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灭辽和北宋，沿用两国旧钱：
小平、
折二、
折三，(注：主要为北宋“崇宁重宝”与“崇宁通宝”折十，于宋徽宗后期改为折三)
三等币值的铜钱，不用铁钱。
金国扶持的刘豫伪齐政权，利用北宋旧有钱监和工匠，铸造三等币值的“阜昌”铜钱投入流通。伪齐废国后，铸造“阜昌”的钱监，继续铸造了少量的“天眷”(三等币值)、“皇统”(国博藏一品小平/陈光洋藏一品折三)铜钱，希望钱监得以保留或延续。显然当时的金国统治者对铸钱并不重视，此事不了了之。(注：“天辅元宝”小平铜钱推测也是这时补铸)
河南地区自北宋末年起，陆续出现过“钱引”、“小钞”、作现钱流转的“茶引”(七年为限)、伪齐刘豫发行的纸币(七年一界)，因此民间对纸币并不陌生，具有一定的行用基础。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在大臣蔡松年（注：北宋宣和末年知燕山府蔡靖之子）的建议和主持下，正式发行纸币----“交钞”，行用于黄河以南地区，七年为一界，每界收取工墨费以旧换新。金国于河南地区发行“交钞”，或许也有防止铜钱流向南宋的考虑。此后，金国币制变为以三等铜钱为主，局部以交钞为辅。
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年)二月，中都(今北京)设置两个钱监，东为“宝源监”，西为“宝丰监”；京兆(今西安)设置一个钱监，为“利用监”，三个钱监一起铸造“正隆元宝”小平铜钱，投入流通。金国统治者认为这次才是官方第一次正式铸钱。
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年)，下令陕西添用北宋旧铁钱，推测现存的“大定通宝”小平铁钱应该铸于这一时期。陕西添用铁钱，效果并不好，于是大定四年(1164年)停用，这是金代货币史中,唯一一次(局部)行用铁钱。这次行用铁钱，与西夏同期在边境地区铸行“天盛元宝”小平铁钱有一定关系。
在铜钱存量方面，金比南宋“幸福”。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间，粗略统计所铸大小铜钱折合小平铜钱，加上唐五代旧铜钱，大约有3亿缗(贯/千)(省陌制770文为1缗，下同)。刘豫被废时，金国从汴京官库运走：黄金120余万两、白银1600余万两、米90余万斛、绢270余万匹、钱9870余万缗。又据金世宗大定年间的史料，提及各路官库所存现钱有5000余万缗。
相比之下，南宋国库的现钱，见于史载大多在数百万缗，高峰期在1000万缗上下；润州(今镇江)与升州(今南京)两大军资库(分别供应淮东总领所与淮西总领所)所存现钱，也不过各有300万缗；地方州府，例如重要和富庶的福州，仅有二三十万缗。
这是由于北宋年间，铜钱主要投放于北方地区以应付军事开支，又执行聚集现钱于京师(今开封)的财政政策，导致“靖康之难”后，大部分的北宋铜钱留在北方被金国获得，南宋所继承的留存于东南地区的铜钱，数量占比很小。这也是南宋出现“钱荒”，推行“行在会子”纸币，在江北行用铁钱的根本原因。
金国也有烦恼，产铜地区大多处于南宋境内(注：南宋时期，原铜产量也大幅下降，只有北宋时的十分之一左右)，原料供应成为棘手的问题，大大限制了新增铜钱的能力。虽然金继承了大部分的北宋铜钱，但新增无望，官方与私人的积存储藏(主要原因)、铜钱外流、熔钱铸器等因素，导致市面流通的铜钱越来越少，也出现了“钱荒”。金世宗统治的中期，“钱荒”的影响逐渐扩大，于是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
1，严格执行“铜禁”与“钱禁”的政策；
2，收缴民间铜器，大定十八年(1178年)设监于代州，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设监于曲阳县，铸“大定通宝”小平铜钱，即使赔本也坚持生产；
3，将官库所积存的铜钱投入流通（实际执行并不到位）；
4，将官库所存的“大观通宝”大铜钱作折五投入流通；(注：原北宋京畿钱监所铸造的大型“大观通宝”折十钱，在改为当三使用时，重量超过币值，因此北宋官方的库存并没有投放流通，一直留存到了金代)
自此金代货币制度中，流通的铜钱就有四等币值：小平、折二、折三、折五，绝大多数为北宋旧钱。
赔本铸钱对于解决“钱荒”问题，仍然是杯水车薪，金章宗继位后，罢废了代州与曲阳县的两个钱监，将解决货币危机的注意力转向纸币-----“交钞”。（注：推测某钱监在停闭前铸造了“明昌元宝”小平铜钱）
金章宗改革钞法，发行大钞(1贯至10贯五等大面额)与小钞(100至700五等小面额)，废七年换界之法，永久流通，许以旧换新，官方支俸与税收均许折以“交钞”。由此使得纸币“交钞”：增大了发行量，扩大了流通区域，扩展了使用领域，成为金代货币中的重要部分。
随着发行量的增加，官方对于“交钞”态度“利于出、讳于收”，几年之内“交钞”的信誉就出现危机，流通不畅。为了调控钞法，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下令实行“限钱禁”，以法律形式禁止私人超过限额积存铜钱，但操作困难，成效不大；承安二年(1197年)实行“银钞相兼法”，以法律形式承认白银为正式货币，铸造“承安宝货”1两至10两银锭为流通货币，视白银为纸币“交钞”发行的准备金之一。这是中国货币史上自西汉“白金三品”后，又一次白银正式货币化的尝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时，金代货币制度变为钱、钞、银三者并行。
铜钱：小平、折二、折三、折五；
交钞：大钞，1贯、2贯、3贯、5贯、10贯；
小钞，100文、200文、300文、500文、700文；
（以小平铜钱为记值单位，执行八十为百的省陌制）
承安宝货：1两、1两半、2两半、5两、10两。
（法定1两白银=2贯铜钱=2贯交钞）
白银与铜钱的兑价在民间是上下浮动的，官方规定的兑价执行得并不顺畅；此外，民间白银大多铸为铤型，流通交易时需要切削、称重、验色等环节，然而“承安宝货”作为法定货币，标记重量和无须验色，诱使民间参杂铜锡大量私铸，导致市场混乱、流通不畅。承安五年(1200年)，罢铸“承安宝货”，保留白银作为法定货币(1两合2贯)的制度，不再限定民间交易的形式。
铸造白银货币失败，交钞流通不畅，金章宗的目光又重新回到铸造铜钱上。泰和四年(1204年)，试验铸造了“泰和通宝”真书系列，有五等大小。按金代币制分别为：
小平、直径24.5mm左右；
折二、直径29-30mm左右；
折三、(参考原“崇宁通宝”折十型，直径33mm左右)；
折五、(参考原“大观通宝”折十大型，直径41mm左右，见嘉德2010年秋拍、园地“泰和居”泉友发图，直径41-42mm)；
折十、(直径45mm左右，2015年美国拍卖，赵权之先生旧藏)。
铸造足值足重的铜钱(小平至折五型)，所费成本高于币值，因此这次试验并没有推广，官方随后调整为生产“泰和重宝”纂书折十大钱，其直径44mm左右，重20克左右(大概合小平铜钱5文的重量)，靠重量取赢5文去补贴铸造成本。
此后，金代的铜钱，为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五等，货币制度仍为钱、钞、银三者并行，以铜钱为计值单位、以交钞为主要流通手段、以白银为大额交易的补充(不限使用形式)。
泰和中，蒙古铁木真崛起，对金国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泰和八年(1208年)，金章宗暴亡，卫绍王继位，改元大安。大安二年(1210年)，金与蒙古溃河之战，赏军之费竟然为八十四车的“交钞”，可见“交钞”的发行量已经失控。崇庆二年(1213年)，卫绍王改元至宁，随后被弑杀，金人拥立金宣宗继位，当年即改元贞祐。
这段时期的铜钱，从留存的钱币实物分析，卫绍王时有铸造“崇庆通宝”真书小平、折二；“崇庆元宝”折三纂书；“至宁元宝”折三真书；金宣宗时有铸造“贞祐元宝”小平；“贞祐通宝”小平、折二、折三。但是这些铜钱都是象征性的试铸，无法挽救金代货币制度的崩溃。“交钞”滥发，贬值严重，流通停滞，“交钞”一贯的实际价值贬为一个小平铜钱，“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使得民间窖藏铜钱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禁用现钱，废除铜钱的法定货币地位，同时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交钞”贬值为面值的千分之一)。金代货币制度变为钞银并行，白银迅速占据民间交易的主要地位，而铜钱则开始流入南宋，纸币仍然受到民间排斥，出现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
兴定元年(1217年)，印造“贞祐通宝”，1比1000与“贞祐宝券”并行，4贯为白银1两，“贞祐宝券”贬值至面值的1/1000，以白银计贬值为1/2000；
兴定五年(1221年)，印造“兴定宝泉”，1比400与“贞祐通宝”并行，2贯为白银1两，“贞祐通宝”贬值至面值的1/400，以白银计贬值为1/200；
元光二年(1223年)，印造“元光重宝”，与“贞祐通宝”并行；又以绫印造“元光珍货”，与现银通行；
天兴二年(1233年)，印造“天兴宝会”，以白银重量为计值单位，为1钱至4钱四等，同现银流通；
次年金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