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統三年那場辛亥之亂，近代中國悲劇的開始

此文是鄙人已繳交的碩士論文，完成倉卒，某些觀點尚未完備，將就著看看吧。

題目：發生於宣統三年的那場辛亥之亂，近代中國悲劇的開始。

１）引言

　　世言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把清朝推翻，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帝制，開創了中國民主共和之路，可是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理想並沒有實現，民國初年是一個戰亂頻仍、國家分裂的政局，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後，所領導的中華民國仍不脫前清的政治模式，逐漸走上專制獨裁方向，不禁讓人思考辛亥革命是否完滿地達到革命目的呢？

　　本文以辛亥革命作為立足點，從晚清救國之路談起，革命派雖然在清末的救國論爭勝出了，國人從一場革命的實踐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國，但革命卻未能在推翻舊秩序後成功建立新秩序，其原因為何？

　　對辛亥革命的評價以及這場運動的性質探討，本文摒棄傳統思路，避免先入為主地把革命的成果盲目地誇大，倘我們從當時的歷史環境出發，重新發慮革命的局限性、民國創立的妥協性，對民初政局當能有所認識。  


２）辛亥革命的緣起：立憲與革命的論爭與進展

　　有學者認為滿清倒台原因是鴉片戰爭以後，面對西方列強入侵，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政治、經濟、文化倫理所代表的舊體制已經不能應付新局勢了[1]。清朝末年內憂外患，自中日甲午戰後，國人救國之路主要分為立憲派及革命派，兩者都是回應當時舊體制的問題，透過改變來救國。前者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主張在維持清朝統治的前提下實行憲政，光緒皇帝戊戍變法失敗後，但仍然在海外組織「保皇會」，奉光緒帝名義，希望光緒帝重掌政權實行憲制改革，從而實現體制內的改革改良中國；至於革命一派，自孫中山於甲午戰爭後，孫中山向李鴻章上書失敗後，隨即萌生革命思想，組織「興中會」矢志反清，以建立合眾政府，建立民主政治為目標[2]，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主，提出「三民主義」思想，即「民族」、「民權」及「民生」，概言之即推翻滿清異族統治，抵抗列強帝國主義，推翻帝制，實現民主共和，平均地權，改良社會經濟組織[3]。由於革命是體制外的改良方法，革命黨人達到革命的目標無可避免地是透過武裝起義來達成，自興中會成立後，由革命黨人策劃及領導的武裝起義已達十多次之多，並遭到清廷殘酷鎮壓，此外，革命黨人亦透過暗殺等恐怖手段來達到傾覆國家的目的，比較著名的包括1905年吳樾炸五大臣事件、1909年汪精衛炸攝政王等，可見革命派跟立憲派不同的主要是以武力奪權、以戰亂為代價來達到推翻政府的目標。[4]

　　從以上的描述可見，作為時人救亡圖存的救國之路，無論是立憲抑或是革命，雙方各有理論基礎，而且都以否定君主專制、改造中國為目的，所異者唯君主與共和之政體之爭而矣。自20世紀初，立憲派及革命派都從海外透過報刊宣傳其政治思想，並主要圍繞民族、民權及民生三大主義進行論爭，前者以康有為、梁啟超、張謇、孫寶琦等學紳、官紳商紳為首，簡言之，此派主張在維持清王朝統治的前提下由朝廷實施憲法，從而達到改變國體的目的，其理據是「民智未開」，在國情上無法實行革命，而且一旦實行革命，中國將會遭到列強瓜分；而革命黨則針鋒相對地認為只有推翻無能的政府，建立民主國家，才能免遭列強瓜分，迨至後期論戰，由於革命派較能順乎世界潮流，聲勢上更壓倒了立憲派，立憲派的主要刊物《新民叢報》更於1907年停刊[5]。

　　另一方面，庚子之亂後，清廷當局亦已意識到墨守不變是不可行的了，故此亦曾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宣佈立憲，可是清廷於1908年廷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以長達九年的預備立憲期，並仿照日本式憲法，強調君權至高無上，後來在強烈輿論壓力下雖然把立憲期縮短至宣統五年，並降諭無庸更張，而資政院成立後，朝廷一直沒有給予它應有的立法及監督權力，而成立於1911年的所謂「皇族內閣」，更被認為是皇族弄權的產物，結果無法讓立憲派滿意[6]，自1907年起至清朝滅亡，留學生、地方紳商及立憲團體都有請願活動要求速開國會，但依然被清廷強硬拖延，直至武昌起義爆發後，立憲派仍然力促清廷實行憲政，在形勢壓迫下，清廷終於於1911年11月組織完全內閣，頒佈十九信條，由袁世凱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君權受到憲法限制。[7]可是清廷的立憲已為時已晚，離滅亡不遠了。

　　從以上所描述的時人救國之路，可以知道立憲派與革命派的政爭一直相持不下，俱是當時可行的救國之路，可是革命派最終能夠壓倒立憲論，關鍵始終還是清廷的苟且拖延所致，朝廷在滿人弄權的天下實行的立憲顯然力度不夠，誠意不足，而且作為滿族統治的朝廷，帶來的民族問題一直未能解決，晚清朝政的腐敗所積累的民族情緒及反抗思想，唯一的解決方法就只能訴諸武力了，這就使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旋滅旋起，以至乃有1911年的武昌起義及辛亥革命。　　  


３）辛亥革命性質的探討

　　1911年，適值四川爆發鐵路路權抗爭，武昌清軍被調往川地鎮壓，造成武漢防務空虛的局面，為十月的武昌起義成功帶來契機。是年十月，黨人孫武製造炸彈不慎爆發，意外使清廷搜獲名冊，情勢危急下，黨人匆忙起事，革命軍佔據總督衙門，總督瑞澂逃走，革命浪潮漫延全國，隨後各省紛紛宣告獨立脫離滿清統治，革命遂成[8]。

　　辛亥革命的意義在於它推翻了中國自秦漢以來二千多年帝制，建立共和政府，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也是辛亥革命的最大成就，但是我們同樣要考慮的是這場革命除了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國，其存在的限制及缺陷又是如何？這些先天不足的限制又如何影響民初政局的發展？  

一場暴力武裝起義所帶來的政體改變

　　革命黨人透過武裝起義、暗殺的方式來達到顛覆清政權的目的，1911年武昌起義的成功，這從本質上就註定了這場革命並不是一場和平的政權轉移，它是一場流血式的人民革命，武昌事變後，清廷旋即派員率北洋軍南下鎮壓，以當時革命黨的武裝力量來說，革命軍是沒法跟北洋軍抗衡的，清廷起復袁世凱出任內閣總理後，袁世凱所部馮國彰亦於是年11月率北洋軍收攻下漢口及漢陽，形勢對革命軍不利，但隨即奉袁世凱之命停火觀望[9]。由此可見，武昌起義雖然造成各省響應的局面，但朝廷的北洋軍是完全有能力把革命軍擊敗，從而把「革命」扼死腹中的。

　　以當時形勢來看，革命黨人明顯處於劣勢，至孫中山回國，他並無帶來任何實質的革命經費，臨時政府既無武器又無資金，有一次前線軍情告急，急需軍餉之際，孫中山欲撥二十萬元充作軍費，但國庫僅得銀元十枚[10]，由此可見「革命」的武裝力量是遠遠不夠統一中國的；另一方面，作為清廷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是掌握清廷最高行政權力的人，而當時全國最精銳，戰鬥力最強的軍力都掌握在他手中，這就決定了這就使袁世凱能夠同時挾軍事力量要脅革命勢力及進逼清廷，達到最終獲取政權的目的，而「革命」的命運及清廷存亡的關鍵就繫於袁世凱一人身上了，在此形勢下，以武裝起義為本質的革命黨人就不得不跟他妥協，孫中山亦不得不藉其力量，以大總統之位相讓以促使清帝退位[11]。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作為立憲派，跟革命處於對立面的袁世凱，如何憑著北洋的武裝實力，在辛亥革命中大撈政治資本，最終當上了民國大總統。

　　由此分析，依憑武裝力量、暴力起家的辛亥革命，由於武裝力量的限制，它註定不能帶來一場徹底的革命，「革命」的本質本身就是一場動亂，結果只能像太平天國之亂一樣為中國帶來一次分裂亂局，或最終成為一股妥協的勢力，以致淪為政客的工具，使「革命」空有其名，成為一場不徹底的革命，歷史亦證實了辛亥革命向後者方向發展，以致後來袁世凱當政期間撕毀約法，毀壞共和，並最終復辟帝制，這又是源於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所致。  

革命勢力本質上的不純正及妥協性

　　學者張玉法說「辛亥革命的主要動力是民族主義，在進行期間，沒有有力的中產階級作支柱，領導中心不夠強，宣傳的思想不夠集中，故革命的勢力很弱，最後走上與舊官僚妥協的路，沒有動員足夠的群眾，把舊勢力推翻。」[12]此段話很深刻地揭示出辛亥革命本質上是一場妥協的「革命」，由於武昌起義本質上是一場由革命黨人發起，連帶引發湖北新軍嘩變的一場武裝叛亂，它是沒有計劃的一場亂事，但跟之前的起義叛亂不同，它迅速得到新軍響應，很大程度上是得力於立憲派在這年頭拋棄了清朝政府，倒戈相向。

　　如果說倒戈相向的立憲派，使一場普通的亂事燃燒成熊熊大火，最終促使各省響應，「革命」成功，民國建立，再追溯源頭，根源是清政府於於宣統三年的「皇族內閣」以及鐵路國有政策令立憲派失望而向清廷爆發的一股力量。論清廷鐵路國有政策的實施，世言這是清廷出賣路權與民爭利之舉，然而清廷的本意只是把延宕已久的鐵路由國家收回，趕緊興建，以解決商紳集不足無法開工的困境，從理論上來說，這是符合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可是清廷於事件中處理不當，政策的硬性推行的確沒有顧慮到部份商紳的利益，由是激起了普遍的反抗情緒，另一邊廂，清廷對立憲一再延宕，立憲派人士對朝廷的請願再三被拒絕，至第三次請願失敗時，已有相當多立憲派人士對朝廷離心，進而轉趨革命，立憲派機關報《國民公報》主持人徐佛蘇曾記述：「其第三次請願，中措詞則甚激昂。略謂：『政府如再不恤國民痛苦，不防革命禍亂立開國會，則代表等惟有各歸故里，述訴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後不便要求國會矣。』…其言外之意，係謂政府如再不允所請，則吾輩將倡革命矣。」「因請願代表被清廷驅逐，吾輩同志有秘謀地方革命之一段事實…鼓吹政潮，推翻清主。」[13]

　　1911年，「皇族內閣」推出，內閣總理大臣由皇族慶親王擔任，而總計從總理大臣到各部大臣中，皇族竟佔去了七人，輿情譁然、立憲派徹底失望、進而轉趨革命，「皇族內閣」成立後，就恰逢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奏准鐵路國有政策，兩件事碰在一起猶如火上加油，令原本擁護朝廷的立憲派紛紛對清廷離心，結果倒向革命[14]。

　　由此可見，革命的推進力量本身就夾雜著各方勢力，它既是革命黨人持續的反政府行為，也是立憲派人士對朝廷積怨的一次總爆發，這能夠從「革命」成功後的勢力轉移反映出來，起義軍奪取了武昌、漢陽後，群龍無首，最後物色了黎元洪作為領導，其實黎元洪當時正是清朝的官僚，忠實的立憲派，只是形勢所迫下才投向了「革命」，當上了都督組成了湖北軍政府，而且作為清朝的立憲派，黎元洪本身對「革命」欠缺堅定的信念，而隨後宣佈獨立的省分，很多都是由擁護朝廷的立憲派在自發或被迫的情況下發起的[15]。

　　另一個反映「革命」本質是揉合著立憲派對清廷的矛盾而爆發的性質是灤州兵諫，事件的性質是灤州新軍第二十鎮官兵在武昌起義後為爭取政治訴求的一場兵變，事件的帶領者張紹曾並非革命黨人，這場兵變有異於湖北新軍是它並不以推翻清廷為目的，而是希望藉著軍事威脅及扣留軍火為手段，意圖迫使朝廷立即實行君主立憲，提出政綱十二條，簡單可歸納為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軍人參議、摒棄格殺勿論、就地正法等律令[16]，這些內容反映了作為地方軍事勢力的政治訴求，對於這一場向朝廷跪著造反的兵變，從側面看出武昌起義所連帶產生的軍事叛變並非純是以推翻清廷的「革命」性質。

　　既然南方革命勢力不純，當袁世凱組閣，代表清方南下鎮壓「革命」，造成南北勢力拉鋸的形勢，進行南北和談後，君憲或共和的議題就更多取成為權利的分配問題，1912年元旦，孫中山從海外歸國就任臨時大總統，為了促成共和，促使清帝退位，孫中山向袁世凱承諾以民國大總統的位置相讓，作為原清廷的立憲派骨幹份子袁世凱，在權衡各方面的考慮後，原來堅定的君憲立場動搖了，迅速向著共和論靠攏，在不足兩個月時間，清廷以優待條件結束了，袁世凱亦因此成為民國初年的大總統，

　　從此可見，革命勢力本身揉合著各方面的勢力，它是由革命黨人的一場武裝起義而起，再由立憲派勢力推動及擴散開來，單憑革命黨人的軍事實力，「革命」是不能成為氣候的，「革命」的推進以至成功的因素錯綜複雜，千絲萬縷，它本身就夾雜著不同的抗爭及各方勢力，無論是黎元洪被推戴成軍政府大都督，抑或是隨後的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其本身都不是革命份子，而是清廷的忠實立憲派，促成共和的並非是全是革命勢力，而是各方面的妥協勢力所促成，這是「革命」的不完全及不純正本質所決定的，也反映出中華民國的創立只能是各方勢力平衡妥協出來的結果了，而民初袁世凱政府亦註定是舊勢力舊體制的延續。  


袁世凱：從清廷內閣總理到民國大總統

　　武昌起義後，清廷起復袁世凱作為內閣總理收拾殘局，事態的進展就是北洋軍攻下漢口，南北和談展開，作為立憲派漢族大臣，袁世凱早於1907年就向朝廷上奏趕緊立憲並建議派員赴德國及日本考察憲法，而武昌起義後南北和談期間，袁氏亦一直奉行君主立憲作為和談的大原則而未改，作為清廷內閣總理大臣，清廷已於1911年11月實行《十九信條》，除了強調皇統不變、皇權至上的大原則外，它對皇權、民權作出了最大讓步，內閣總理大臣不再由皇族擔任而由國會公舉，換言之，這是真正一個英國式的虛君共和憲政，也是立憲派多年來爭取的目標，所以袁世凱出任清廷的內閣總理後，除了派軍南下透過以戰逼和的手段，一直希冀革命軍及湖北軍政府的黎元洪回歸立憲，解決南北紛爭重整秩序[17]。

　　若從當時時局來說，南北和談協議息戰，而清廷已頒行《十九信條》行真正意義的立憲，而朝廷更下詔由國民大會公決國體，到此為止，立憲派的訴求已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由「皇族內閣」引發的政治危機已經解決，若然繼續爭戰，結果將造成中國徹底內亂，玉石俱焚，也驗證了立憲派所預言的列強瓜分危機，1911年年底，南北雙方透過和談達成了多次的停火協議，國家的去向正可藉著「國民大會」的公決形式完滿解決，恰恰在這時，孫中山從海外歸國，並於1912年元旦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成為事件的轉戾點。

　　若從法理上來說，理北分歧、國體之爭應該由國民會議公決，戰爭問題已告一段落，可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的誕生立即使本已偃鼓息兵的南北對立重新帶到戰爭的邊緣，當袁世凱得悉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曾憤怒地以國民議決為辭進行詰責並質問，事件並激怒了北洋軍，導致段祺瑞、馮國璋、段芝貴等北洋軍人電請內閣堅決反對共和，擁護君憲，戰爭一觸即發[18]。

　　由此可見，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擅自組織臨時政府，其不良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因為它使南北和談陷於僵局，而且有重燃戰火的可能，自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即到清帝頒詔退位，在這短短兩個月內，孫中山迫於形勢，唯一的選擇就是以大總統位置作為政治籌碼以促使清帝退位，作為內閣總理大臣的袁世凱而言，此時此刻唯一能夠打動他的就只能是大總統一職了，而且也因大勢所趨，袁世凱遂加緊逼宮工作，至2月12日隆裕太后頒佈了清帝退位詔書，結束了清朝統治[19]

　　由此可知，袁世凱由清廷的內閣總理大臣搖身一變成民國大總統，由堅定的君憲派變成共和擁護者，同一時間，北洋軍也在短暫的一個月時間從君憲立場倒戈，這是辛亥革命的不完全本質所致，從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到南北和談，以至清室遜位，革命黨及代表清政府的君憲派除了軍事較量外，更多的是勢力的重組及平衡，也驗證了「革命」是一場揉合著不同勢力的力量而爆發的，所以作為君憲派的袁世凱就任民國大總統開始，就已經註定了袁世凱政府本質上是跟革命黨背道而馳的。辛亥年立憲派因滿清的「皇族內閣」而紛紛背離朝廷倒向革命，作為舊官僚的君憲派為代表的袁世凱政府組建後，君憲派背離「革命」就是可想而知的了[20]。  

４）袁世凱時代的民國政府

　　上文分析過了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的本質乃是一場武力暴動引發的勢力平衡及重整，「革命」雖然推翻了清廷，結束了帝制，但由於革命本質的限制，民國初年政府並無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這一點以袁世凱為首的民國政府充份體現出來。  

前清政治的延續

　　根據孫中山對袁世凱的承諾，清帝退位後即以大總統位置相讓，袁氏遂加緊對清廷進行逼宮誘導工作，並最終以優待條件結束了清朝的統治地位，清帝退位後，按理說，北京的前清統治機關應該消失，而南京的臨時政府將成為統一的民國政府，可是對袁世凱來說，他似乎並不認為自己的統治權是繼承自南京臨時政府，而更多的是繼承自清室，在清帝退位詔書中，袁世凱私自加上了「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字眼，以示自己的繼統得自清室而非南方的革命政府，而清帝退位後，袁世凱並無直接繼承南京的臨時政府，而是以原清朝的統治機關加以改組，另組北京臨時政府。[21]在袁世凱的觀念中，他始終認為自己的政權是繼承自清室而非繼承自南方革命黨人建立的政權，這在他於1913年10月向清帝的報告表露無遺，他說「凡我五族人民，皆有進於文明，躋於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為公、唐虞揖讓之盛軌，乃克臻此。」[22]此段話明白地表示民國政權是清室禪讓所得的，作為舊官僚及前清延續的舊勢力，袁世凱政府延續的是舊的封建秩序，民主共和思想在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是格格不入的，二次革命後，袁世凱逐漸回復封建秩序，自1913年6月袁世凱發佈尊孔令開始，袁世凱逐步把封建內容恢復過來，包括恢復封建時代的官制、禮儀，以至走上稱帝之路[23]。

　　而在用人方面，袁世凱組建臨時政府亦可見他大多援用北洋心腹而排斥革命黨人，對革命黨要員如宋教仁、陳其美、蔡元培等人，僅予其農林、工商及教育等軍政以外的職位對待[24]。另一例子是王芝祥任直隸總督事件，王芝祥是同盟會的人，同盟會希望透過王的任命而達到滲透直隸的目的，當時袁世凱為了讓唐紹儀順利組閣，曾對唐紹儀作出允諾，可是隨即發生直隸五路軍通電反對事件，最後以王芝祥任何為南方軍隊宣撫使告終[25]，從整件事的性質來看，不排除袁世凱耍權術陰謀的成份在內，但對袁世凱政府來說，北洋勢力不容同盟會革命黨人染指，這是無可置疑的事。

　　再而就是定都問題，孫中山辭掉臨時大總統職位後，向參議院要求臨時政府設於南京、新總統須在南京受職及遵守《臨時約法》，此舉目的是把袁世凱掉離北洋的勢力範圍之外，使新生的民國政府跟北洋勢力分離，可是當南京臨時政府專使到北京迎袁南下之際，北京隨即發生了兵變，事件導致外國勢力調兵戒嚴，袁世凱因此為由得以在北京就職[26]。

　　從上述情形得知，辛亥革命雖成，清室雖倒，但作為新任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繼承的較多是前清時代的北洋勢力，本質上是跟革命勢力分離的，這也作為了後來袁世凱走上個人集權、撕毁臨時約法、乃至後來的稱帝事件的伏筆。  


地方割據加劇

　　辛亥革命雖然結束了帝制，但作為不成熟的「革命」，它本身是由革命派及立憲派的妥協而完成，由於各地武裝的革命組織仍然存在，以袁世凱為首的民國政府不能制，致使地方割劇問題比清末更加嚴重，此革命的性質決定它並不能為中國帶來統一穩定的中華民國。

　　「革命」後，袁世凱為削地方軍權，曾對地方進行裁軍及進行「軍民分治」，所謂「軍民分治」，即是廢除集軍政及民政為一身的都督，另設「將軍」及「巡按使」分掌軍政及民政，以削地方勢力，但由於部份革命黨勢力不合作，裁軍及「軍民分治」並不順利實現，當中以江西都督李烈鈞及廣東都督胡漢民抵制最烈，他們不單止反對「軍民分治」政策，而且聯絡各省跟中央對抗，特別是李烈鈞在江西本省實行軍事專制，行徴兵制，整兵擴軍準備跟中央對抗，以致後來有「二次革命」的發生[27]。

　　由此可見，由於「革命」性質本純，註定「革命」後組建的政府無法作為新秩序而結束清末遺留下來的地方勢力割據問題，反而更使問題更加嚴重，其後果除了使中國陷入分裂狀態外，而且各省財政獨立，拒不向中央上繳稅收，而鹽稅和厘金卻常被地方截留，各省的軍頭都利用這些金錢擴充軍備，地方勢力愈益坐大，儼然獨立的小王國[28]。  

臨時約法造成的紛爭

　　民初政局乃是一個充滿矛盾、動蕩不穩的時代，這是源於辛亥革命的不徹底不純正所致，而且也由於「革命」的成功是由不同勢力所拼湊而成，孫中山的臨時政府既讓位於袁世凱，可是參議院卻以《臨時約法》約束其權力，這本身除了存在以孫中山為首的政治陰謀外，更反映了作為一個勢力妥協而誕生的民國政府的內部矛盾，最終造成民初政局不穩的局面，袁世凱當國期間，出於統治需要撕約臨時約法，摒棄責任內閣制而行總統制，由臨時大統統進位終身大總統，以至走上稱帝之路，就不難理解了。

　　根據《臨時約法》，政府採用責任內閣制，規定大總統公佈的法律、命令及國務文書須經國務總理副署才能生效，如此一來，總統的權力就被內閣大大限制了，這是孫中山為限制袁世凱濫權所設下的一道防線[29]。筆者個人認為，這是辛亥革命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對袁世凱不信任的表現，也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在無法取得權力而對袁世凱政府設下的圈套，《臨時約法》本身就是「革命」勢力不平衡及勢力重組下所造成的產物。袁世凱作為大總統，在民國初年百廢待興、列強虎視眈眈的局勢下，試問政令不能統一，號令不行，又如何治國呢，其廢棄《臨時約法》也就成為情理之中了，民國初年短命的唐紹儀內閣，就是這一個矛盾的反映，也反映了《臨時約法》作為勢力平衡的產物對民初政局所造成的不良影響。

　　唐紹儀本是袁世凱舊人，組閣後加入同盟會，由於權力鬥爭關係，唐氏妄圖藉著同盟會勢力奪權，以達到駕空總統的目的，故此唐內閣上台後，總統與總理的矛盾愈趨加劇，唐內閣常常對袁世凱政令駁回，甚至乾脆背著總統獨斷獨行，雙方具體矛盾表現在「王芝祥任命」及「借款風波」兩件事上，前者已如前述，是總統及總理在人事任命上的衝突，也是北京政府跟同盟會的矛盾表現。至於後者是唐內閣違反了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協議，擅自跟比利時財團達成了一百萬英鎊的借款，並把該筆借款的一半資助同盟會，以達到勾結同盟會以奪總統權力的目的，而對參議院的指控，唐紹儀是無法解釋的[30]，事件帶來了十分不良的政治後果，最後唐紹儀出走，內閣倒台。

　　唐內閣倒台後，從陸徴祥繼任組閣起，由於同盟會的因素，組閣問題一直是國家的政治危機，也是國家不穩的主要因素，歸根究底仍然可追溯自辛亥革命，革命運動作為一場不徹底的勢力重組，民國的誕生就是由北洋勢力及革命勢力拼湊而成，以孫中山為首雖然讓位給袁世凱，但加在袁世凱政府的《臨時約法》卻束縛著政府運作，以及革命勢力對政府的權力鬥爭卻使政府多次陷入政治危機中。

　　袁世凱當政對約法的蔑視亦可見於其後的五國大借款一事，袁世凱無視國會，徑行簽字，沒有將報告提交國會，最後借款得成，事件亦引致國民黨的極度不滿，及至宋教仁被刺一案，李烈鈞起兵，乃有二次革命之發生，中國再度陷入內戰[31]。

　　世人對袁世凱撕毀臨時約法頗多微詞，限於篇幅本文不能詳細探討，但袁世凱當政亦逐漸背離《臨時約法》，最終走上中央集權之路，此正是歷史之必然了。  


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以及跟革命勢力的最終決裂

　　袁世凱政府作為封建勢力的延續，跟革命黨人的民主共和思想是格格不入的，1913年發生的宋教仁被刺一案就是這種矛盾的體會，最終導致內戰本質的「二次革命」，袁世凱跟同盟黨的最終決裂，最後走上專制獨裁乃至稱帝之路。

　　宋教仁是國民黨的骨幹，乃主政黨內閣，從1912年12月參眾兩院初選到1913年2月復選，國民黨選情都佔優勢，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所以當宋教仁準備進京組織政黨內閣，對袁世凱政權構成威脅，乃至有宋教仁被刺一案發生[32]。

關於宋案兇手歷來說紛紜，除了袁世凱外，趙秉鈞亦是最大嫌疑之人，因宋教仁一旦組閣，趙秉鈞國務總理一職勢將取代，至於案件真相，本文不作深入探討，事件直接導致的後果是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凱政府跟國民黨的最終決裂。宋案除了反映政治權力鬥爭外，亦是辛亥革命以來新舊勢力的不協調的充份反映。  

５）總結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結束了封建帝制，這是它的歷史意義，可是民國建立後，中國仍然持續大半世紀的社會動蕩及戰亂，近年來，不少學者對辛亥革命的限制作出了客觀的評價，例如學者張玉法和徐中約都認為革命只完成了民族主義的「排滿」思想，而革命未能為中國帶來民主共和，反而促成袁世凱的專制、開軍閥割據之路，而「民生」更是革命黨人嚴重忽視的內容，故此斷言說革命是失敗的[33]。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革命只能完成民族主義的反對異族（滿洲人統治），民權及民生主義理想是未能達到的，這是辛亥革命的局限，也是革命造成的悲劇。　　　

　　總結辛亥革命的性質，筆者認為革命由武昌一場由革命黨人煽動的軍事暴動引起，挑起了立憲黨人對朝廷多年的積怨及反抗情緒，清廷未能及時撲滅，以至武昌一省掁臀一呼各省響應，清廷無奈起復原北洋勢力袁世凱撲滅革命，以袁世凱為首的立憲派與革命黨雙方的角力下，最終以互相妥協的形式完成了革命，所以革命所催生的中華民國本質上是勢力混合的結果，革命的妥協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混合了以袁世凱為首的前清舊官僚及君憲派勢力以及南方革命黨同盟會的勢力，而《臨時約法》及組閣問題更是各種勢力不能融合產生出種種矛盾衝突的體現，由於新舊勢力無法融合，最終以袁世凱撕毁《臨時約法》、鎮壓二次革命，走上中央集權及稱帝告終，在這個意義下，「革命」非但無法為中國帶來政治穩定，更為中國帶來近半個世紀的政治亂局，袁世凱死後，中國再度陷入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亂局。  

  

參考書目
-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上冊》，東華書局，1997年。

-          楊天石，《揭開民國史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風雲時代出版，2004年。

-          章開沅、嚴昌洪，《辛亥革命與中國政治發展》，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吳長翼，《魂斷紫禁城》，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

-          唐德剛，《袁氏當國》，遠流出版社，2002年。

-          陳志讓，《亂世奸雄袁世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

-          馬勇，《1911年中國大革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          郭劍林、紀能文，《瑰異總統袁世凱》，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

-          黎澍，《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治》，新華書店，1954年。

-          候宜杰，《袁世凱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

-          李谷城，《孫中山、辛亥革命與香港》，華夏書店，2011年。

-          馬震東，《袁氏當國史》，團結出版社，2008年。

-          張永東，《百年之冤　－－　替袁世凱翻案》，明鏡出版社，2006年。


[1]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上冊》，東華書局，1997年，頁37-38。
[2]　楊天石，《揭開民國史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風雲時代出版，2004年，頁374-378。
[3]　章開沅、嚴昌洪，《辛亥革命與中國政治發展》，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70-75。
[4]  楊天石，《終結帝國－簡明辛亥革命史》，風雲時代出版，2004年，頁234-235。
[5]　章開沅、嚴昌洪，《辛亥革命與中國政治發展》，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59-82。
[6]　楊天石，《終結帝國－簡明辛亥革命史》，風雲時代出版，2004年，頁270-280。
[7]　章開沅、嚴昌洪，《辛亥革命與中國政治發展》，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53-56。
[8]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上冊》，東華書局，1997年，頁52-57。
[9]  吳長翼，《魂斷紫禁城》，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頁172-173。
[10]  唐德剛，《袁氏當國》，遠流出版社，2002年，頁42-43。
[11]　楊天石，《終結帝國－簡明辛亥革命史》，風雲時代出版，2004年，頁368。
[12]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上冊》，東華書局，1997年，頁72。
[13]　＜徐佛蘇記梁任公先生逸事＞，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314-315,376。轉引自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頁89-90。
[14]　馬勇，《1911年中國大革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147-158,202。
[15]　馬勇，頁191-194。
[16]　馬勇，頁218-224。
[17]　馬勇，《1911年中國大革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54-55,229-233,241-243。
[18]　郭劍林、紀能文，《瑰異總統袁世凱》，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頁227-228。
[19]　郭劍林、紀能文，《瑰異總統袁世凱》，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頁229-237。
[20]　黎澍，《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治》，新華書店，1954年，頁84。
[21]　章開沅、嚴昌洪，《辛亥革命與中國政治發展》，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10-312。
[22]　溥儀，《我的前半生》，頁88。轉引自候宜杰，《袁世凱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頁384。
[23]　候宜杰，《袁世凱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頁371-382。
[24]　章開沅、嚴昌洪，《辛亥革命與中國政治發展》，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32。
[25]　沙鐵軍，《袁世凱傳》，湖北長江出版集團，2010年，頁189-190。
[26]　郭劍林、紀能文，《瑰異總統袁世凱》，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頁238-244。
[27]　張永東，《百年之冤　－－　替袁世凱翻案》，明鏡出版社，2006年，頁369-378。
[28]　陳志讓，《亂世奸雄袁世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4-135。
[29]　張永東，《百年之冤　－－　替袁世凱翻案》，明鏡出版社，2006年，頁349-350。
[30]　張永東，《百年之冤　－－　替袁世凱翻案》，明鏡出版社，2006年，頁350-358。
[31]　馬震東，《袁氏當國史》，團結出版社，2008年，頁108-118。  　
[32]　沙鐵軍，《袁世凱傳》，湖北長江出版集團，2010年，頁207-212。
[33]　李谷城，《孫中山、辛亥革命與香港》，華夏書店，2011年，頁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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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

好文

太靠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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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广告贴太恶心了啊

听一听

老兄啊 宣统三年是西元1912年 是壬子年 辛亥年是1911年啊 这点常识都没有啊，亏你能写出这么多字。。。。。。。。。。。。此处省略1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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