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通宝背金-五钱”金钱
——解读明朝宫廷赏赐钱
明朝施行过纸币、铜钱、白银三种货币制度，经历了纸币衰落到白银崛起的发展变革。
明初效仿前朝发行大明宝钞，明政府致力于构建以宝钞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但由于过度自信于依赖国家威信，并未建立保证信用的准备金制度，导致宝钞从一开始就有着走向失败的致命缺点。随着纸币滥发大幅通胀贬值，人们失去对宝钞的信任，民间私下都以实物或金银交易，物贵钱贱，钞币体系逐渐崩溃。铜钱在整个明朝地位尴尬，从起初的宝钞辅币到后期的白银辅币，量少、禁用、流通混乱、制钱官藏、古钱私钱购买力下降，从而始终无法满足市场所需。而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官方认可为合法货币，借助了经济发展的推动，以本身拥有的贵金属特性，按照历史习惯的延续，及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不断输入克服了国内矿产资源不够丰富的限制（据估算明朝从欧洲、美洲、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有2亿两以上），使得白银最终能弥补宝钞和铜钱的不足，逐渐替代钱钞成为新的货币体系。
有学者将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分成了三个阶段，明初洪武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约120年间），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在民间社会的启动和发展阶段（英宗即位正统初年，收赋令米麦折银，取消用银禁令，银的使用成为合法）；成化二十三年到嘉靖十九年（约60年间），白银货币化在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互动扩展阶段；嘉靖十九年至明末（约100年间），白银货币化在国家与民间社会极大扩展后走向世界的阶段，也是国家、社会与世界三者互动的阶段。
嘉靖以后，各种铜钱都与白银发生联系，规定比价。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主钱辅的制度开始形成。随着铜钱使用的不断扩大，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规律之下，嘉靖年间的私钱问题也愈加严重，国家一再调整作价，无法禁止与改善，到后期只能取消作价，任市场自然涨跌，但课税和官俸，都用白银。隆庆初有多人提出了币值整顿，其中兵部侍郎谭纶提议课税银三两以下复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止许用钱，高拱再提开铸隆庆通宝，此钱法稍通，八文折银一分，隆庆四年开始以新铸隆庆通宝给京官俸禄。至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各种租税都用白银折纳。白银帝国已然崛起。
有关明朝金银钱的记述最早可追溯到明初，洪武初年王袆曾提议铸金银钱与铜钱并用，这里所指的金银钱为行用制钱（所谓制钱，即国朝钱，亦称本朝钱），此案未行。但依考古表明，金银宫钱的钦赏已有先例。南京博物院馆藏的1956 年南京太平门外明江阴侯吴良墓中所出的1枚洪武通宝银钱，即是其一。笔者早年也曾收获1枚洪武通宝金钱，两钱均为行用钱制式的范铸钱。
明朝金银宫钱的铸造有明确史料记载。明朝政府设有银作局，万历朝任内府司礼监要职的宦官刘若愚在其所做记录《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中，对内府银作局的相关事务有较详尽的描述：“银作局……专管造金银铎、……金银钱、金银豆叶，……,重一钱或三五分不等；……以备钦赏之用。”相关金银钱赏赐的载述更多。《明史-李时勉传》载“宣德五年修《成祖实录》成，迁侍读学士。帝幸史馆，撒金钱赐诸学士”；吕毖《明朝小史》中讲到正统帝“初开经筵，每讲毕，必命中官布金钱于地，令讲官拾之，以为恩典”；（《玄览堂丛书》）《皇明同记》中提到：“景帝以银豆、金钱物撒地，令宫人及宦侍争拾为哄笑”； 《明史-孙承宗传》中讲天启帝“大喜，加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等等。以上种种，可见明朝内府银作局铸造金银钱等物及皇帝御赏已是常事。
明朝金银钱主要有四种：1、行用钱制式的范铸金银钱（主要指内府银作局铸造的金银类宫钱）；2、万历时期为代表的矿银钱；3、官私皆有的金银吉语或祈福钱、殉葬冥钱等（多为阴刻或模压打制而成的钱形金银片，阴刻内容有祈福吉语，如“长命富贵”、“太平景象”、“福寿康宁”、“子孙永安”、“三多九如”等，也有纪年纪事的，如“永乐纪年吉语或吉日金银钱”等。冥钱多为薄片打制，背面看文字成反书，内容有超度用语，如“西方接引”、“径入西天”、“金光指路”、“花开见佛”、“慈悲为怀”等，也有仿行用钱式的阴刻或打制类年号冥钱）；4、沿袭传统与西域地区作为通贸支付而造的五钱、一两银牌（据史料记载与实物发现有正德银牌）。
此处说明一下，以前有学者提出万历年造银钱与万历矿银钱属于同一类性质，笔者认为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从历史传承关系来看，宋朝已有“年造”赏赐银习惯，湖南省博物馆藏的“大宋开宝敕赐银两”、“天圣年造精银一两”、“开宝元年制部颁税银”一两银牌即为重要的物证。明朝年号“年造”金银钱系列迄今已发现有成化、隆庆、万历、崇祯等，为宫廷赏赐钱的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而万历矿银钱只是一段历史时期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史载“万历二十四年派遣太监担任路矿使，至各地开采矿银，到万历三十三年，九年间共采得三百余万两白银。”学界通常认为这些路矿使为了奉承皇帝，用所得的矿银铸造了一批进奉的银钱，皇帝用这些银钱充盈私库，也会用来赏赐。也有说法是开采银矿，掘银而铸，只为纪念，并不流通。个人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以更直观的实物比较分析，矿银钱也明显有别于“年造”银钱系列。笔者藏有“万历通宝矿银一钱”、“隆庆年造四钱”银钱和“天启通宝金五钱”金钱（见图1、2），矿银钱无论从成色质地、文字书法、还是形制风格，均比后两者粗劣不少，加工工艺更是相差甚远，不可同日而语。后两者文字端庄、形制规矩、铸造精美、加工细致，穿口修整与边道打磨工艺相近，彰显一脉之风。其中天启砂型铸造更为精美，两钱诠释了当年内府银作局的精工细作。再以博物馆藏实物资料比对分析，感观相同。故这类“年造”系列金银钱与天启金钱，毋庸置疑当属内府银作局铸造的宫廷御制钱，而矿银钱系列则为地方钱炉之产物。就 “年造” 钱文，我们似乎也能直观明白其背景含义之不凡。
图1
图2
根据笔者多年专题集藏与研究经验，可将金银宫钱分为两类：一种是普通范铸小平钱（有学者提出明朝有通宝光背类小平钱，我们目前最为常见的是宋朝的太平通宝小平金银钱、宋徽宗期间的年号小平金银钱及南宋小平金银钱），此类铸造相对粗劣，工艺并不讲究，铸量也大，是宫内最为常用的金银钱；另一种是有特殊背景条件，如皇帝为某人或某事特别下旨铸造的宫钱，其规格级别高，铸造精美，数量有限，用途多为大型庆典、庆功、祭祀或纪念等，这类宫钱单枚铸造成本或已远高出钱币本身价值。
金银与生具有贵金属特性，金钱可与银比价兑换或直接参与流通使用。成书于万历后期的《同文算指通编》中，一再提到金钱的使用：“金钱一文值银一两一钱五分”，此一方面说明了已经有金钱的使用，二也反映了金钱的作价比值，这里的金钱一文若理解为一钱重，比价约1:11.5，符合社会情况。（金银比价从明初的1: 4到后来1:10左右，基本处于稳中上升的趋势，崇祯后期江南某些地区高达1 :13~15，而在世界范围，由于银的广泛使用与银矿的频繁发现，15世纪开始，欧洲、美洲的金银比价就已达到1:11以上。）
明朝金银宫钱的制式依照行用钱标准，根据实物（包括隆庆年造银钱、万历年造银钱系列、万历矿银系列、及天启通宝金五钱等）数据统计分析，无论钱体直径厚度还是重量规格，其标准统一且规律一致。其中一钱：径24毫米、厚1.2毫米、重3.6克左右；二钱：径27毫米、厚1.5毫米、重7克左右；四钱：径32毫米、厚2毫米、重14克左右；五钱：径38毫米，厚2毫米，重18克左右；……以此类推。如何控制成分配比、钱型工艺，达到标准，这是现代造假者无法拟仿到位的细节，也是辨识真伪的关键。
明朝金银宫廷赏赐钱存世极其稀少，据个人不完全统计，实物有：洪武通宝金银钱2枚（金银各一，前文已述）；成化年造金银钱3枚（小平金钱2枚，北京私人藏家收藏1枚，南博收藏1 枚，小平银钱1枚，山西私人藏家收藏，据传另有1枚折二型金钱）；隆庆年造背四钱银钱1枚（笔者收藏，仅见，据传另有1枚背二钱在日本）；万历年造背一钱、二钱、五钱、八钱、九钱等系列若干枚（多数藏于国博及上博等大型文博机构）；天启元年背一钱银钱（国博收藏）；天启通宝背金五钱3枚（首博系统收藏2枚，笔者收藏1枚），天启通宝背二银钱（上博收藏）；崇祯年造银钱6枚左右（多数为私人藏家收藏）。这些之中，以“天启通宝金五钱”大型金钱最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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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讲之“天启通宝金五钱”金钱（见图3~5），直径37.7毫米，厚2毫米，重18.3克，金相分析含金50%，银48%，铜1%。钱币整体工艺十分精湛，钱文规矩、砂型细腻、地张平整、边郭周正、边道圆顺、穿口精修，正背面打磨几成镜面，据说此钱早年发现于明秦王属地。传世出现的还有一枚“钵亶谜吽·三钱”佛教经文钱，直径26.5毫米，重11.3克，亦为金质，钱文形制风格仿似天启通宝金五钱（见图6、7），只砂型与工艺稍逊，成色不同，未依行用制钱规格，尚算精美，分析此钱应为当年藩王按天启钱风格自行铸造的金质供养钱。明朝秦王设府西安，担负守卫边陲重任，被称为“天下第一藩”。秦王府第13代秦王朱谊漶死于万历四十六年，庶长子朱存枢嗣封为世子。明熹宗天启年间，朱存枢虽未袭封秦王，但“享有储位，允为藩辅。”此“天启通宝金五钱”，从出现地域上推断，应为熹宗给藩封赏赐之物，后被秦王作为礼佛用品供奉了起来。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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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通宝金五钱”金钱的出现已非孤例，现世实物至少3枚，其中两枚出自北京地区。1951年12期《科学通报》刊载的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一文：1951年8月间，在董四墓村遗光寺附近发现一座明代妃子墓，其中一号墓埋葬着明熹宗朱由校的张裕妃、段纯妃、李成妃三个妃子。此墓葬虽然曾被盗扰破坏，所残留器物不多，经过清理，可分为金、玉、石、铜、木等几大类；其中段纯妃墓中遗物稍多一些，主要有洪武通宝十一两、天启通宝金五钱、天启通宝等二百余枚明代钱币。“最特殊的要算天启通宝金五钱，表面镀金，并不见于著录，可能是专门殉葬用的。”《中国钱币》1995年第三期高桂云女士《首都博物馆藏天启通宝背“金·五钱”金钱》一文对此又进行了详尽考述（见图8、9），通过对首博所藏两枚金五钱进行研究对比并做科学金相分析，成分为金52%，银47%，铜1%，得出此天启通宝金五钱为金制，并非之前所讲镀金钱，且其形制、版别与明代铜钱无异……应是一种流通钱，不大可能专供殉葬的结论。而且指出“这种金钱也会做为赏赐”之用。现就实物体现，此观点可谓眼光独到，论据充分，得到泉界普遍认可。另外，2010年7月11日《北京日报·副刊》刊载焦晋林《“天启通宝”金币》报道：“1991年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发现一座明代太监墓，墓中出现了一枚“天启通宝”金币。……背文有位于穿上部的“金”和穿右侧的“五钱”，均为正书，钱文运笔流畅，间架结构舒展。（见图10）”“此明代太监墓中除了这枚“天启通宝金五钱”外，还出现了两枚金质“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吉祥钱，由此也可管窥到明代后期太监政治之一斑。”
图8
图9
图10
“天启通宝金五钱”金钱五成金，背后大大的“金”字招牌似乎是在向世人表明身世。因非纯金质地，钱体外观并非纯金黄色，黄里透白，起初曾被误以为是镀金钱，有学者分析或与当时财政支绌有关，不无道理。《明史-食货志》述“岁入之数，内承运库，……金花银一百一万二千余两，金二千两。”这里的金二千两，作为宫中御用，指嘉靖后每年进贡的年例金。可见宫内黄金数量有限，尤其在明朝后期，能被铸成金钱的更是难为可贵，少之有少。笔者认为这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仍是钱式。我们知道金的比重是铜或银的2倍上下，若要保证钱体规格标准，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降低成色减小比重差，钱体越大越为明显。历史经验可以知道，五至八成比重的金银钱接近传统习惯，这种合金成分也有利于金银钱的铸造成型。
根据高桂云女士提供的首博实物资料比对，两枚“天启通宝金五钱”（见图11、12），无论从质地、文字、规格、形制，还是工艺方面，均属于同批钱范所铸，同模印证，一母所出，可以想象当年铸造数量十分有限。两钱对比，段纯妃墓中的金五钱流通稍重，应该是手中把玩多年。段纯妃天启元年选入内庭，选美前三，与张皇后同时被册封，崇祯二年病逝，崇祯四年与张裕妃、李成妃合葬于金山之原。而本钱皇帝赏赐秦王，秦王将之供奉，少于流通，故保存更加完好。
图11
图12
在“天启通宝金五钱”身上，我们可以找出天启当朝行用制钱的信息印证。“天启通宝金五钱”与我们常见的天启通宝小平光背容弱版式、天启通宝十一两容弱版式，以及天启通宝背上五、上十等（见图13~20），均属同一类文字书法演化（或称之为楷书容弱式）。是钱客观地说明了行用制钱容弱版式的可能出处，铸地与中央钱局直接关联的北直地区密不可分，或为中央版式的另一类系，笔者早年已有此猜测。当然，不排除地方受中央版式的影响和仿铸情况，然逐本溯源，端倪已现。钱币铸地判断需要结合诸多因素，砂型特征、钱制规格、铸造水准、加工工艺、材质成分，以及发现概率等等，各种大数据统计分析，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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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图16
图17 图18
图19 图20
近大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洪武通宝金银钱”、“成年年造金银钱”、“万历年造银钱”、 “ 隆庆年造银钱”、“天启通宝金五钱”等一系列新品种的陆续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投入到明朝金银钱币专题方面的研究，但一切研究离不开实物作为基础，只有对钱币本身有了充分、切实、系统的理解，才有可能更接近真相地去发现进而还原历史。在近年的钱谱著录里，“天启通宝金五钱”已被收录，2009年出版发行，由叶世昌、马飞海编著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5元明货币》（见图21、22）及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中国古钱大辞典-元明篇》（见图23）中，都是依据首都博物馆高桂云女士提供的实物拓片与彩图资料。
图21
图22
图23
综上所述，“天启通宝金五钱”金钱的发现，印证了明朝御赐金银宫钱的史实，也解读了宫钱与行用钱之间的紧密联系，让我们领略了极为难得的历史遗珍。这种内府银作局铸造的皇帝宫廷赏赐大型金钱，在古时是身份、财富、权贵跟荣誉的象征。如今，其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历史意义，及珍贵程度，更加不容小觑。“天启通宝金五钱”大型金钱，足可被誉为明朝钱币珍品中之翘楚，更是中国古代宫钱中顶级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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