于铸钱的详细论述，确信出自帝王之手之口的，目前我仅发现2件。一件就是我经常提及的《咸淳临安志》记录的宋高宗颁钱式御札。另一件就是今天要说的雍正皇帝编制的《大义觉迷录》中这段纪录。史书往往不及微观记载铸钱，能够读到帝王亲自陈述铸钱的详细情况，对于我们真实了解一个时期乃至由此推理多个时期的铸钱情况，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因此，查到这些资料后，我就仔细吸收的一段时间，然后又延伸了一下，整理出一个读书笔记式的东西，在此和同好朋友分享。

在正式研究雍正皇帝陈述铸钱这段话之前，我想先简要介绍一下《大义觉迷录》这部书。这部书其实赫赫有名，关于雍正朝的很多野史、小说往往会受到这部书的启发，我也是久闻其名，但是一直没有找来读读。我想很多朋友也都了解这部书的内容，但也有朋友可能不了解，所以有必要介绍一下，以免读到今天要探讨的内容，觉得很突兀，不明所以。

凡事都有个来龙去脉，都要有个因由。《大义觉迷录》的因由还得从雍正六年说起。当时湖南永兴有个落魄文人叫曾静，号蒲潭先生，县学生员，授徒为业。多年科举失意，心中愤懑无从发泄，偶然读了几部吕留良的书，就产生了“驱除鞑虏，反清复明”的想法。秀才造反谈何容易？这个曾静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第21世嫡孙、岳飞三子岳霖系后裔，就想当然耳认为这个人是忠良后代，明以大义，一定会起兵举义。

所以，就在那年秋天，曾静遣徒张熙赴西安向岳钟琪投书策反。书信原文无从得知，但从《大义觉迷录》中可以猜测主要内容：一、满清入主中原不是正统。二、列出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利、好杀、酗酒、婬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三、言雍正得位不正。四、策划同谋造反。

有其师必有其徒，这个张熙还真是不远万里找到了岳钟琪。岳钟琪最初以为来了个精神病人，给揍了一顿。后来看了书信吓了一头汗，倒不是曾静的文笔唬人，而是岳钟琪当时的位置不容朝廷有任何猜疑。当时汉人很少带兵，岳钟琪可是掌管西北军政大权，前面还有个年羹尧活生生的例子，连曾静这么个人都能想到他可以造反，那朝廷会怎么想？如果曾静这件事不处理好，一旦他到处煽动，七扯八扯，还真就能要了岳钟琪的命。

为这事岳钟琪还真动了脑子，他在请满人大员屏后监督见证的情况下，召见张熙，伪为发誓结为盟友，共讨满清，光复汉室，套取曾静的行踪以及与曾静交往密切的人全部情况。然后连夜奏报朝廷。

雍正皇帝对岳钟琪的做法甚为满意，用朱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这话说的多严重。同时，我也是莫名其妙，为个曾静至于吗？但是雍正皇帝就至于，不仅如此，接下来的做法更是前无古人。

雍正帝派人拘讯曾静，供认不讳，被解京师，张熙也同时解到。然后，雍正爷闲着没事就和曾静对话，至于是当面谈还是找人传话，我没找到记载，反正这一问一答持续了近一年，终于到了可以出书的地步了。

于是，雍正七年九月，雍正帝将与曾静问答之词，编为《大义觉迷录》。发行全国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要每学宫各贮一册”，永久存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要使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可见《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的力作。

并且，雍正爷还释放了曾静、张熙，安排在湖南观风整俗使处，令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不能蔑视讥讽。之后，让曾静、张熙携带《大义觉迷录》，到各地向民众现身说法。非但如此，雍正还降谕子孙后代：“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诛戮。”

可是，雍正爷万万没想到，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是很贫乏的，乡间老百姓就盼着来个说书唱戏的，于是乎雍正爷的大道理他们没听懂，倒是添了很多大内秘闻的八卦谈资，也为民间小说家提供了素材。现在看看这段历史，感觉雍正爷还是个完美主义者，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一般人这样也就无所谓了，但是作为一国最高统治者，这可就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里我不详细分析，感兴趣或者有志做大事的朋友，可以好好品味《孙子兵法》中这句话——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当雍正帝驾崩后的当年，乾隆当上皇帝仅四十三天，即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就违背乃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遗命。降旨：“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下令：“著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曳漏。其嫡属交地方严行看守候旨。”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又下令将“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接着将《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停止刊刻颁发，私藏者治罪，在全国范围内统统收缴销毁。

下面，和朋友们一起读读《大义觉迷录》中，关于雍正皇帝谈铸钱的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即观铸钱一事，自癸卯到今六年，尚铸个钱不顺。勉强铸就的，糊糊涂涂，不明不白，民间无人肯受。谣曰：‘雍正钱，穷半年。’若身上有一个雍正钱，即投之沟壑”等语。

制钱为民间日所必需，务宜轻重适均，流通无弊，方于民生有益。钱文字画之清楚与否，皆关铜铅之多少，此人人所知者。

向年圣祖皇帝时所铸制钱，以铜六铅四搭配，虽钱文字画清楚，而铜多于铅，遂有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者，因而钱价日昂。康熙四十五六年间，每银一两仅可兑钱七八百文。朕在藩邸时，深悉其弊，是以令钱局以铅铜各半搭配鼓铸，使奸民无销毁之利。又严黄铜器皿之禁，方得钱价渐平。今银一两，可兑制钱一千，小民并受其利。其钱文字画虽未甚一精一工，然惟铜铅相半，方能禁止销毁，而制钱可得流通便民，并非吝惜铜斤而多加铅两也。且铸钱由模范而成，其样钱谓之祖钱，轮廓匀厚，字画完整。由祖钱套出，谓之母钱，即逊于祖钱。再由母钱套出，是谓铸钱，今民间日用之官钱也。较之祖钱，更不逮矣。盖即一板之内，所铸二枝之钱，下沉者必重，在中者适均，在上者必轻，而字画亦因之而不能一式完美。此从来铸钱皆然，非独今日之雍正钱为然也。乃曾静不知钱法，信狂妄之说，遂肆讥议，任意蛊惑咒诅，何殊昏梦中之呓唔乎！

至云投之沟壑，尤为可笑。民间所有之钱，必以银两兑易而来，岂有以银易之物而委之沟壑乎！至于贸易之人，当其受钱之时，必细视钱文而后交易，若以雍正钱为不祥之物，孰肯收受！况既以货物售卖，人虽至愚，孰肯以银与货物换得之钱而轻弃之沟壑也！今直省内外，果不肯用雍正钱文乎？即如曾静之家，至为贫薄，然囊箧中亦必有制钱收贮，然后可以易米买薪，何以不投而弃之乎？

江南地方，因雍正钱文尚少，元年、二年间，有以旧钱十文易一雍正钱以为宝玩者。其重雍正钱文何以又如此？向湖南之人情与江南迥别乎？至于铸钱未能流通普遍，此则事理之常，明而易见者。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康熙铸钱尚有流行未到之处。又如广东高、雷、廉等府，至今尚用宋时旧钱，并元、明代之钱亦流通未至。自雍正元年以来，甫及七年，所铸钱文，欲令遍及天下并荒僻之处，亦有是理乎！曾静所闻谣言，确系何人传说？曾静果否亲见投钱沟壑之人？其人系何姓名？确在何处？可据实供来。

以上原文中，雍正皇帝谈及铸钱的内容，仔细归纳，包括铸钱材质问题、铸钱程序问题、铸钱质量问题、铸钱流通四个方面问题。下面我们就针对这四个问题，逐一分析：

1.关于铸钱材质问题。文中非常明确的讲到康熙通宝钱以铜六铅四搭配（这里所说的铅包括白铅即锌和黑铅即现在所谓的铅，其比例各个时期不一，大体是黑铅含量约占铸币全部材质的10%以内）。因为铜含量高，致使钱贵银贱（官方规定每银一两兑钱千文，而实际民间仅可兑钱七八百文），而形成流弊（奸商、污吏获利，朝廷、百姓吃亏）。所以雍正朝改为铜铅相半。

那么雍正朝从什么时间改的呢？是全国各个钱局一起改的吗？《大义觉迷录》中没有提及。我进一步在《清朝文献通考》中查到答案：雍正五年定以铜铅各半配铸制钱。“是年，宝泉、宝源二局照例配铸，其云南各局及嗣后所开之贵州局、四川局，以铜质高低不一，加之沙水异益，仍以铜六铅四相配，至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始照京局一例配铸。”即除云南、贵州、四川省以外，全国其他各局普遍以铜铅对半配铸。

读到这里，动脑子的朋友一定会延伸考虑另一个问题：银、钱比价，既然跟铸钱材质有关系，就一定会跟铸钱重量有关系，钱重钱轻直接影响比价。我之前有个帖子曾经援引《清史稿-食货志》介绍过康熙通宝钱重经历了一钱四分、一钱、又恢复至一钱四分三个时期的变化。雍正通宝铸钱重量有无变化《大义觉迷录》中没有提及，进一步查资料，得知：雍正元年，沿康熙四十一年制，雍正通宝每文重一钱四分，与后期的康熙通宝品质相当。雍正十一年，修改钱法，减重为一钱二分。乾隆初期铸币沿用此制。

由此结合实物特征，我们可以明确，中央钱局中雍正通宝罗汉式与康熙通宝罗汉及罗汉式一脉相承，应该是早期铸钱。而雍正通宝大字大满文版与乾隆大字大满文版相近，应该就是后期的减重钱。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版式，就应该是中期铸钱。至于其他钱局情况，文后我再简要说明。

康熙罗汉与雍正罗汉式对比。

雍正大字与乾隆大字对比

雍正中期版式一种

2.关于铸钱程序问题。原文表述为：“且铸钱由模范而成，其样钱谓之祖钱，轮廓匀厚，字画完整。由祖钱套出，谓之母钱，即逊于祖钱。再由母钱套出，是谓铸钱，今民间日用之官钱也。较之祖钱，更不逮矣。”由此明确当时铸钱的程序是：样钱呈进审定，批准后由祖钱产生母钱、由母钱产生行用钱。并且雍正爷知道每一个代差都会造成“更不逮矣。”

以上程序，与现在的认知没有差异。但是文中提到的“其样钱谓之祖钱”可能引起朋友疑惑，我解释一下。但凡引起疑惑的朋友都是死抠字眼造成的，这里面涉及一个概念问题。一个名词，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含义。这里所说的样钱实际上就是呈进样钱，但是含义却发生不同变化。我们现在所云的呈进样钱是援引《大钱图录》和《故宫清钱谱》的概念，将呈进的祖、母、铸样中的铸样单称为样钱，以区别祖、母，以及之后流通的行用钱。这样是为了研究表述时，各有所指，不至于混绕。而实际上呈进的祖、母、样都应该统称为样钱，没铸行之前，所有的代差品都是样品。而文中雍正皇帝却单指祖钱是样钱，这跟他理解有关系，因为祖钱是之后各个代差品的源头，作为最高决策者来说，他更看重的是源头，所以在他脑子里样钱就是祖钱。因此，一个样钱的名词我就可以有三种解释。

3.关于铸钱质量的问题。大家玩钱都会关注品相，也都会发现同一版别的钱币，会出现铸造质量和重量参差不齐的情况。经过对比，很容易让人浮想翩翩，什么头炉、万选、精铸等等名词也随之产生。前几日不是还有朋友专门发帖谈及厚重品的情况吗？而在文中，雍正爷给出很好的解释：“盖即一板之内，所铸二枝之钱，下沉者必重，在中者适均，在上者必轻，而字画亦因之而不能一式完美”。看来雍正皇帝还真是事无巨细，了解很全面的。这一些成因都是当时铸造工艺水平决定的，当时尚不具备标准完全统一的条件，因此厚钱美品大多时候也不是有意为之。

4.关于铸钱流通问题。按照其他一些史书典籍记载，明清铸币为制钱，不允许流通前代钱币。但是，雍正爷在此非常明确的指出，“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康熙铸钱尚有流行未到之处。又如广东高、雷、廉等府，至今尚用宋时旧钱，并元、明代之钱亦流通未至。”因此，我们也可以由此得知当时朝廷的一些政令未必百分之百执行，执行与否朝廷会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并且非常清楚执行的区域情况。同时，也可以明确，宋钱一直到清中期还可以在一些区域流通的史实。

综上，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所谈铸钱，信息含量是很丰富的，且真实可信，对我们了解清代铸钱制度、质量、材质、程序、流通情况，有了比较权威的佐证。

注：本文援引主要包括：《大义觉迷录》《清史稿》《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等典籍，因本文不是学术性文章，未能详细一一注明出处。

后附雍正年间各钱局铸钱情况，出处不一，不一一注明。其中，重点是云局情况，因雍正朝以来大规模使用滇铜（康熙朝铸铜需由日本采购），云局出现运京钱，其质量规格也与众不同，需要特别关注。云南铸钱情况，从明至清，如果详细考证，会是一篇学术巨作，我能力有限，在此仅提供一点雍正朝的资料，以待来者。

户部宝泉局，雍正元年始铸，雍正十三年停铸。

工部宝源局，雍正元年始铸，雍正十三年停铸。

宝川局。雍正元年因四川铜矿未获开采，开局之议未果，十年矿成而宝川局又开始铸造。局址在成都府贡院内西边，有炉8座。

宝黔局，雍正八年在毕节始铸，雍正十三年停铸。

宝济局雍正七年开济南府局，乾隆三年停。

宝鞏局，雍正四年兰州府局开铸，有炉12座，七年停。

宝河局。雍正七年开铸雍正通宝钱，九年停。

宝南局。雍正七年又开，局址在长沙小吴门内，座北朝南。八年至十年底计出钱15310串，有炉5座，旋停。

宝武。雍正七年复开，十一年又停。

宝苏局。从雍正元年开始铸造，到雍正十三年停止。

宝安局。雍正九年，安徽开局于江宁府，因当时安徽布政使司驻于江宁府，故江宁局钱背用“宝安”字。雍正十二年停。

宝浙局。雍正元年又开，十一年停铸。

宝昌局，雍正七年始铸，雍正十三年停铸。

宝晋局，雍正七年又开，计设六炉，九年停。

宝云局。当前，很多资料包括百度百科纪录宝云局铸雍正钱始于雍正五年，这是谬误。

《清史稿.食货志.钱法》载：官局用铜，自（康熙）四十四年兼采滇产。雍正元年，巡抚杨名时请岁运滇铜入京。廷议即山铸钱为便，因开云南大理、霑益四局，铸运京钱，幕文曰“云泉”。上以钱为国宝，更名“宝云”，并令直省局钱，幕首“宝”字，次省名，纯满文。其后运京钱时铸时罢。

康熙四十四年，因云南青龙、金钗等铜矿开采日丰，清廷在云南大量设局。从此云南渐成为清政府铸钱的重心，省城宝云局设有21炉，至雍正五年添炉4座，铸钱运至京城、四川、广西、湖广行使。雍正的自己人掌控云南之后，云南铜矿很快就爆发出了远超预期的产量，当时鄂尔泰经过推算，每年能开采出的铜矿大约为三百万斤，这个数量已经让雍正很惊喜，但真的开采以后，当年的铜产量就达到了四百万斤，而起这个产量一直在稳定增加。等到了乾隆年间，云南一地的产铜量，最高曾达到了一千四百多万斤。据有人统计，云南产铜量在高峰时，一度占据了全国产铜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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