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听朋友问起，明朝的铜钱为什么不是很多，对此问题，本文稍微做一下解释，顺便也简单聊聊明朝货币发行的情况，谬误之处，想必很多，以期抛砖引玉吧。
一、纸币的发行
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称帝，明朝建立之后，终洪武一世的三十年余中，可谓连年用兵，各种征伐不绝于史，军费浩繁，在这种压力下，洪武八年（1375年），“宝钞提举司”（设立于洪武七年）开始发行纸币---大明通行宝钞，分六种面值，最大者为“一贯”（值一千文铜钱）；最小者为“一百文”（值一百文铜钱）；一百文以下使用铜钱。到了洪武二十二年，又增发了自“十文”至“五十文”的五种小面值纸币，进一步挤压了铜钱的使用空间。图1是“大明通行宝钞”实物照片。
图1
“大明通行宝钞”（以下简称“宝钞”）并非基于贵金属本位的纸币，并无黄金白银之类的“现金准备”；宝钞本身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全完依靠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但是政府的“信用”又从何而来呢？从理论上讲，这种“信用”应该依靠国库中丰厚的真金白银来作为保障，但宝钞并无此种保障，因此，不得不说，“宝钞”应属于完全依靠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的“国定”货币。此外，在金元时期，纸币已经被广泛使用，政府积累了推广发行纸币的经验，民众无论在使用习惯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比较容易接受纸币的发行。例如，元代的“中统宝钞”，一种基于银本位的纸币，当政府发现市面纸币过多的时候，就可以通过释放白银的方式回收纸币，来达到调节物价的作用。过量发行的纸币“宝钞”无法被有限的社会生产力所容纳的时候，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铜钱，作为金属，有使用价值，属于实物货币，如果铜钱的成份与重量相对稳定，其价值尺度也是相对稳定的。在纸币的眼里，铜钱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因而，通胀的结果一定是纸币相对铜钱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到明英宗正统年间的时候，纸币相对白银几乎已经贬值了一千多倍，“宝钞”名存实亡，基本已经退出了流通领域。图二表示了八十余年中宝钞相对铜钱的比价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洪武九年的时候，面值“壹贯”的宝钞等值于一千枚铜钱，到了八十多年后的景泰三年，“壹贯”宝钞只等值于两枚铜钱了，贬值了五百倍。
图2
明朝前叶，官员的俸禄，部分发米，部分发钞，但是由于宝钞的不断贬值，官员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图3是明代一品官员的俸禄（转换成大米）自洪武年间到成化年间大约九十余年的衰减情况：
图3
二、铜钱的铸造与白银的流通
明代自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铸造洪武通宝，当时全国大约有三百二十多座钱炉，年产量约一亿九千多万文（枚），彼时全国人口总数约6600万人，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铜钱也不过3文而已，如此杯水车薪的铜钱产量无法应付巨大的政府开支，因此，“大明通行宝钞”应运而生，而铜钱作为辅币只在小额交易时使用。洪武通宝有五种面值（五等钱制），最大的是当十文铜钱，比如较为常见的“洪武十一两”，意思是当十文，重一两（并非重十一两）。洪武通宝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铸造，因此版别比较复杂，出土范围也非常广大。永乐，宣德两朝只有小平铜钱传世，史料上也没有铸造大钱的记载，但是，传世有一枚永乐通宝背“三钱”铜钱，缺一角，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钱币展厅，笔者曾多次到上博参观，每次都要在此钱之前驻足，凝视良久，此钱基本无锈，铜色发灰，整体气息与小平永乐通宝完全一致，可能在永乐初年政府也曾想推行五等钱制，但试铸之后，很快作废，铸好的永乐大钱也尽数销毁，这枚永乐三钱也被砸去了一角，但不知道为何没有被回炉销熔，幸存到了今天。事实上，洪武、永乐、宣德三朝的铜钱的铸量并不算小，但外流十分严重，尤其在永乐宣德二朝，大量通过赏赐、贸易等途径流入了安南、日本等周边国家，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最。近年来，中国古钱币在越南、东南亚等国大量出土，洪武、永乐、宣德的数量就相当可观，可见，在纸币（宝钞）大行其道的年代，铜钱只好远渡重洋，寻找自己新的舞台了。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到到明宪宗成化年间，大约五十多年，史料上没有铸造铜钱的记录，这半个世纪以来，纸币已经贬值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民间越来越多的使用白银和铜钱进行交易，政府不得不承认了白银交易的合法性（明朝初年，政府禁止使用金银交易）。为了维护纸币的威信，在纸币贬值过于严重的时候，政府甚至连铜钱的流通也要强加禁止，例如，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都曾经下达过禁止使用铜钱的政令。到了明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在铜钱停铸半个多世纪以后，政府竟然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开始铸造“弘治通宝”，这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究其原因，可能是纸币不再通行之后，白银取纸币而代之成为主要货币，而白银在流通过程中虽然可以切割称量，但是毕竟不能分割的过于细碎，因此，很难达到纸币那么小的“面额”（最小面值十文），这样一来，对铜钱的需求量应该有所增加，但是由于铜钱停铸多年，且屡加禁止，并且外流严重，想必到了弘治年间，可能出现了短暂的“钱荒”现象（市面的铜钱数量过少），因此，弘治钱的铸造应该不是政府的无端之举。弘治五年，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不久，在南美发现了富饶的银矿，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通过贸易流入中国，大明帝国从十六世纪开始进入了白银时代。弘治之后，正德没有铸钱的记录；嘉靖皇帝享国四十五年，嘉靖通宝的铸量也相对较多；隆庆通宝的铸造发行似乎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只是随着俸禄发放到京官的手中，当时的铸量就十分有限，留存到今天的就更少了。到了万历年间，铜钱的铸量突然激增，笔者以为，这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张居正变法。通过变法，政府财政收入增加，民间的白银大量以赋税的形式流入国库（明代的大型银锭中，万历年间的最为常见），铜钱交易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第二，“万历三大征”的军费需求（万历年间三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第三，人口问题，到明代万历年间，明朝立国已两百多年，人口数量相对明初已经增长了很多，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社会日益富足，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货币需求量自然也是正比增长。明史上多次出现有过户口丁数的记载，似乎人口数目在整个明代一直在五六千万左右徘徊，但这个数字非常值得怀疑：明初洪武年间的人口大约六千六百多万（洪武年间人口普查的数据应该比较严谨可靠），理论上讲，按照人口自然增长率4‰到8‰来计算，万历年间的人口数目大致应该在两亿左右才算合理。在崇祯年间一场陕北的饥荒就能导致整个国家的崩溃，这也能用人口问题加以解释：如果人口的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耕种面积的增长速度，饥荒是必然的，丧乱也是必然的。泰昌、天启、崇祯等三朝都有钱币铸造，泰昌是天启时补铸，铸造相对规范，基本没有减重现象，存世量并不算多；从天启开始，国家的币制就已经有了混乱的迹象，到了崇祯朝，钱币铸造更是乱象丛生，背面的文字林林总总达百种之多，加上史料失佚，给钱币收藏爱好者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难解之谜。
三、小结
总而言之，明代的货币，前有纸币，后有白银，大大挤压了铜钱的生存空间，因此，铜钱的铸造量要相比两汉、盛唐、北宋等朝代要少了很多很多。近年来，研究明史的人越来越多，明朝钱币的收藏也越来越火热了。小小的铜钱上，承载了多少沧桑的历史，它们永远不缺乏故事，只是需要您那善于倾听的耳朵。
图4是笔者收藏的一些明代铜钱
图4
水泉院：致力于中国古钱币文化之推广
水泉院公众微信平台（订阅号）：水泉院
水泉院微信号：sqymx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