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 坛 闯 将 汪 友 棠
李俨
汪友棠，生卒年未详，原名棣，字友棠，号柳村，安徽黟县人。书斋名有逸致室、友竹居、修竹轩、修竹草舍、□斋；作品底款有大清光绪年制、官窑内造、汪友棠造、友棠、汪棣、修竹轩印、修竹山房、皖黟汪友棠制等。他与三大名家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一样，都曾为御窑画师。而且他还是一位颇具学识及创造力极高的艺术全才，是浅绛陶瓷艺术的开拓者，同时又是新粉彩的奠基人。他不仅在绘画、书法上卓有成就，在陶瓷艺术上除了浅绛彩以及粉彩、金彩、墨彩、刻瓷、珊瑚红地描金等装饰旧法外，还在新彩、贴花、刷花之新法均有涉猎，且成就非凡。在中国陶瓷美术史上，这些全面而深刻的艺术成就，可说是无人与之匹敌的。
请看作品《春山逸隐图》，瓶高45厘米，画面极其丰富：山清水秀，林壑幽深；两岸花木争奇，左右塔楼对峙；粼波净净，春光明媚，但见芳草洲上，二老促膝而谈；对岸新蒲细柳，宝塔崔巍；扁舟上，楼阁下，各有二人对语，栩栩如生。上题：“似断似连处，层层碧峰通。欣逢山起伏，才见塔玲珑。”下署：“庚子秋月，霖川仁兄大人清品，汪友棠写。”诗、书、画三绝集于一器，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所以有人以诗赞曰：“兰有幽芳草有情，山隈水际遇春生。明朝喜见初阳出，曝背观书策仗行。”
这就是汪氏浅绛山水。非一家一派所能囿，构图采用高远、深远法表现宏大、幽深的场面，具有宋人气象，但笔墨意境却完全是元人画风。其画深究宋人“八格”、五代“六要”等画理。注重笔墨技法，无论是用笔还是用墨，皆潇洒自如，流美雅逸。敷色明丽而不落俗套，除传统的淡赭、墨青、墨绿等淡彩外，尚有水绿、草绿、石绿、深蓝、淡蓝及紫色等。讲究色彩深浅明暗的变化，其中尤以绿色，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效果。
除此之外，汪氏还有水墨山水（墨彩）、浅绛山水（多种风貌）、金彩山水、蓝彩山水等活泼的多种面目，令人目不暇接。
再请看《锦堂富贵图》，这是汪友棠光绪27年作的花鸟镂空帽筒。不仅锦鸡神态跃然如生，那些富于变化的山石草木皆充满了鲜活的生命感。作品色彩艳而不俗，造型娇而不媚，秀而不纤，雍容华贵，娴静自然，毫无俗尘习气，颇有华秋岳的笔意，传统功底深厚。
汪友棠名重于光绪中后期，并影响至巨，一时名家好手如周筱松、叶巽斋、仙槎、马庆云、胡仲贞、金绍斋、孙朗泉、叶朗声等，咸出其门。他主张多元化、自由化的创作空间，使绘画变成一个无限丰富的、个性化、时代感的创作。虽然他终生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可他仍然不断进行着创作和革新。晚年除有少量新彩瓷作外，还为大众创造出许多物美价廉的刷花、贴花作品。有的作品除传统国画之外，还在器物边沿绘制花朵、星点等纹饰，或以青花缠枝莲纹、龙纹和金边装饰，或以青花纹饰开光，开近代陶瓷美术传统绘画和工艺装饰相结合之先河。
贴花作品《花艳翻新》青花边帽筒为综合装饰，画心以帖花法作六组花卉图案，形成主次、疏密、虚实的变化，题曰：“花艳翻新。己未之夏，仿八大山人笔法，汪友棠写。”妙在变旧成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名义上说是仿八大，实为独创、更新、升华也。
汪友棠作为传统的文人画家，他并没有着意表现中国绘画孤高不群的一面。不仅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在器物类型上与传统的工艺派的红店艺人无异。凡是观赏、生活所用之物，无一不备。这与后继者珠山八友只注重观赏品而忽视日用品有本质上的不同。其艺术格调、功力、才识也在珠山八友之上。对于两者的艺术成就，有学者认为，珠山八友高于前辈，而且“具有更现实、更入世、更有商业意识的现实倾向”，此说或有值得探讨之处。
从流传作品上看，汪友棠擅长山水、人物、花卉、鸟兽；兼及书法，并四体皆备。而且品种繁多，器物丰富。无论大到二尺有余的花瓶，还是小到盈寸的酒杯，无不精致巧妙。书画清丽雅健，洒脱自如，似有一股清新、清纯、自然、和谐的生气扑面而来。
从艺术发展与创造上看，他虽学于程门，却与乃师清苍的风格相反，因此最难把握，极易流于甜媚，但他能博采众长，达到清新高超的境界。山水得力于黄公望、沈石田、石溪等人；花鸟则师法元人、唐伯虎、八大山人、华秋岳、古风山人；人物则取法仇十洲、唐伯虎。他善于吸收消化，又富于变化，风格华丽而沉静，没有丝毫喧嚣浮躁的成分。这是后来的珠山八友们很难达到的。
珠山八友的主要顾客是上层社会，他们的作品以瓷板画为主，以花瓶及文房用具为辅。这些均为高档观赏品，而非大众日用品，又是名家绘制，当时即价格不菲，据说，有些甚至超过了清代的官窑器。
而浅绛瓷家与新彩瓷家的志趣并不相同。新彩画法，甚为精细，色彩浓丽鲜艳，既易懂易看而又令人喜爱，即所谓雅俗共赏者是也。然而虽能通向大众，并不是为大众，而是为迎合如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等权贵的喜爱。而汪友棠、程门、金品卿、王少维，虽身为御窑画师，却是文人画，简洁而淡远，气质、思想自然与君主不合。可能正因为如此，浅绛名家作品在当时并未受到宫廷的青睐。
汪友棠一生都在追求探索，光绪时，用色精良，可与新彩媲美，民国后，新旧并作，丰富多样。他一面使用洋彩创作新彩瓷，一面使用国产料作浅绛瓷，浅绛风格为之大变，与当时流行起来的新彩瓷拉开了很大距离。在他的暮年，曾为友人绘制两件瓷罐与酒器。作品十分空灵而新奇，笔墨极其简淡而高妙。其中题诗云：“酒逢知己饮，一醉解千愁。”另一是“陶令篱边菊，秋来色更佳。”读来更是耐人寻味。
那是在一九二五年，恰在新彩盛行，浅绛失传之时，在这样的环境下，似乎一切变得那么不合时宜：过去浅绛作品，个性独特，似有“新粉彩”之貌，而此时竟是地道的浅绛。前后对比如此鲜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真使你十分惊异。
这实在是令人不解的。也许一入暮境，更知艺术的可贵，甚至是匆忙浮生唯一可恋的珍宝。或许对于历史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感到无比痛惜与怀念。
今天，汪友棠丰富的瓷画内容和精湛的技艺，给我们启示良多：他以宽广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和生活价值观，来弘扬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内在智慧和超越精神，为世界陶瓷艺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03年8月6日
浅谈瓷绘名家汪友棠
晨欣2007-6-17
随着近年浅绛彩瓷收藏热的兴起，过去名不见经传的汪友棠，一下子成为了热门人物，被奉为“名家”，其作品也成了人们热衷搜集的重点目标之一，这里面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人为炒作的因素在内。现就本人多年收藏研究浅绛彩瓷的体会，来谈谈其人其事及作品。
汪友棠，名棣，又字有塘。斋号：修竹山房。安徽黟县碧山人。主要活动在清末民初时期。据民国十五年版《黟县四志》人物传 “程门”条目后附：“后桂林人程士芬、碧山人汪棣，效法之亦有声。”可见其为程门学生，在当时画瓷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家乡人对其的认可程度也有限，仅将其作为程门弟子收录而已。另外，《黟县四志》上还有如下记载：“汪棣，字友棠，黄陂人，监生，补用都司，体修伟，为人寡言笑，好读书，矜节操，尤长于画，光绪中东之役奋然请缨从征，至闽以劳绩得奖都司补用，充湾边角尤员嗣，挟丹青遨游南北，珍其画者多延而礼之。子东鳌以商籍考取浙江高等警官。”从文字内容来看，虽然其也擅画，但细作比较，与程门学生、画瓷汪友棠并非一人，只要将其经历稍作分折便可得出结论。遗憾的是过去一些研究者因其姓名相同且出现在同一册志书上而将二者混同为一人，这是不应出现的一种失误。
画瓷者，过去往往被视为“匠”，视为没有学识，没有创作能力，仅有摹仿技能的熟练工匠。事实上，除一些浅绛彩瓷作者外，其余画瓷者之作品，确实也缺乏新意与创造精神，往往是按照图稿“照瓢画葫芦”为多，但由于其以此为业，熟练程度是惊人的，完全可用炉火纯青来形容。到了清末，外部环璄出现了变化，政局不稳，战乱四起，为了糊口、生存，许多画师只能因地制宜，利用找得到的一些颜料，进行创作，从而产生了浅绛彩瓷这个新品种。汪友棠便是这其中的一个，由于其早年跟随程门画瓷，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瓷绘技能，加上其勤奋好学，刻苦用功，终身以绘瓷为职业，故现在传世作品之多，远在他人之上，仅笔者所见就近千件。这无疑对我们研究了解其瓷绘艺术，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
从传世的汪友棠作品来看，其画路很宽，笔者藏品中就有其所画浅绛山水、人物、花鸟、兰花、菊花、八骏、螃蟹帽筒，还有粉彩、墨彩酒盅、花瓶、茶壶等作品，其艺术特点是：布局合理，用笔精练，敷色淡雅，书法飘逸，题署画龙点睛，给人一种清雅明快，赏心悦目之感。应该说，其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与特色，鉴别不应是一件难事。
但事实上却并非这么简单，从目前出版书籍或发表的有关文章来看，一些人往往把黟县汪棣汪友棠与婺源汪棣汪晓棠常放在一起比较，认为容易混淆。其实，二者区别很大，明眼人一见便明，因为作者在瓷绘作品上署款以字行为多，绝少仅落名不落字号的，加上二人书画风格不一，故这不应是问题。真正难以解决的是，留传下来的大量浅绛彩瓷作品中，确实有两个同姓同字号同擅画瓷的汪友棠。一个无疑是黟县三都碧山的汪友棠，但另一个却无法判定其真实身份。从众多署“汪友棠”款作品比较、分析来看，可以发现，这绝非是当今人们简单认为的“赝品”、“仿品”，因为作品风格、署款，印章、格式均有明显区别，显然不属于模仿、更不是造假，而是另有一个“汪友棠”。从传世作品水平来对照，后者略逊色于碧山汪友棠，但奇怪的是前者作品底部一般无印，最多仅落款：“皖黟汪友棠制”、“友棠”等，而后者作品底部往往钤有印章标记，一为朱文：“汪友棠造”；一为白文：“汪友棠造”。且印章皆工，章法合理，似出于高人之手。此做法除表示慎重其事外，似乎故意在与碧山汪友棠作品以示区别。鉴于此，窃以为有两种可能，一是碧山汪友棠自己所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平时接货太多，忙不过来，故从自己的徒弟中找一技艺较高者，落其名款来应酬一些慕名而来之订货者，但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招牌，让明眼人一看便知非“碧山汪友棠”作品，显示出区别来，其并不要徒弟一味模仿自己，而要其以本身特点面世，同时为了表明又是自己所认可，故在作品底部加上“汪友棠造”之印款以作标志。在清末民初时期之书画界，这种做法并不鲜见。其二，确确实实还另有一个能绘瓷的“汪友棠”（有可能就是《黟县四志》上所载“请缨从征”之“监生”，有“都司䃼用”之衔“汪友棠”。），在黟县，汪是大姓，清末时期去景德镇画瓷者颇多，出现同名同姓者也很正常，但景德镇已有了一个“汪友棠”，再出现一个极易将人们头脑搞乱，不知道哪个是“碧山汪友棠”，哪个是新来的“汪友棠”？但由于其姓名确实又叫“汪友棠”，不可能易名，故后者在每件作品下部加上印款，以作区别，这样便不会出现混淆与混乱，也解决了同名同姓者同在景德镇画瓷不便的矛盾矣。
事实上，两个“汪友棠”的作品都不差，各有特色，碧山汪友棠作品清雅秀逸些，而另一个“汪友棠”浑厚大气些，各有所长和可取之处（见附图），但综合水平上无可讳言，还是“碧山汪友棠”技高一筹，所以要收藏，重点还应放在前者上。不过瓷上绘画与纸上作画相似，并非名家作品都是佳品，其中也不乏应酬之作，“汪友棠”作品也不例外，有的也很草率随意，无多大收藏和欣赏价值。我们收藏浅绛彩瓷作品，最好是名家精品，其次再是那些非名家的精品，而对于那些虽落名家款识之平常之作，还是放弃为上，一可避免那些代笔、同名不同水平者以及应酬之作品；二可避免收进赝品，以达事半功倍之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