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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两宋的钱荒、铜禁、钱禁
2002年，在“黄龙府”刘英柏先生的指引下，笔者开始收集北宋钱币，从《新订北宋符合泉志》(日本－小川浩)一书开始入手，历经千辛万苦，风风雨雨，迄今已有十三年。
自去年起，余筹划时间，准备写下点收藏心得，但两宋货币经济史之复杂，远超想象，故预计收集史料、整理图片、修订勘误，没有三到五年是完不成的。
在前辈何代水先生的建议下，把研究课题化整为零，局部解答，以“输入”“输出”来反复讨论验证，是一条更合适的路径。
于是，这里先尝试讨论第一个话题 :(住: 古泉园地、首席收藏同时首发)
略谈两宋的钱荒、铜禁、钱禁
首先明确第一个结论：
即使整个宋朝的钱币铸造量达到中国历史的顶峰，远超之前的汉唐以及后来的明清，但是宋朝出现“钱荒”的根本原因，却是货币供应严重不足。
货币供应不足的原因，在于货币使用范围扩大。
第一个方面是“赋役和官俸货币化”。
汉唐以来，官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大部分是以粮食等实物为主，金银、丝帛、铜钱(货币)为辅，允许部分运输不便的地区折纳上解。唐朝时期，江南地区成为整个帝国最主要的田赋来源，在这里征收的粮食实物，由官方组织徭役形式的人力运输至京师或指定地区，成为整个帝国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环。当朝廷支付官员俸禄时，则以粮食实物与货币搭配发放。
这里出现了问题，官方组织征收和运输，类似现在的国营企业，效率不高，常常出现运输成本高于运输货物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因管理不善出现运输延迟，导致京师缺粮而引起重大的社会问题。
于是，从唐朝晚期开始，直至北宋前期，官方逐步扩大了田赋徭役等货币化的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征收赋税时，优先收取便于运输的货币上缴，减少实物征收；与此同时，政府在发放各级官吏薪水时，增加货币比例，减少实物发放。当各级官员需要各类生活必须物资时，自己用货币去市场购买。
这样，原本由官方征收、运输、发放粮食等物资的流程(国营)，通过赋役和官俸货币化，交由商人来组织购买、运输、出售(私营)，提高了效率，同时又增加了政府的商税收入。
大概到北宋前期，在全国范围内赋役货币化已广泛实施，货币的使用范围大为扩展。
第二个方面是“军费货币化”。
从南北朝出现的“府兵制”，到盛唐时期达到成熟。“府兵制”下的军队，亦兵亦农，大体上自给自足，中央政府所承担的供给压力不算太大。但自唐玄宗天宝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历经五代至两宋，“府兵制”彻底被“募兵制”所取代。
宋朝“募兵制”下的军队，从各级将领到士兵，均需要中央政府支付军饷；而各种后勤物质，也由中央政府利用各种经济手段调动商人来汇集和运输，军费货币化。所以整个两宋王朝，军费开支都是国家财政开支中的重中之重。
从这两个方面出现的大变革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代铜钱铸造量在每年10万~30万贯(足钱，1000枚为1贯)，北宋真宗时期铜钱铸币量已稳定地达到每年100万贯 (省陌制，770枚为1贯)以上，但唐朝却没有出现严重的“钱荒”，而宋朝的“钱荒”则开始困扰着整个帝国。
由此为代表的“财政收支货币化”政策，促进了宋朝商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人的活动空间也得以扩展。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宋朝是对商人束缚相对较少的一段黄金时期。
同时，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导致货币的需求量几何级数地扩大，整个帝国的现有货币 (注: 汉唐旧钱足重前提下是可以流通的) 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即使北宋真宗咸平至景德年间，位于铜矿产区附近的四个主要造币厂: 饶州永平监、池州永丰监、江州广宁监、建州丰国监先后建立，全力生产，年产量达到100万贯以上，(注:此处暂不讨论四川铁钱货币区)“钱荒”的问题仍然存在。
为应对“钱荒”，出现了“铜禁”和“钱禁”政策。
官方立法的“铜禁”，其一，除极少数特殊情况以外，严禁使用铜器；其二，开采出来的原铜，禁止私人购买，只能由官方购买。实施“铜禁”目的是尽可能地让“铜”都用于生产钱币。
中国作为世界上相对教早熟练开采和冶炼“铜”的地区，在商周至秦汉时期，即广泛铸造青铜器，有酒器、食器、兵器、礼器等等。秦汉以后，铁质兵器取代铜质兵器；陶器逐渐占据了酒器和食器的位置；青铜礼器的铸造也逐渐没落，金属“铜”开始主要应用于铸币。隋唐时期，除了铸钱，铜镜和佛像是另外两个使用“铜”比较多的领域。历经唐武宗、后周世宗柴荣的两次毁佛铸钱，再到宋朝“铜禁”导致铜镜铸造的没落，整个国家的“铜”开始集中应用于铸币。
不过，政府没有想到的是，“铜禁”政策使得“铜器”成为了奢侈品。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得铸造精巧的各类“铜器”有了强劲的消费群体－－文人士大夫。这些处于统治阶层的消费者，“铜禁”对于他们而言不伤大雅。对于商人来说，铸造售卖“铜器”是违法行为，而且无法批量生产，必然物以稀为贵，使得“铜器”成为了奢侈的消费品。可是，商人不能合法购买原铜，于是将目光盯上了流通中的货币----铜钱，不也是铜么？
因此，偷熔铜钱以铸造奢侈品----铜器，可获利五倍至十倍，并非是原铜价值高于币值（原铜依法只能由官方定价收购用于铸钱），而是“铜禁”政策造成“铜器”成为供需失衡的特殊商品，使得民间私熔钱币铸器有利可图，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这里不得不提到王安石，他是整个两宋时期唯一一个力主废除“铜禁”的人。现在来看，王安石的这个观点有一定经济学的道理，有足够的远见和眼光。他认为：
1 放开“铜禁”中禁止使用铜器一条，甚至可以官方组织生产（类似国营企业），直接获取铸造铜器的利润；
2 放开“铜禁”中禁止商人购买原铜一条，允许他们购买原铜并用于铸造铜器出售(敞开原料供应)。
这样，铜器供应量扩大，价格自然下降，同时商人可以自由购买原铜，而私熔钱币属于“钱禁”仍然是违法行为，犯罪成本与风险收益不成比例，私熔钱币的问题也可得以解决。
当然，这里得提到一个背景，熙丰年间位于两广地区的铜矿大开采，原铜产量快速提升，也为王安石解除铜禁提供了前提条件。
不过，“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北宋陷入“党争”，“铜禁”政策仅在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短暂放开过，元佑以后即又恢复。
“钱禁”政策包括几个方面：
1 禁止私人铸钱，这个比较好理解，毕竟造假钱到哪都是犯法的；
2 禁止私熔铜钱，前面已提及；
3 禁止铜钱出境，这是因为铜作为金属，本身具有一定价值，铸造成为铜钱后便于交易，在整个东亚文化圈内得到了广泛的接受（类似于今日之美元），所以当时南洋、安南、日本、高丽、大理、辽、西夏等国家，都在使用宋朝所铸造的小平（当一）铜钱。宋朝货币供应量本来就不足，自然严禁铜钱出境，不过实施效果并不好，这也导致了后来宋朝几个特殊货币区的出现。
4 禁止铜钱储藏，这是因为当时没有现代银行这样的机构，可以将存款转贷出去，加速货币的流通。所以，豪族、富商积蓄的货币，大量窖藏起来，使得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加重了“钱荒”。不过，其实北宋皇帝的“封桩库”才是最大的窖藏……哎，便宜金人了。
总结：
“钱荒”的出现，在于“财政收支货币化”导致货币供应严重不足。
“铜禁”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金属“铜”尽可能地用于铸币，还是在于提高货币供应量。
“钱禁”政策的目的，是保证已有的货币量，不能减少，充分流通，且不能受伪币的侵扰。
后记:
这里为何先谈“钱荒”?是因为两宋货币中：第一次大铜钱(庆历、折二钱的起源)、第二次大铜钱(崇宁、折三钱的起源)、第三次大铜钱(大观大型、折十钱的起源)、陕西大铁钱、夹锡大铁钱、南宋纸币会子(以铜钱为记值)……这些货币的出现，都与“钱荒”有关，也是两宋不同货币区出现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