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近玄武湖，闲暇时分常常步出民国时期新辟的丰润门（今名玄武门），顺着明城墙沿着湖边向南漫行，然后顺路东拐，继续在墙根下向东前行，越过解放门可至钟山脚下的太平门；在解放门处还可折进鸡鸣寺下的“台城”。这是南京几十公里明城墙中最雄伟、也是景色最好的一段，城墙脚下、临湖岸边的柳色苍翠，玄武湖碧波涟漪，绿水倒映着钟山双峰，那种秀丽中的沧桑，沧桑中的秀丽，有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走着走着有点累了，便拣一个砖砌码头歇脚，低头瞅几眼清蓝的湖水悠悠地拍打着堤岸，抬起头立刻与侍立一旁的城墙照面，威武厚实的墙体上，阴湿湿的，缀缀连连着许多青草和小树，走近瞅瞅间或还能看见上面有些许文字，那是出品人的责任印记。这时候脑海里便自然而然地跳出“历史”两个字，也就常常管不住自己，径直弯过解放门，买张门票，从登城处缓缓地爬上城墙，绕行到覆舟山下，纵情眺望一下高楼林立、万椽楼阁的南京城，恍惚之中，往往就不胜感慨。
据传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说过：“钟山龙盘，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的话，在南京城西清凉山东边，即虎踞关路南端的上坡处，刻有“武侯驻马处”的字样，标明他是在这个地方指点金陵形胜的。这个说法没有历史的证明，但这口气和胸襟，以及它概括准确的山川形势，却不容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既有蜿蜒的山又有曲折的水的城市，在全国真是不多见，难怪历史上有许多王朝选址在这儿作首都，屈指数数，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南唐、明初、太平天国及中华民国，十朝之都啊。
眼面前的这条驰名世界的明城墙，是完成于明太祖手上的杰作，绵延34公里，被洪武皇帝视为固若金汤。1644年大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这高高的城垣里面又一度成立过极其短暂的南明弘光小朝廷。可惜的是，这只是妄图继续祖宗事业的一次回光返照，未能长久。
有关南明的历史，渐渐浮上心头。这是一段常常被人忽略的历史时刻。南明政权的成立和夭折，所折射出来的东西太多太多，对于它，许多中国文化人都有挥之不去的感觉，光南明史料就汇总了厚厚的一大摞，没有一个如此短暂的朝代，会引起文化人这样的关注，因为这个历史时段，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在中国南方的一场政治和军事的较量，并以汉民族失败而告终的。这是一块贴在汉民族历史上的耻辱印记，普通百姓可以淡忘它，但有记忆有使命感的文化人却始终未能忘怀，至少总结它的得失还是理所当然的。
这段历史对于居住在金陵古城中的人来说，也许是个必须了解和认知的话题。城市精神中，没有这个选题应该说是不完整的，南明政权在这方舞台上所上演的短暂的一幕幕话剧，够我们后人特别是文化人咀嚼几辈子。
朱棣将首都北迁后，陪都南京的政治作用日渐减少，只负责南直隶的军事，保障漕运和收缴相应的税赋。因为远离政治漩涡的纠葛，许多官僚选择在这儿养老，也因为此地有山水形貌和厚重深远的历史文化氛围，许多画家、艺人、诗人、哲学家、工匠、剧作家和演员，以及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美丽标致的姑娘荟萃于此，使得南京特别是秦淮河两岸，很快就成为精英文化的集中之地，又是风流雅士寻花问柳的出没之地，按照文人的形容，就是：“金陵古称佳丽之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
这种社会生活形态，到了晚明时分显得格外刺眼。
此时北方战事日益吃紧，张献忠、李自成的造反队伍主攻中原和北方重镇，满清铁骑大举南犯，争夺松辽，威胁北京，达官贵人和有钱人纷纷避难于此，依旧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贡院内外，商肆店铺林立，秦楼楚馆毗连，河畔河上，箫鼓笛音，桨声灯影，通宵不绝。东林、复社的骨干分子也汇集到陪都，继续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性情，反对阉党，针砭时弊，常常聚会于雨花桃叶之间，饮酒高会，臧否人物，议论蜂起。他们以蛰居在南京的阉党残余阮大铖为炮轰对象和批判靶子，揭发他过去的丑行和罪行，判断他与“流贼”里应外合，贴出大字报《留都防乱公揭》，在南京掀起一场影响巨大的革命大批判。但是他们这些容易激动的年轻人，生活上却异常地流连风月。虽说在专制时代，一个官宦或文人，只要有一份可供支撑的家财，聚妾纳小是常有之事，但过多沉溺于酒色，以娼为家，以家为寄的人，会有多少高风亮节和革命的韧劲？
皇亲贵胄者，如崇祯皇帝的宠妃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春奉旨南海普陀山进香，一路上公开地掳掠女子，在苏州一下子就抢了陈圆圆、杨宛、顾寿等人。
重臣如大学士李建泰，拥有小妾50人，整天忙女人都忙不过来，还有什么心思处理国事？在请旨南下途中先降李自成，后降于清。
封建士大夫生活的极端腐朽，一些所谓的清流名士也是征歌逐妓，迷恋声色，在秦淮河两岸留下了多少荒唐？
崇祯十五年，冒辟疆纳名妓董小宛为妾，复社名士与秦淮名妓大宴于桃叶水阁；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卞玉京委身吴梅村，同样大张旗鼓了一番；
兵部尚书侯恂，以失误封疆事被逮下狱，他的儿子著名复社人物侯方域却依然忘情于诗酒声色之中。复社诸子每次聚会，他必定要女人侑酒，大呼小叫，黄宗羲就很看不惯：“朝宗之大人方在狱中，岂宜有此？”别人就告诉他，这个人一贯如此，是耐不住寂寞的。其实，不光侯朝宗一人，在南京的知名人士很少有人能够安分守己地坐下来，切实地讨论御敌救国和安民的措施。在这个社会动荡和无秩序的时代，如果问知识分子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表现，那就是与名妓们的厮混。
知识精英与妓女，已成为社会时尚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如果一个有点名气或才华的人不狎妓，反倒是奇怪的了，可见士风已经败坏到了什么程度，社会腐败到了什么程度。
秦淮河畔众多出卖肉体的女人，可以反衬男人的道德、品性，却提供不了可资我们今人回味的现代精神，而那些东林女婿的种种表现，却能折射出人的情操、理想、价值观等人文思考来。
崇祯末年国事殷忧。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人，在1636年建立了国号“清”的政权，皇太极称帝，明确表示要推翻明王朝。农民造反的张献忠从四川攻入湖广，李自成在西安称王，也与明王朝争夺天下。面对强虏和流寇，明王朝却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失误，传达出种种不祥的迹象。先是袁崇焕被冤，卢象升战死，后是崇祯十五年初的松锦战事之败，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出降。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闯王终于攻陷北京，朱由检不得不自缢于煤山。很快，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一个多月后李自成退出北京，多尔衮入住紫禁城。
亡国消息迅速四传，没有了政权控制，社会出现了巨大的真空，招致了新的动乱，人心空虚，社会失衡，暴徒肆虐抢劫，各种地方武装集团抢占山头，有如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抢劫不断罪行横生一样。
崇祯皇帝自缢的消息传到南都，面临严峻形势，史可法立即以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的身份，会同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等十八人，于四月初一发表《南都公檄》，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同舟即一家，破巢无完卵”的呼吁，并捶心沥血地约昭天日，表示要从我做起，担当起中兴复国的责任来。
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四月十二日（5月18日）南京百僚第一次集中在守备南京的中军都督府都督、魏国公徐弘基家里，商讨拥立谁为一国之君。因为皇太子朱慈烺不知下落，几个从河南、山东等地逃出来的藩王，便是大臣们选择的对象，内中条件最好的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从帝王伦序上说，福王朱由崧是万历皇帝的孙子，他的父亲福王常洵是万历皇帝与郑贵妃所生，当年如果不是朝臣们的竭力反对，就被立为太子了，后来被万历皇帝改封于河南，得庄田二万顷，李自成兵陷洛阳，将他处死。朱常洵死后，继承王位的朱由崧避乱南下，到达淮安。因为他父亲立储与否的关系，福王与清流们关系不好，加上个人能力和品性（被指责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都不理想，许多东林党派的大臣不大看好他，相反则多倾向于潞王。
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的选择和确立，意味着政治集团之间新一轮的洗牌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大臣们的踌蹰不决，让时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得到了机会，他会同手握兵权镇守江北的四位总兵，要求以伦序奉福王为皇帝，并把福王迎到南京郊外。在他的政治盘算中，一旦福王坐上龙庭，他就立下了头一功，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反对拥立福王的一干东林、复社分子彻底挤出政坛。他手握兵权，说话的分量很重，而且他打出的伦序的旗号，别人也不能轻易否定，四月二十四日，大臣们再次集中于大内商讨立君，最后统一了意见，接受马士英的提议，拥立福王。
后来事情的发展表明，这个政治决定是无比错误的，一个昏君要比十个、百个奸臣小人更让人不安。马士英们选立君主，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史可法等相对鲠介的官员和清流拱手让权，是为了名声，全都不是为了“社稷”。在这个最根本的原则问题上，任何书生意气都是有害的，是对民众对历史的不负责任，退一步讲，这些清流们也是空有满腔热情而无政治经验和施政才能，靠他们支撑江山也同样是不牢靠的。
南明政权从一开始就落入了马士英的掌心。这个不明智的开头，决定了小朝廷不可能有所作为，不可能担当起中兴的重任。
新政权成立后，几乎所有人的心思都不花在巩固政权，图谋恢复失地，与江北的流贼与入关的清兵的较量上，而是内部派系林立，热衷于互相攻讦，上疏诋诽，排斥异己，或者耽于享乐，醉生梦死。这中间已没有什么是与非，对与错，忠与奸之分，一切都昏天黑地搅在一起。紧接着开始利益蛋糕的分配，许多官员被提拔走上重要岗位，马士英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以兵部尚书和大学士的身份，随侍在皇帝左右。在他的一手策划下，史可法被挤出南京到江北扬州去督阵，曾被定为魏党四等骨干永不叙用的阮大铖终于“说清楚”，完成了登台亮相的全部手续，迅速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后加兵部尚书。
白脸的奸臣开始成为这个小朝廷的主宰了。很快阮大铖网罗了张名振、赵之龙、冯可宗等一批爪牙，谗慝宏多，也就日以报怨杀人为事。
社会秩序相当混乱的南京城内，相继发生了大悲和尚案、伪称太子案、假皇后案，政治骗子、江湖小丑纷纷出笼，妄图在浑水中捞一把，朝野上下、皇城内外，流言四起，谣啄乱飞，政客们乘机排斥异己，清除政敌。皇帝本人一如他的老子荒淫无度，躲在深宫里，除了诏选女人，就是羯鼓琵琶，吹箫引笛，排演阮大铖编写的传奇《燕子笺》、《春灯谜》。
一大批以前的阉党骨干和逆案人员，相继得以复官，走上南明的政治舞台，如：
魏国公徐弘基疏起逆党张捷，
钱谦益荐逆案杨维垣为通政司通政，
起逆案卢大复为台兵道，
起用逆案周昌晋、陈尔翼、徐复阳、逆党袁弘勋、水佳胤，
复已故逆案张汝霖、李思诚官等等。
东林、复社的精英们，有的锒铛入狱，有的抱头鼠窜，有的同流合污。当初他们不以外患为急，热衷于讨阮伐马，意气风发地举旗呐喊，招惹是非，做口头革命派，一旦狂澜既倒，谁都不能中流砥柱。
虽有高墙厚垒的护卫，南明政权并没有任何安全，朝政已经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内部危机不断发生，这中间远在长江上游的左良玉，还以“清君侧”之名，发出了讨伐马士英的檄文：“群小充斥于朝端，贤良窜逐于岩谷……海内怀忠之士，谁不愿食其肉；敌国响风之士，或思操盾其家。”然而他的部队是支无纪律的游勇，本人又突然病死，就经不起一击而四下星散。
有多少为国家出死力的人呢？
彻夜笙歌的皇宫内苑中，不断传来女眷软车驶向内庭的嘎嘎声响；位于北门桥附近鸡鹅巷的马士英家，贿赂公行的士子们络绎不绝于途；城南库司坊的石巢园里，阮大铖的丝竹声中又多了几倍觥筹交错的声音；那些公侯伯子男的府邸里同样是灯火彻夜，宴请歌舞……套用宋人林升《题临安邸》的形容诗句，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金陵歌舞几时休？”
在这个随时都会覆巢的时刻，知识分子们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作为东林党魁，文章气节名天下的钱谦益，在崇祯当朝的时候被邪恶小人排挤差点丢掉性命，北京一陷落，政治中心南移，他就一反常态地开始吹捧时任凤阳总督、兵权在握的马士英：“授钺以来，无向不摧，所至必克”。马士英何等聪明，一入阁，钱谦益就如愿以偿地混了个礼部尚书。在从常熟到南京的途中，他的夫人柳如是好不得意，穿着戏剧舞台上昭君出塞的服饰一路招摇。到了城里，钱谦益请阮大铖吃饭，席间，阮大铖赠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谦益竟然要柳如是“移席近阮”，为阮大铖侑酒。在南京短暂的日子里，他干了两件事，一是力荐阉宦余党，二是讨弘光皇帝的好，以选淑女为急。当时就有人指责他毫无济世匡时之略，惟党于马、阮。有文字记载，在清军多铎没有进入南京城之前，他就密派门客周荃跑到多铎营帐中献计：“吴下民风柔软，飞檄可定，无烦用兵。”简直是汉奸门径。
在清军进入南京城的前两个月，他曾慷慨激昂地为北方抗清人士写下《莱阳姜氏一门忠孝记》：“自今以往，忠义之气昌，国家之元气日固。叛臣逆子，当胥伏独树之诛，而奴、闯之悬首藁街也不远矣。”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色彩，赢得了东林人士的交口称赞。曾几何时，当清兵南下后，这个江南著名人物却率先投降，其摇尾乞怜之丑态，较其他诸人尤甚。在这里，什么气节、原则都扔到一边去了，他为新皇帝选的淑女是诸生阮晋的女儿，还没有来得进宫，清兵就到了，于是他把阮氏与其他还没有来得入宫的诸妃嫔，一起献给了多铎，真是下三烂到了极点！
明兵科给事中龚鼎孳，以千金购顾媚为妾，曾降李自成，闯王败后挈妾而逃，弄得顾媚“恒俯拾尘土自污”，出北京两天后，见形势大变，又入京降清，有人指责他毫无气节，他却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把责任往顾媚身上一推，不要说缺失人格，就是连做人的人品都没有了。后人调侃他：“虞山（钱谦益）与合肥（龚鼎孳），真兄弟也。其才望同，其出处亦同。而柳妓与顾妓，又兄弟也。其所事同，其专宠同，其妖蛊亦同。”
写有《板桥杂记》的余怀，甲申年五月初一听到北京传来的消息，立即动身逃难，避到越中不久，听说南明小朝廷成立，他的许多朋友又都获得一官半职，秦淮河上依旧笙歌彻夜，便又回到南京享受，直到清兵入城，又一次南逃。他并不是为国忧四出奔波，而是图的快乐，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有文字记载：“……淡心所至，车马溢闾巷，征歌选妓，画舫留连。乐事既多，篇什遂众。”醉生梦死，歌舞留连是他们的首选，丝毫看不出有什么社会责任感，顶多躲到一旁去怀旧，在往昔的记忆里讨生活，度日月，留下一些篇什，供后人回味。但我们总不能因为他的作品，把他起初的花天酒地，算作“深入生活”的成果。
扬州陷落，史阁部罹难，多铎的清军于乙酉年（1645年）五月八日从镇江过江，迅即包抄南京，经句容抵江宁，从南面进逼都城，南明政权立即土崩瓦解，敌军未入城，城内官兵早已撤离一空，弘光皇帝于五月十一日夜出逃芜湖，临行前指令东阁大学士王铎留守南京。这位书法写得相当不错的官吏，没有任何办法，只有投降一条路。五月十五日，多铎驻兵洪武门外，一干文武大臣将写好的降表呈递到城外大清军营，接受纳降赏赐，回来后告示全城军民人等，家家备置香案，用黄纸书“大清顺民”字样，粘贴在门上，以待迎降。第二天，多铎和平接受南京，勋贵保国公朱国弼、忻城伯赵之龙、魏国公徐允爵、焦梦熊等，文臣王铎、蔡奕琛、李沾、钱谦益等30余人，出迎于郊，高举舆图册籍，冒雨跪在泥泞的道路两边。
南京城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落入了清人之手。
我曾经犯傻气地在今日光华门的地方留步，前后左右眺望，这是明代叫正阳门的地方，城门早已拆除了，从南往北一条大道直对午门，护城河的清水倒映着残存的城墙，两岸建盖了不少新的住宅，而河南边的大道旁一定是当年王铎、钱谦益及王公大臣们出城跪接清兵多铎的地方，遥想那个天公落泪的时分，一身泥泞的南明官员狼狈不堪地匍匐在这个地方长跪不起，让人不禁发出苦涩的微笑。
清兵下江南，一路焚烧掠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要求依满俗剃掉头发，引起了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多铎进入南京后，为了减缓抵抗，一度根据多尔衮的指令罢除剃发头。但是降官中原南京都御史李乔，却忙不迭地率先剃头易服，想抢第一功，却遭到了多铎的明令谴责，在告示上公开辱骂：“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与李乔一瓢货的竟还有文坛领袖钱谦益，有一天他突然说，“头皮甚痒，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入矣。”鬼鬼祟祟地将头发主动地剃掉了。
关于汉人剃头不剃头的决策，几个为虎作伥的汉族士大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满清最高决策层对此有过不同意见，一时决心未下，原为明翰林院检讨的李若琳、翰林院侍讲的孙之獬，于众人未剃发之前，即先剃发，举家男妇皆效满装，连老婆的裹足也放了，并上启力主剃发。
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记载了他们的无耻嘴脸和引发的后果：“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草野，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
孙之獬之谄媚，活活地画出了一个没有廉耻、没有良知的卑劣小人的嘴脸。这也是读书人做的事！
我常为之不解的是，一个有着世上最高最长城墙的城市，在明清易代时，竟没有任何抵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惨案的发生，都是因为激烈反抗的结果。六月五日，多尔衮派人到南京传令“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后，苏南各地武进、金坛、昆山、常熟、松江、江阴等地，都相继爆发了武装反抗，民众付出了异样惨烈的代价，然而首都南京却没有任何令我们后人为之肃然起敬的壮举，这是怎么回事呢？南京人的血性呢？
金陵王气早已被秦始皇挖断了，所以在此建都的朝代都无不短命，难道这也连带了民众的阳刚之气也遭阉割？追溯这段历史，不能不让我们长期生活在这座古城中的后人为之沮丧。
中国历史上南北分治的情况不少见，但像弘光朝这样仅维持一年的时间却是亘古未有之事。究其原因，清人戴名世认为原因就是二个字：党祸，并由此发出感慨：“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且不说那些鄙陋小人，他对东林复社党人的批评也是深刻的，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只顾沽名钓誉，泄私愤，走极端，好作大言，而不能脚踏实地地干点有用的事情。
王铎、钱谦益、赵之龙等人迎清兵入南都，南明小朝廷覆灭。逃往芜湖的弘光帝朱由崧并没有苟延残喘多久，五月二十五日就被逮住，当他被押解到南京的时候，遭到了人民的鄙弃：“舁以无幔小轿，首蒙包头，身披蓝布衣，以油扇掩面，百姓唾骂。”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同时，一批臣子死难：
刑部尚书高倬自缢；
钦天监博士陈仲弓自缢；
礼部仪制司郎中黄端伯被俘，身上写着“大明忠臣黄端伯”七字，背立不屈。清多铎说我不强迫你做官，只要剃头改冠，就放你走。黄端伯坚决不肯，不幸遇害。跟随他的一个仆人站在身旁，黄端伯叫他离开，他也坚决不肯，结果一同被杀；
太学生吴可其自缢于鸡鸣山关公庙，袖中有银三两，遗言买棺入葬；
武举黄金玺自缢而死，大书于壁：大明武举黄金玺，一死以愧为人臣而怀二心者；
中书科舍人龚廷祥投秦淮河死；
诸生潘履素自缢……
能够搜罗记录的有名有姓的人不多，冯梦龙因此在《中兴实录》中发出了这样的追问：“举天下科甲，千百之众，而殉难才二十人，其可怪也。”
说怪也不怪，历经数十年上百年的腐朽气息的吹熏，如入鲍鱼之肆一样，这些士大夫的灵魂已经很少不被污染，哪来反抗的决心和勇气，更遑论什么气节！
与这班吃朝廷俸禄的王公大臣相比，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小人物，也用自己的壮烈来表白汉民族的态度。
有记载，一位不知名的内侍小冯投秦淮河死。
有一长班，失其姓名，所随官投谒女直出，长班问：“若何？”曰：“如是矣。”长班曰：“我不服。”投水死。
皇帝跑了，宫殿失守了，小冯没有苟且偷生：随身使唤的仆人，比他的主人还有志气，主人投靠过去了，他既不服主人的投靠，也不服满人的统治，宁愿以死来抗争。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个乞丐题诗百川桥上，然后自缢而死。百川桥是明御河最西端的一座小桥，离明皇城不远。诗曰：“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这则故事，我怀疑是道听途说来的，因为这句顺口溜太深刻太有水平，一个以讨乞为生的人是说不出来的，大明江山几近三百年，供养过多少大臣卫士，为什么一到紧要关头就作鸟兽散？他们挂在嘴上的纲常伦理跑到哪里去了？但这则故事的内容入木三分，王公大臣们连个乞丐都不如啊！
这就是在17世纪中叶，明清易代时明留都南京上演的一场戏剧，当历史的帷幕降下来后，岁月的大手同时抹去光辉和耻辱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人会想起这个历史时刻？这座城池没有在政权变更中遭到破坏，依旧虎踞龙盘，山青水绿，温和平静得让人流连，被人誉为可以安静读书学习和居家过日子的好地方。
有抱憾之处吗？明王朝的宫殿毁于太平天国农民造反的手里，只剩下午门附近的残基断垣，连上面的五凤楼都没有了；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居处也早已更新易名烟消云散，风流小生们流连的十里秦淮却依旧不息地流淌……
南明复灭后几百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孙中山选择在这儿就任临时大总统，又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只是依旧短暂，比南明时间稍长一些。
这座历史沧桑的城阙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