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之谜已揭开》的造假游戏（上）（转）

一、关于《“北宋官窑”之谜已揭开》的“特大喜讯”


家里没有电视，我也一向很少看印的象传单似的地方小报，故近年来对于高古陶瓷学术方面的新发现、新成就而言，我知之甚少，也很少有条件去关心，说孤陋寡闻是一点都不为之过。加之现在丧失了基本道德与专业品质但勇气可佳的伪专家教授不少，我也懒得看他们上窜下跳的幽默表演。所以，当《郑州晚报》发布特大喜讯，以《“北宋官窑”之谜已揭开》为显赫标题，称“在汝州张公巷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闭幕式上，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王莉英女士宣布，经过专家讨论，大多数专家认为，新发掘的汝州张公巷窑址就是寻找多年的北宋官窑”，且“中国古陶瓷学会拟据此申报汝州张公巷考古发现为今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如此令人振奋的考古成果，我这个心系北宋官瓷的爱好者竟然毫不知晓，想来怎不让我汗颜，这实有负自己的志趣。确确实实，“北宋官窑”窑址，绝对称得上是中外陶瓷考古专家苦心寻找不已的千古之谜，若是真如《郑州晚报》所言，“北宋官窑”之谜被这帮善于讨论，并懂得少数服从多数，也即深具民主思想的专家们揭开，已不独是震惊中外的重大考古发现，也实是一件对中华民族伟大文明至为光荣和骄傲的奉献，可谓功德无量。


说来也真是惭愧，得知这一震惊中外的重大考古发现，竟是今年五月底在香港举办的陶瓷艺术展览会上，此距《郑州晚报》特大喜讯的发布，已有四年之遥。告我这一特大喜讯的是我一向敬重的汝瓷专家朱文立大师，一听找到了北宋官窑遗址，我起初甚为激动，但听说汝州张公巷窑址就是他们发现的北宋官窑的窑址时，就兴味索然了。北宋官窑，是为宋徽宗引入汝瓷制作精华，在京师开封亲自创立和亲自实践的窑口，是为徽宗帝的玩赏事物，包括瓷器的造型，主要作品也完全依照徽宗的审美意趣，仿三代青铜器和玉器器型而造，高古典雅，为社稷神器，非一般日常用品，当然也是一般窑口不敢仿造的，堪称独一无二，各种历史典籍对此自不乏记载。这等帝王的私属玩物，怎么会在距当时京师开封200公里之遥的汝州发现其窑址呢？尤其是朱文立大师言，这个千古之秘的揭开，是汝州市政府专门邀请中外专家教授去考察和论证形成的结论，我更不以为然了。地方政府热情突发，邀请几个帮闲文人去论证考古发现，并仓惶做出结论，基本上是为了地方利益，少不了有炒作之嫌，好像与学术无关，至多给我一个戏说和娱乐的感觉，我无法当真，因此对朱文立大师所言的特大喜讯，如过眼烟云，很快就忘记了。


展会结束后，针对朱文立大师展出的他个人认为是北宋官瓷的作品，以及他印发的宣传材料称张公巷窑即北宋官窑，我写了篇商榷性的小文，对汝瓷即是北宋官瓷提出了自己个人的批评。至于朱文立大师所云发现“北宋官窑”窑址之秘的骇人听闻之说，因确实不了解当时研讨会的规模和出席人员，也没有看到媒体的报道，我认为纯属是地方政府与帮闲文人演的一场喜剧，荒谬之极，也从未把它当回事。然而，前几日我的一个朋友来访，谈起开封的北宋官瓷，朋友颇有感慨，言现在真是个光荣时代，什么都可以重造。他告诉我，京珠高速公路许昌段，赫然立有醒目标示牌，可能已有数年之久，指名“北宋官窑”已改在平顶山辖内，现已不属于历史古籍中记载的开封了，应下路奔汝州。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想到了朱文立大师在展会上对我所言，即汝州政府邀请帮闲文人搞的“特大喜讯”，虽我当时认为这“特大喜讯”纯属儿戏，无须挂心，但我万没想到，人家汝州政府却真的把重造的历史当真了，也不怕为天下笑，竟然就这样毫无顾忌地将汝州张公巷窑口遗址真的当成了北宋官窑。此刻念来，如此弄假当真的把戏，岂不是欺世盗名吗？而这等虚拟、夸张和自欺，把本不属于自己的历史篡改成自己的，还有意误导社会并脸不红耳不热地昭示天下，也太会作秀了吧。我就此问题询问了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的几位大师，他们对我竟不知道汝州那场确立张公巷窑口为北宋官窑遗址的民主研讨会感到奇怪，说《郑州晚报》早发造假喜讯了，这可是一件轰动国内外学术界的大事，新华社当时也为之发了消息，并为我找来了一些当时“特大喜讯”的相关资料。翻动这些传单式的空洞文字，不读则已，一读真令我感到震惊，朱文立大师说的不错，这研讨会远非我理解的那样，是几个帮闲文人协助地方政府搞的恶作剧，的的确确是一件中国学术界顶级专家教授参与的考古巅峰论坛和重大的文化事件，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震惊之余，我也深感荒诞，真不知道是自己吃错了药还是那帮专家教授当时被人打错了针，反正从研究所出来，我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恍若梦境，这些我信赖和尊敬的学术大师，真的就是这样玩的吗？我唯感荒谬和怪异。

二、关于汝州张公巷考古新发现专家“民主”研讨会



     汝州张公巷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与会者绝非地方政府雇佣的一帮沽名钓誉的帮闲文人或尔虞我诈的学术骗子，恰恰相反，其出席者阵容之整齐，名望之隆盛，堪称是中外古陶瓷界著名专家教授的一次群英聚会。资料显示，参加这次盛会的专家教授共48人，再加上相关的政府领导，多达50余人，其中包括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汪庆正；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公巷窑址考古发掘队队长郭木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大树；郑州大学物理系副教授赵维娟；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伊藤郁太郎等英、法、韩几位国外专家，以及一些著名大学教授和政府相关领导。按道理说，这个或为国家最高学术团体的带头人及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或是专业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出席的研讨会，应该是一次垂范古陶瓷界的学术盛会，尊重事实和坚持维护真正的事实。但让我至今也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如此英才济济学术研讨会，在客观事实和客观证据面前，这些专家教授们大多象被人下了药一样，竟然无视学术的严肃、严谨和科学、客观，无视学术的基本规则和法度，他们随顺地方政府的热情远远大于追求真理的勇气，毫无愧色地置客观事实和客观证据于不顾，好大喜功或正儿八经地把汝瓷论证成北宋官瓷，以祈不负地主的邀请。这反常的表演真让我好生奇怪，不知所以然。而更为奇特和想象不到的是，他们在无法自圆其说地驳到少数反对者所持论据的情况下，大家犹如赌场上玩大小点碰运气的精明赌侠，情急之余，在这个学术研讨会上，竟天才地发明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所谓的“学术民主”的游戏，竭尽全力去维护研讨会的既定方针，直到大局已定，遂争先恐后地在地方政府官员引领下，背着会议礼品，热热闹闹从汝州移师郑州，按事先早已安排好的程序，立马将研讨会搞成他们皆大欢喜的嘉年华，最后趁着酒酣耳热，当然也凭着他们人多势众，完全无视学术的尊严，如同群殴，以人数的多少来决定胜负，来决定张公巷窑遗址是否是北宋官窑，并不容分辩地、亟不可待地向媒体和外界宣布他们已圆满破解了千古之谜的惊世发现：即汝州张公巷窑址就是寻找多年的北宋官窑，且由此在媒体上言之凿凿。

      详细查看了这个举世罕有的考古研讨会的详细资料，我在惊诧之余，也深为这个“特大喜讯”的研讨成果感到可笑，这个极具发明创造的所谓的“惊世发现”，说白了不过是借公正严肃的学术研讨会之名，配合地方政府玩的一场闹剧而已，是一场群体玩弄、恶搞和侮辱北宋官瓷的演出。玩到谢幕，回避基本事实，见机行事的表演理所当然地成了终极成果，而为了捍卫他们的“惊世发现”，反对者所掌握的事实和论据自然要被他们机智地取缔和掩盖。让我由衷佩服的是，他们熟练运用“民主”的形式去达到目的，并对这种被冠以“学术研讨”且是用集体智慧所创成果的得意获取，真是彰显了专家教授们的高度心智！其不独可因“民主”缘由无须个人负责地共享果实和荣誉，还能拥有冠冕堂皇的民主形象，一举双得，绝对大师手段，这也真让我大长见识和大开眼界了。不过，话说回来，对于这出闹剧，我相信少有一点理智的人都会看明白，在客观事实和客观论据面前，而且还在考古发掘课题没有进行完之前，便以“少数服从多数”这一荒诞的理论去盖棺定论，这么急功近利，真是一个理性的考古研讨会的作为吗？真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而不是受其他利益驱动吗？答案是明摆着的事，最起码，他们如此匆忙，不乏急于邀功请赏之嫌吧！而这样的研讨成果究竟是纯粹的学术上的胜利还是世俗利益的胜利，我相信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当然，事已至此，我已不指望他们怎么诚实，只希望他们不要再一味地侮辱别人和侮辱他们自己的智商了，就是说谎，技术含量也应该高一些，起码要圆融一些，面子上都能过的去。

      不过想来这也实在够逗乐的，窑址发掘尚未结束，烧造年代还没有定论，还有待继续考证，且更没有发现可以肯定的北宋官窑证据，这些最根本的考古事物还未确定和破解，便仅凭猜测就开始做文章了，这难道不是玩笑吗？在这个毫无事实根基的学术研讨会上，或许也只能这样了，既然专家教授们不能以客观证据来求证真理，那也只好靠类似选拔并依据选票多少来确定当选的真理了，否则怎样向盛情难却的地主交代呢？但话说回来，若这个结果对学术来说是科学的，那么，以后何用再开什么学术研讨会，通知大家直接投票表决罢了，这样既节省了费用，又提高了效率，何乐而不为呢？然而，可能会令他们感到遗憾的是，汝州张公巷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能成为今后研讨会榜样的机会很渺茫，哪怕是他们发誓要起到不说假话光说胡话的模范带头作用，想必也忽悠不住人了。反正我一向认为，纵然民谚说的“真理有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之言还不尽非常科学，但一大群在山下摇唇鼓舌者，也绝比不上一个登临峰顶、呼吸鲜美空气的攀登者，尤其在学术领域，一个真理，胜过无数谬论。所以，“少”也并不见得劣于“多”，谁敢否认，一个朱文立大师，胜不过一群庸庸碌碌的工匠？

     其实，对汝州张公巷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的“惊世发现”，并非只我一人提出异议，感到荒谬的大有人在。且不说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张同山、陈忠义大师，以及东京官窑张洁光等开封诸多烧制北宋官瓷的大师们，曾多次就这一 “民主”研讨会制造的“特大造假喜讯”向有关媒体和部门提出抗议，我看到当时学术界也异议鼎沸。中国文物鉴定家裴光辉先生公开发表声明说：“我认为现在将张公巷古窑址定为北宋官窑未免过于匆忙。一、从张公巷古窑址出土的瓷器残件及拼合件看，并未发现有与故宫等处所藏传世宋代官窑器相一致的器物。二、至今还不能排除将来在开封发现北宋官窑窑址的可能。而汴京（开封）乃古代文献所指认的北宋官窑所在地。三、张公巷古窑址的年代尚须进一步确定。目前还没有发现能确切证明窑址为北宋的物证”。河南洛阳博物馆的池平先生，在其《为什么说张公巷窑并非北宋官窑》一文中，对媒体报道的张公巷考古研讨会的“惊世发现”，也完全持反对意见，他明确指出：“这一震惊中外的考古研讨会在中外造成的恶劣影响，笔者认为在十年内都无法消除，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古陶瓷的考古水平和鉴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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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窑”之谜已揭开》的造假游戏（中）
三、汝州张公巷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专家的发言


      汝瓷专家朱文立大师的“中国朱氏汝瓷有限公司”网页，专门制作有这次“民主”研讨会专家发言的栏目文章，名曰“专家学者谈张公巷窑”，以佐证张公巷窑遗址就是北宋官窑。现全部转载于此，让我们看看这个所谓的“惊世发现”是怎样成就的吧，而这样沽名钓誉地认定张公巷窑就是北宋官窑，其研讨会究竟荒诞到何等程度？以此来重建历史，与其说揭开了“北宋官窑”窑址的“千古之谜”，不如说这是一场关于北宋官瓷历史随心所欲的篡改更为恰当！（另有几条发言载自其他网页，未注明出处的均转自朱文立大师的网页。）

郭木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公巷窑址考古发掘队队长):

          “首先，在张公巷窑址首次发掘出土较多的窑具、丰富的素烧坯残片及有别于汝窑的青瓷器，丰富了中国古代青瓷的文化内涵。其次，这次发掘获得古钱币330枚，除2枚金代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宝”出现在4号坑第五文化层和第四A层下与地层年代接近外，其余328枚皆偏早于地层的年代。张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显然承继了汝窑风格。从地层堆积情况看，元代时的张公巷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生活区，在此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综合上述几点，我认为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第三，张公巷窑的烧造工艺来源于宝丰清凉寺的汝窑。同时，我们也不排除张公巷窑是金代或元代仿汝窑的可能性。

          张公巷窑烧制的产品制作讲究，质量上乘，显然不是一般的民间用瓷，它的性质是官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新民介绍：（中华汝瓷网）

“３号探坑是２００４年２月开始发掘的，该探坑面积约６０平方米、深约３米，共分８个文化层，共发掘出瓷片、匣钵、火照等器物３００余件。在４号探坑还发现了过滤池，”孙新民说这意味着探坑距离窑炉已经不远。

赵维娟(郑州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我们通过对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的瓷片与宝丰清凉寺出土的瓷片的化学成分进行测试发现，张公巷瓷片胎质含氧化铝比清凉寺的高，氧化钙的含量相近，氧化铁张公巷的含量比清凉寺的低。用模糊聚类分析可以看到张公巷瓷片和清凉寺瓷片中胎质成分不一样，说明当时做胎用的原料不可能到太远的地方去运，是就近采用。通过对釉样品的测试比较，张公巷出土瓷片中氧化硅的含量高于清凉寺的,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呈玻璃状。两者的含铁量大致相同，釉中清凉寺的氧化钙高于张公巷的。清凉寺瓷片中的氧化锰的含量高于张公巷的，因锰和铁都是重要的着色素，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色稍淡了一些。综合以上分析，清凉寺汝官窑和张公巷窑的瓷釉配方关系是相承的；清凉寺与张公巷两处烧瓷用胎原料产地不同；两者间釉的产地和配方不完全相同，张公巷的瓷比清凉寺的瓷更好。”

王莉英(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看了张公巷发掘出土的东西让我学到了很多，让我对张公巷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张公巷从唐代开始，历经宋、金、元、明、清，烧造历史长。唐代应为民窑性质，到了北宋末烧造的品种单一，瓷片完全是单一的青色釉。到了金、元文化层又有民窑的东西，还兼有北宋的青釉瓷器。对于出土的北宋灰坑，让我感到十分惊讶，里边瓷片这么单一,说明这个时期不是民窑，是一个专门烧制御用青瓷的窑。我认为张公巷窑在北宋末期，是官窑性质。到金元时这品种还没完全消失。我想今后还会发掘出大量的实物资料。张公巷虽取得重大成果，能达成共识的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窑址，对研究北宋官窑是非常重要的。我呼吁要下大力气来保护好张公巷这个窑址”。

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说：（新华网）

         “文献记载“官窑，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张公巷青釉瓷本身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显然承继了汝窑风格，从中获得的大量瓷器标本，的确有色好者与汝窑接近的情况，但因为窑炉没有发现，现在说它就是北宋官窑还为时过早。”

李知宴(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张公巷窑址有王者气派，在宋代普通百姓是不可能使用这种瓷器的。宋徽宗很有文化修养，烧造的瓷器也符合其审美情趣。张公巷窑址的发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其瓷烧成好、明亮、玻璃质感强，开片与汝窑不一样，像冰状一片压一片，有与南宋官窑相承的地方。在瓷片堆积方式上是一堆一堆的，与其他官窑堆积方式一样，皇宫不允许官瓷向民间流传。张公巷出土文物的艺术风格和品位只有在北宋这样的时代才能生产出来，不可能是金代的东西。即便不是北宋官窑它也是河南地区艺术品位较高的窑，还要进一步发掘。

伊藤郁太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

                 “2001年我第一次到汝州看到张公巷窑址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看了出土的碎片，很希望能进一步发掘。我为今天终于看到发掘而感到非常高兴。围绕张公巷最主要的是年代问题，通过看其造型、釉胎，进行成分分析,得出的结论不是随便简单地说是官窑的东西。在年代确定上有两条，一是传承问题，从清凉寺到张公巷再到南宋官窑，有其传承的关系。二是使用者的问题，其产地、场地不一样，从瓷片器型上看,作为官窑它能代表皇帝的审美品位，反映了新一代皇帝的审美观点，从釉色、胎土、造型气势上和徽宗皇帝审美品位是合拍的。2001年我看到时，就推断至少是金代以前的。如果说是官窑，只有北宋才有，不可能是金官窑，金皇帝没这个品位。张公巷是北宋官窑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肯定的。”

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从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造型看，特别是折腰碗等继承了晚唐的风格，特别追求形式美，在当时是风行的，我判断应是北宋的，具有唐、宋窑的特征。要进一步弄清北宋官窑，找到完整的器物还要进一步发掘，进一步确定其年代。

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耿宝昌：（新华网）

是宋代没问题，但是汝窑还是官窑这两个定义上，还需要研究研究再说。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新华网）

         “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北宋官窑。历史上有两个北宋官窑，但是在那个地方不知道，有人说汝窑就是北宋官窑，长期以来国外也有这个说法，但是，找不到你就把汝窑拉过来这不行。张公巷发现以后，很可能是北宋官窑。”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根据考古的文化层我认为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应为金元时期，尽管我站出来反对定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感到孤立，根据有关文献考证，我还是要坚持是金元时期的窑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青云：（大河网）

         “我认为张公巷窑的时代是金代，它的性质是地方官府办的一处窑场。根据我的判断55号灰坑出土的铜钱和出土的器形，应该是典型金代东西。其中有一样最典型的器物叫白釉柱子，这个白釉柱子造型器身修长，施化妆土上半截釉下边是高喇叭状的全足，应该是金代典型的东西。”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汪庆正在研讨会总结发言中指出：

          “就张公巷窑考古新发现发言的有１７位专家，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发掘对青瓷发展是一个重大突破，就其时代而言，该窑址属于北宋末年。多数专家认为，张公巷窑是在宝丰清凉寺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张公巷窑出土的瓷片有比较明显的鱼鳞纹。发言的１７位专家中有１０位肯定地认为，张公巷窑就是北宋官窑，有５位认为需要进一步发掘印证，有２位认为不一定是北宋官窑。”

《“北宋官窑”之谜已揭开》的造假游戏（下）
四、张公巷窑址绝非北宋官窑

        历史虽然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重建和造假，可以用恶搞和侮辱的行为来佐证他们对学术的理解，但假的终究是假的，并不会因为一帮为地方政府驱使的专家教授的鼓噪而永远成为真的。对于这个迟早都要成为考古界超级笑话的、号称有着“惊世发现”的考古研讨会，唯一让人感到一点欣慰的是，此好大喜功的研讨会好在这只是一个搞笑学术界的娱乐，它还不能如三鹿奶粉一样，让国人一辈子生活在痛苦之中。不过，出于对历史的敬畏和尊重，出于自己对学术的良知，我不能对这个荒谬绝伦的研讨会和其发布的“特大造假喜讯”保持默许，因为许多不正义和不公正的事物的得逞，就是在于大家太过于袖手旁观了。纵然作为一个北宋官瓷爱好者的我微不足道且力卑势微，但我还是要对这个“惊世发现”的“学术”成果说“不”！张公巷窑址绝非北宋官窑！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公巷窑址考古发掘队队长郭木森先生已明言，这次张公巷考古发掘，获得古钱币330枚，除2枚金代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宝”出现在4号坑第五文化层和第四A层下与地层年代接近外，其余328枚皆偏早于地层的年代。对照这一发掘事实，按图索骥地查证史料，我发现与地层年代接近的金海陵王“正隆元宝”，系金灭北宋后于1156发行的钱币。而根据历史记载，北宋灭亡后北宋官窑已不复存在，如果说此窑口是北宋官窑，那我也只能认为是金代或金代之后的“北宋官窑”，与宋徽宗“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北宋官窑绝对是两码事。故，如尊重这一发掘事实，专家教授们应该认定汝州张公巷口为金代或元代的、也即他们超越历史自己发明的“后北宋官窑”或“伪北宋官窑”，非中国陶瓷史上记载的“京师自置”的北宋官窑。
         2、据多种史料记载和馆藏实物印证，北宋官瓷釉色有粉青、月下白、油灰和炒米黄等多种，尤以粉青为上，且釉面浑厚滋润，纯净莹澈，素有肥若膏脂的美誉，上手尤感光润，抚之如缎似玉，这不独是北宋官瓷配釉所用的原料十分讲究，其辅佐的玉石、翡翠、玛瑙等辅料也极尽精选，毫不吝惜。另一方面，至为重要的是，北宋官瓷在配料中，专门用一种“时令”原料，取代通常配釉中必不可少的草木灰，以完成釉料的最后配制。而这种独特的“时令”原料，可使烧成的官瓷作品光芒朴和，攥之仿佛出油，光滑无比，真如抚摸婴孩柔润的肌肤一样，极富一种把玩的美感和享受。史籍所言“过了十月不烧窑”，也非故弄玄虚，实乃过了农历十月后，便无这种名曰“令”的事物了，因而无法再烧了。而张公巷窑口发掘的瓷片，釉色分为卵青、豆青、灰青、和天青，与北宋官瓷的釉色颇有差别，且瓷片如李知宴大师考证的，釉色明亮、玻璃质感强，也即通常人们所说的，琉璃贼光，恍人眼目。以此而论，张公巷窑口所发掘的瓷片，不但找不到一片如北宋官瓷的粉青色瓷片，而且还贼光四射，明显地区别北宋官瓷温润如玉的朴和亚光，这怎么可能是北宋官窑的作品呢？故而张公巷窑口绝非北宋官窑。

       3、北宋官瓷所选瓷土含铁量极高，经过气氛还原烧制后，其胎骨颜色呈黑紫色。因器口施釉较薄，经由烈焰烧制后，口沿微露黑紫，是为“紫口”；而足底不施釉露胎处，经过烧制气氛还原后，裸露胎体呈铁黑色或黑红色，被称为“铁足”。此“紫口铁足”，乃北宋官窑瓷器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为世所公认。而张公巷窑发掘的瓷片，胎质全为单一的灰白胎，较清凉寺汝窑还白，哪怕把瓷烧化、把窑烧烂，也根本不可能烧出北宋官瓷“紫口铁足”的特征。因此，就是把张公巷窑忽悠成仿北宋官窑也不乏漏洞，骗不了行家，更遑论把张公巷窑当成北宋官窑了，岂不贻笑大方？

        4、前文已述，北宋官窑的作品造型，主要是仿三代青铜器和古玉器造型，多为礼器，作品古朴庄重，尊贵典雅，基本体现了皇室宫廷的特色和风范。主要有瓶、尊、洗、鼎、炉、觚、彝等不落俗套的款式，日常生活的陶瓷用具器型很少，这当然和徽宗帝的身份地位及审美追求息息相关。终究，为徽宗艺术实践服务的这个“自置”的窑口，所烧作品怎么会与民间窑口没有区别呢?而张公巷窑作品的造型，因非徽宗窑口，故无须追求这样的艺术高度，其发掘出土的瓷片，共复原44件器物，不乏常见的日常用品。但尤令专家教授倍感遗憾的是，这么一大堆少皮没毛的复原器物，其造型却实在是不争气，无论是釉色还是器型，竟没有一件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所藏传世北宋官窑作品相一致的，反倒是不乏汝瓷的代表器型，如四方盘、花口大盘、盘口瓶等，这实在让他们感到气馁。否则的话，哪怕是只有一件相应，就足可施展他们非凡的才智，真正用实物而非猜测去确立他们的“惊世发现”。然而，终究是遗憾啊，直至今日张公巷窑仍未发现一个近似北宋官瓷的实物证据，发掘出的反倒尽是与汝瓷相近、与北宋官窑作品相去甚远的东西，还论证什么？釉不相同，型不一样，让人一眼都可辨明，却偏要通过猜测和想象搞“揭秘”，说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玩去吧！

       5、清乾隆帝论及北宋官瓷，曾赋诗道：“色自粉青泯火气，纹如鳝血裂冰肤”，概括总结了北宋官瓷外观的典型特征，将北宋官瓷朴和如玉，器物通体鳝血纹开片并串附莹莹冰裂纹片的特点形象地描绘出来。其实，这一特征完全是北宋官瓷独特的制作工艺成就的。北宋官瓷厚重，大气，无什么装饰，全赖釉色之美撼人心魄，绝非汝瓷作品那样几近露出胎骨的薄釉薄胎。其制作之始，便特别注重本身的釉色之美，并为追求釉层凝厚如玉的质感 北宋官瓷不但在诸多名窑的施釉技法上加以吸收和改造，还专门创制调配出其几乎不怎么沉淀的釉浆，以服务于胎体的多次施釉。毫不夸张地说，北宋官瓷的调釉及施釉工艺实乃绝响天下，作品釉层厚度基本都大于坯体的厚度，是为其它瓷种所望尘莫及的。可以想见，那种肥釉坚胎，质朴玉润的美感，绝对是高贵典雅之极。也正因为这等沾黏度极强的釉浆和多次施釉工艺，北宋官瓷经不同程度的还原焰烧制后，釉面和胎体在不同膨胀系数的作用下，自然而然开出大块由红玛瑙呈色的“鳝血”裂纹，亦即学术界盛赞的“龟背片”，并因瓷釉的异常厚重，随着这纵横交织的“龟背”纹片的开放，又逐渐破裂出层层叠错的细密的小冰片，形成了北宋官瓷独特的“鳝血冰肤”。而张公巷发掘出土的瓷片，则深具汝瓷特色，胎骨坚挺，釉薄质轻，鱼鳞纹细碎开片，实无一片如北宋官瓷大块龟背纹呈现的“鳝血冰肤”。面对这样的考古情形，我也真不明白，为何不顾北宋官瓷的典型特征，非要认定明明是汝瓷的张公巷窑为北宋官窑，难道就是为了给人们留下笑柄吗？

       似乎已无须再论述下去了，这是多明的灯啊！只要眼不失明，谁看不到啊，考古发掘还没进行完，除了挖出两枚令人目瞪口呆的金代钱币，还没能找到一点北宋官瓷的实物证据，就急于推翻历史，就急于玩什么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的“揭秘”游戏，太可笑了吧！难道非要指鹿为马把北宋官窑变成张公巷窑才能满足意淫？不如干脆象某些故弄玄虚的砖家那样，以标新立异来显示自己非同凡响的学问，直接宣布中国历史上所有关于北宋官窑的记述都是痴呆症病人杜撰的，应该作废，中国历史上只有四大名窑，而非五大名窑，根本没有北宋官窑好了，省的留下捂不住的破绽为天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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