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方代用币的产生，与当时的地方政府过量铸造钱币，是密不可分的，记得有资料记载（具体数目记不清楚了），以大200文铜圆为例，民国初年，一年的铸造量是一百多万枚，到杨森督理四川政务时的，民国十三、十四年间，每年的铸造量，分别达到一亿四千多万枚！！！1925年十月，保定系的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占领成都，邓锡侯接管成都造币厂，此时的军政府100文及大200文铜圆充斥于市，且价格低落，为巨额军费开支及寻求利润，邓拟铸减重的新式铜圆，采纳建议，依据《国币条例》，仿照民国五年天津造币厂嘉禾壹分、贰分式样，铸造嘉禾50文，100文，200文铜圆，终获成功发行，刘湘往重庆去时，邓赠送刘40万钏，至简阳，民不乐使用，士兵用枪相逼，至沿途顺利使用，由于利润的驱使，依据记载，仅成都地区，铸造嘉禾200文铜圆，就达数百处，这也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嘉禾200版式非常多，顺手拿上100枚，几乎比较难发现同版式者，劣币驱逐良币，民国十五年后的数年间，四川地区所流通的基本上都是嘉禾200铜圆，民间零星找补困难，比如，有人去茶馆喝茶，去餐馆吃碗小面，或去其它地方小额消费，却又没有零钱找补，当时就有将大200文一分为二，或劈为四块，权当100文与50文使用，其锐角划伤皮肤或划破衣服，是时有所闻，这时候，商家纷纷自制铜、铅、锡、竹、木、纸的代用币，以缓解找补之需，“犍商欠拾”、”犍商欠廿“，一时间成为犍为、乐山地区的通用零星找补货币，在《四川近代史》一书中是有记载的。
当时，几乎在四川全境内，都有代用币的影子。
四川代用币的一个特色是，以文记值，也源于民国以降，川内所流通的货币（四川军政府银币除外）都是以文为货币单位，如果大家留意会发现，中华民国十四年伍分白铜，仅留存样币，就是因为以分为记值单位，不符合川中民情，至胎死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