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份及铸局 年代 年铸钱量 史料根据 (单位:万串)四川 宝川局 乾隆二十年 25.9 《清朝文献通孝》万有 文库十通本(下同) 第4995页下、5005 页中、5011页上.贵州 宝黔局 乾隆二十三年 18.625 同上第4996页上、 5001页上、5012页下.江苏 宝苏局 乾隆五年以后 11.1699 同上第4997页上.福建 宝福局 乾隆五年以后 4.8533 同上第4996页上.浙江 宝浙局 乾隆五年以后 12.8613 同上第4998页上.湖南 宝南局 乾隆二十年 10.8379 同上第4998页上、 5011页下.湖北 宝武局 乾隆十八年 17.38 同上第5009页中.广东 宝广局 乾隆十四年后 3.4488 同上第5006页下.广西 宝桂局 乾隆十四年后 9.6 同上第5007页下.江西 宝昌局 乾隆九年以后 6.9888 同上第5001页中.山西 宝晋局 乾隆二十三年 4.09 同上第5019页下.陕西 宝陕局 乾隆十六年后 12.14 同上第5006页中、 5008页下.云南 宝云局、乾隆二十八年 76.6175 同上第4981页中、东川局二局、 4989页下、5000 页下广西局第7局 、5008页中、5009页 上、5011页下、 5016 页上.直隶 宝直局 乾隆十年以后 7.28 同上第5002页下。新疆 叶尔羌 乾隆二十四年 50万文 同上第5012页下。 合0.05万串 光绪《大清会典事山东、安徽、 停铸 例》卷219《钱法· 直河南、甘肃 省鼓铸》.总计 221.8425 万串,合 22.18425 亿文省份及铸局 年代 年铸钱量 史料根据 (单位:万串)四川 宝川局 道光二十几年 19.4143 唐与昆《制钱通 考》卷3页18.咸 丰上海聚珍仿宋 印书局.(下同)贵州 宝黔局 道光二十几年 8.9773 同上页22.江苏 宝苏局 道光二十几年 11.1821 同上,页14.福建 宝福局 道光二十几年 4.32 同上页25.浙江 宝浙局 道光二十几年 12.96 同上,页16.湖南 宝南局 道光二十几年 4.8054 同上,页23.湖北 宝武局 道光二十几年 8.442 同上,页17.广东 宝广局 道光二十几年 3.456 同上,页19.广西 宝桂局 道光二十几年 2.4 同上,页20.江西 宝昌局 道光二十几年 4.2037 同上,页15.山西 宝晋局 道光二十几年 1.7472 同上,页24.陕西 宝陕局 道光二十几年 9.474 同上,页18.云南 宝云局、道光二十几年 17.0568 同上,页21.东川局二局、广西局第7局直隶 宝直局 道光二十几年 6.0756 同上,页14.新疆 叶尔羌 道光二十几年 0.1722 同上,页27.山东、安徽、河南、甘肃总计 114.6866 万串,合 11.46866亿文 说明 此数为额铸, 当时因减铸, 实际所铸当 比此数少得多.说明：此数为额铸，当时因减铸，实际所铸当比此数少得多。 以上所考察的数字，中央的年铸额比较系统，康、雍、乾、嘉四朝也基本是其实铸之数。地方各省年铸总额，乾隆二十年左右之数，应是实际鼓铸量，不会仅是规定额数，因当时正处在银贱钱贵时期，清政府正令各省加大鼓铸量以平抑钱价，且当时滇铜正旺，铸料没有问题。道光二十几年之数，只是额铸数。王庆云《石渠余纪》卷5 叙述："案今（道光后期）《则例》，各省局出钱岁额，除山东、河南、安徽、甘肃久已停炉，余省岁其出钱一百一十一万余串。自银价愈昂，钱本愈贵，大半皆停炉，余省岁其出钱一百一十一万余串。自银价愈昂，钱本愈贵，大半皆停炉减卯"，其所说的道光后期《则例》所记"各省局出钱岁额"的111万余串，也应是额铸，而非实际铸额，因当时"银贵钱贱"，各省"大半皆停炉减卯"。不过本文所考察的，主要是道光初年以前的银贱钱贵时期的铸钱量，所以有乾隆二十年左右之数，已能说明问题。 根据以上两表考察的数字， 乾隆二十年左右， 地方各省年铸221.8425万串，中央以户、工局各年铸71卯的乾隆二十年左右133.1037 万串计，则年铸总量为354.9462万串，合35.49462亿文。乾隆二十年，全国总人口为1.85612881亿人，（注：《清高宗实录》卷503 之末。卷857，乾隆三十五年四月甲戌条。）人均19.12文。若以乾隆二十一年中央所铸139.3527万串计，则该年总铸量为361.1952万串，合36.12亿文，人均19.36文。这一数字，是论述清代钱荒所用之数字顺治八年人均1.4文、康熙元年人均3.7文、康熙六十年人均4.3文、雍正十年人均6.4文的 13.83倍--3.03倍。其绝对数量，乾隆二十一年的36.12亿文，是前举论述钱荒问题之最高额6.8亿文的5.3倍，多29.3亿文。清代，中央两局几乎年年鼓铸，如果再加上中央及地方历年积累之铸钱，其社会流通量及人均数将大大超过上述数字。 以上所述是乾隆时期的铸钱量，其顺康雍时期某一阶段中央与地方铸钱总量，因资料缺乏，尚未作统计，更谈不到社会实际流通量及人均数。其实，仅以人均制钱数，也不能说明是否存在钱荒问题，以下分析嘉庆后期以前的"银贱钱贵"的问题，附带对此略谈看法。 二 下面再谈这一时期的"银贱钱贵"问题。 嘉庆后期以前，全国除个别地区、暂时性的出现"银贵钱贱"现象外，总的情况是"银贱钱贵"，即低于政府规定的1∶1000 的银钱比价，制钱八九百文甚至七百多文即可换银一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原因，是外国廉价白银的大量流入，造成银钱比价低，政府仍始终以固定的1∶1000的银钱比价衡量钱值，便显得"钱贵"，进一步说，这种银钱比价中的"钱贵"概念，并不等于钱自身之贵，更不能以所谓钱少而贵说明这种银钱比价中的"钱贵"。实际情况是钱的鼓铸投放量并不小，只是钱之铸造量赶不上大量白银流入量的增加，所以银钱比价始终在1∶1000的线下。 明朝后期以后，外国的白银不断流入中国，且呈递增趋势，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作了不少研究。清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随后收复台湾，全国经济发展，解除海禁，对外贸易发展，乾隆中变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后，并未能减少外国对华贸易量，且不断增加，（注：详见拙著《清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49、99页。）所以白银内流量也一直在增加。关于这一时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学者们也作过不少考察，据彭信威根据外国资料所作的估计， 道光以前的140年间，大约有几亿两之多。（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7、883、854、825页。） 对于当时的所谓"钱贵"，清政府官员也只是直观地认为是钱少而贵，因而主张加大鼓铸量。雍正继位伊始，朝臣便集议指出："钱价腾涌，总缘制钱尚少……钱多而价自平"，（注：《清朝文献通考》第4981页上。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因而增卯鼓铸，且以收买铜器、减少制钱含铜量来解决铜源之不足。乾隆以后，进一步加大京局鼓铸量，并令地方各省复炉、增卯，由乾隆四年至三十三年，福建、陕西数省复炉，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多省，皆令增炉加卯，（注：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19《户部·钱法·直省鼓铸》，及《清朝文献通考》第4994-5022页。版本同上。）其中云南7 个铸钱局铸炉多时达116座。中央二局，乾隆七年、十六年、 二十五年三次加大鼓铸量，比雍正年间增加了近一倍（77卯：152卯）。这一时期云南产铜正旺，自乾隆初至嘉庆十六年，年产量一直在一千万斤以上，只7个年份为900多万斤，（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 349-351页。）也为京局、地方鼓铸钱文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币材。至乾隆三十五年时，由于"官钱广铸流通"，已是"迩年钱价平减"，（注：《清高宗实录》卷503之末。卷857，乾隆三十五年四月甲戌条。）因而乾隆三十六年以后，由于一些省份已"钱价平贱"，铸钱最多的云南已银一两换制钱一千一二百文，中央开始令一些省局减卯或停炉，直到嘉庆元年才全部复炉。中央宝泉、宝源二局只是减卯，嘉庆四年"全复旧卯"，至嘉年十一、十二年又增加卯数（见前表）。 正是由于清政府固定地追求1∶1000的银钱比价，在白银不断流入增加的同步过程中，不断增加制钱鼓铸量，银与钱这两种货币都呈递增趋势，在社会中的流通量都大量增加，这也是乾隆之时的物价较康熙时成倍增长，呈现较缓和的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与"币荒"、"钱荒"的结论恰好相反。上文所谓"官钱广铸流通"，以及民谣所诵"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之语，（注：昭＠①《啸亭杂录》卷1 《纯皇初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页。）也说明当时社会上制钱流通量之大，而不是钱荒，更何况社会上还流通不少私铸铜钱。考察清代是否存在"钱荒"、"币荒"，不能只看钱币制钱的数量，更主要的，还要看银的数量，以及它是否满足社会需求量。因为在清代，担当货币职能的主币已是银而不是钱，这与明中期以前及元以前的各王朝时期大不一样。只要白银基本满足了社会需求，担当了主币职能，即使是钱少，也不是真正的钱荒或币荒，而是"零钱"少的问题。实际上这一时期银很多而非不足。更何况钱也多，乾嘉时期，以制钱所体现的物价指数也比康熙时期大为提高，康熙初1公石的米价是制钱 600文左右，乾隆后期已涨至2000多文，（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7、883、854、825页。）除了人口增多抬高了米价外，也说明当时制钱之多而造成其实际上的贬值，而不是币少钱荒或钱少而贵。 字库未存字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