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宝黔局小平铸币小考
2010年笔者在安顺西街钱币市场一堆同光时期铸币中购到同治宝黔局钱币2枚(图1,2),直径厚度分别为24.2mm X 1.6mm(有轻微移范)和22.6mm X 1.4mm，不久之后，安顺泉友又在批量清钱（约200斤）中拣选到同治宝黔局钱币2枚，送我一枚(图3)，直径22.6mm，厚0.9mm。4枚钱币从钱型，铸造水平，加工工艺等方面和咸丰宝黔局小平钱如出一辙，直径厚度都比较小。面文背文都为大字，类似同治宝云局小平钱（图4），但面文字体略有差异，特别是"治"字写法，且铜质粗糙,边轮加工工艺马虎，铸口都未处理好，造成钱体稍缺，不圆。同时近年来，网上各地泉友也发布了多枚同治宝黔小平钱（图5，多图），铸造风格完全一致，细微之处有差异。
回顾贵州历史。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历史上民族情况复杂，从元代以来，封建统治者在贵州推行土司制度，直到明代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建立贵州布政使司,正式建省。其间，由于与中原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一直比较滞后，“官厅用银，杂使锦絁食盐之属，民间殆物物易市。”。随着明清改土归流政策的不断深入，大量屯军及汉族移民迁入贵州，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贵州才开始铸造货币。
清代在全国开局铸钱是顺治十七年（1660年）。《大清会典》：“凡设官监铸。顺治十七年，复设各省炉作，云南亦令开铸”。《大清会典》：“凡设官监铸。康熙元年，令停各处铸钱，止留宝泉局、江宁局。又提准收买厘字旧钱”。到康熙六年，清政府才又允许各省铸钱，康熙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以币制紊乱陈请停止各省铸币，各省遂不再自行铸币。一方面，由于贵州一直以来养成的以物易物的交易习惯，民间货币流通很少，同时不像云南一样有丰富的铜矿资源，缺乏铸币原材料，一方面，康熙六年以后吴三桂羽翼渐丰，云贵川虽然均在其势力范围内，但最根本的根据地还在云南本省，铜资源优先保证云南铸币（铸造利用通宝等），历届贵州地方高层官员或多或少受到吴三桂控制或者就是吴三桂爪牙，因此多次上疏暂缓铸币，如康熙七年贵州巡抚罗绘锦就上言：“黔省铜艰而费多, 且百姓从来不解用钱, 于官民咸无益, 请罢之。”第二年, 巡抚佟凤彩再次上疏“ 言其不便” , 乃罢。（《贵州通志·食货志》）。三番平定后，民间贸易逐渐繁荣，雍正七年 (1729)八月后，市场铜价平稳，贵州民众逐渐改变不愿行使铜钱的习惯，铜钱需要量增多。与此同时，大定(今大方)、威宁一带盛产铅矿，试行开采铜矿亦见成效，为贵州自行鼓铸铜钱提供了有利条件。八年十月，云贵总督鄂尔泰与贵州巡抚张广泗奏准在毕节建立宝黔局，依照官制铸造年号钱，铸出的钱文解往布政司钱库，作为搭放全省官兵俸饷之用。至光绪年间停铸，长达150年。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都铸有年号通宝小平钱，咸丰、光绪年间还铸有重宝大钱。光绪十二三年市场铜价急剧上涨，继续铸钱己无利可图，随即裁撤宝黔局。
《清朝通典》记载,康熙七年,“开四川、广东、广西、贵州四省铸局, 其钱幕满汉文, 四川成都府局铸川字,......贵州贵阳府局铸贵字。”王庆云著《石渠余记》也说“ 康熙初年增设各省局（其文曰湖南曰湖...... 贵州曰贵...... 。”( 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73 页)，但根据货币史家对巳发现的清代钱币所作的考证, 康熙钱中未发现有贵州局所铸, 史料中也未见康熙年间贵州铸币情况的记载。千家驹、郭彦岗合著的《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也认为:“ 现有康熙钱, 除宝泉、宝源及顺治五式十二局外。尚有十种。即 宝福、苏、南、广、台、桂、云、漳、巩、西”。道光年间因银价波动，原材料供应不足，时铸时停，钱贱银贵，铸钱无利甚至亏本，同时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革命极大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及钱币铸造材料的开采运输，宝黔局所铸的钱币，也相应采取了减轻重量，降低规格的办法，传世咸丰宝黔小平钱，多直径不到24mm的小钱，超过24mm的大钱极少（不包括当十铸币）。
我们从货币实物中发现，清代各个朝代钱币比例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社会政治清平，经济稳定，帝王在位时间久的朝代,一般钱币实物在清代钱币窖藏中比例都比较高，例如康熙通宝，乾隆通宝，嘉庆通宝，而有战乱的朝代或者经济紊乱的朝代，钱币实物在窖藏中都较稀少，如咸丰，同治，光绪通宝，这是因为钱币作为一种流通的货币，铸造量取决于需求量，而钱币需求量又和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息息相关。
从全国范围看，同治年间，太平天国造成的战乱将息，民生凋敝，社会经济处于复苏阶段，钱币需求量极大萎缩，全国各省铸钱的很少，从实物货币的比例来看，同治朝钱币也是清代钱币中较少的品种。查考贵州省地方志，发现兴义县志中记载，清咸丰同治年间白旗军起义从咸丰八年（1858年）一直持续到同治十年（1871年），历时14年，虽只限于贵州省黔西南一隅，但由于旷日持久，战况拉锯，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大影响了同治年间贵州的经济发展，社会经济雪上加霜。而且，按照《古钱大辞典》记载大定宝黔局（在今毕节大方）咸丰四年曾毁于兵祸。宝黔局铸币必然大受影响。
道光年间，鸦片走私导致大量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的局势，铸钱无利甚至亏损，钱局铸币的积极性极大减弱，咸丰同治朝加上战乱的影响及外国势力的经济及武装入侵，这一情况更加严重。“……道光四年，福建省以银贵钱贱，奏明暂行停铸。以后山西、陕西……贵州、直隶等省，亦均陆续奏停。一直到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户部以停铸省份太多，圆法恐致废弛，奏请转催各省开铸。……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浙江御史张修育，……以各省停炉，制钱日少……请饬各省一律开炉鼓铸……准以制钱1500文折银一两。……等情，奏奉部议，以浙江、广西、贵州三省，已先后奏报开炉……”。宝黔局咸丰同治年间的钱币铸造积极性势必有所影响。
道光五年(1825)七月初四，御史袁文祥的奏折写到:“臣近闻贵州之贵阳、大定两府钱局，于铸晌之余，皆另铸有小钱，号为底火钱，每千约重四、五斤不等。民间因其出自宫局，公然与炯钱并用，而实际与私钱混淆莫辨，又易怪私钱之不能禁耶……申伤该管钱局事务各员，严禁炉头、工匠人等，不准另铸底火小钱，如查有此弊，即照私铸例按治其罪，务令民间一律使用铜钱”。道光二十六年（1846）京城宝泉局炉头王复钰、匠头刘智等私铸小钱被查出送交刑部究办。可见，清后期，全国各个铸币机构包括贵州宝黔局管理从道光年间管理就出现混乱的趋势,官局私铸现象只是冰山一角。咸丰同治年间，清政府忙于平定太平军和白旗军起义，虽然没有史料记载，但按常理推论，宝黔局管理的这种混乱局面难有改观，主观上势必也影响到宝黔局的铸币数量。
影响同治宝黔局铸币数量稀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间的私销。因为私销日渐严重，到乾隆十五年（1750），私销罪从重处罚。据《清朝文献通考》康熙十二年（1673）编者按语：“是时私铸之例系为首斩决，为从绞决，私销者与同罪。至乾隆十五年（1750），改私铸为首斩候，为从发遣，其私销之犯仍然立斩立绞例”。虽然私销定罪甚重，但利益驱使，有法难止。“奸民不须重本，便可随时熔化，踩缉殊难，非若私铸必须有力之人，兼设有炉座器具，易于查拿者可比”。民间也确有充分的理由进行私销，“近来官民使用器皿大如盆炉，细至钉锥，从前用铁，今皆用铜”。“铜矿久废，新钱可以停铸，而民间日用器皿断不能少。无处买铜，率行毁钱以改造之，每钱千质重七斤，制为铜器，加工资可易三百文一斤，是千钱而增至二千余。市侩逐利，罔忌王章，相习成风，销毁者不知几千万缗，而日愈不足矣”。
综上所述，咸丰同治年间宝黔局铸币必然有所减少，特别是同治朝，太平天国起义刚息，白旗军起义又起，至少同治朝初期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宝黔局铸币量必然大受影响，大幅下降。史料记载，同治四年, 贵州宝黔局铸钱67329900文，大定宝黔局铸钱22443300文（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但一直以来传世同治宝黔局钱币实物一直未见，因此众多学者认为同治背满文“宝黔”钱，并未铸行（日本收藏家平岛春水先生也曾专门发文讨论过同治宝黔局小平钱）。
从相关资料及实物上均可以推断同治宝黔局小平确实铸造过，但是可能由于上述多项客观及主观的原因，铸造量有限，销毁严重，存世量稀少，目前所见实物及图片一共不超过10枚。
谨以此文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同好加入贵州本土钱币研究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