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赵顼于元丰年间(1078至1085)铸造了元丰通宝。有小平、折二铜钱及铁钱，书体有隶、行、篆三种书体，面文旋读。元丰通宝铸行八年，版别非常复杂，仅各式对钱就达百种以上，是北宋铸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品种。
本文介绍的“元丰當五”铜钱属于首见品种，目前仍为孤品，可以填补史料空白。
(图一) 直径30毫米 重6.2克
北宋王朝自建立初期，内庭就有贮钱的习惯。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特意在皇宫里修建“藩库”，贮钱为收复幽云十六州做准备，并规定专款专用。后世皇帝也是竭尽所能的为“藩库”添砖加瓦，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北宋皇家“藩库”铜钱堆满了整整20多间库房。串钱的麻绳腐朽后，铜钱散落一地，根本无法查清具体数额。宋神宗曾得意的对大臣吕陶说：“现钱大半入宫，市井少有传用。”皇室的这种做法很快引起民间效仿，有钱人家都喜欢将现钱入藏，作为“镇宅”之用，累世不动，故而流传至今颇多，施工屡有出土。
宋神宗即位初期，宋朝立国时制定的制度开始暴露出诸多弊端，经济衰退，边境上辽和西夏又虎视眈眈。神宗皇帝面对江河日下的局面，召集朝臣商讨解决办法。
首先是三冗问题：
冗官：北宋的政府机构臃肿，一个官员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担虚职吃空饷的官员暴涨。
冗兵：为了防止五代以来的军阀割据，抵御北方民族南侵，北宋朝廷不断招募流民为军，形成庞大的军事体系。人员虽多，但战斗力低下，造成严重的冗兵问题。
冗费：由于冗官、冗兵导致朝廷财政支出超支，出现巨额亏损，与此同时富豪、贵族兼并隐瞒土地实情，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朝廷的财政危机。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导致积贫局面出现。
赵匡胤自黄桥兵变上台后，吸取中唐以后武将拥兵、藩镇割据的教训，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领兵作战的武将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利，军队指挥效率和军队战斗力大幅降低，这使得宋军在与辽、西夏的战斗中连年战败形成积弱的局面。“三冗、二积”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革新除弊逐渐成为朝野共识。
宋神宗在东宫读书时，就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待读到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后，与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一拍即合。神宗甫一即位，便于熙宁元年（1068）四月诏王安石进京议事，商讨变法改革。熙宁二年（1069）二月，任命王安石负责变法事宜，史称“熙宁变法”。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宗旨是发展生产，富国强军。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然而由于用人不力，执行偏差等原因，出现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朝中一些保守派名臣（司马光、苏辙、苏轼、欧阳修等）也纷纷反对，最终导致新法无法实施下去。
宋神宗以前，铜钱铸量不大，社会上流通的铜钱比较少。老百姓无钱可用，甚至以物易物。宋神宗为了缓解钱荒，大量地铸行钱币，即便如此，也没有改善百姓无钱可用的状况。有鉴于此，宰相王安石费尽心思推出了一项重大的货币改革，铸行“熙宁重宝”折二铜钱，将以前铸造的铜钱币值由一文提高到二文。货币改革措施颁布以后，在流通宋钱的辽、金、西夏等政权并没有引起非议，倒是北宋的皇族和官僚阶层进行了激烈的抵制。
然而数十年后，“折二钱”却成了社会不可或缺的币值，以至于后来折三、折五、折十钱也纷纷出现。宋神宗的货币改革为北宋朝廷度过钱荒，为后世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事实上，从北宋仁宗开始，在和辽、金、西夏的长期战争中，费用浩繁。“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在军旅，一在冗食。”迫使北宋朝廷开始把货币政策部分地纳入到解决财政困难的轨道上，通过增加铸币和实行铸币贬值的政策来增加国家财力。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铸行“庆历重宝”楷书大铜钱，初铸时为当十文使用，未久，旋及贬值，做折二钱行用，还曾铸行过“庆历直十”大铜钱。皇祐元年（1049），铸行“皇祐元宝”折二楷书铜钱。至和年间（1054---1056），铸有“至和重宝”折二、折三楷书大铜钱。嘉祐年间（1056---1063），铸行有“嘉祐重宝”铜钱。在这几种铜钱中，除“庆历重宝”传世尚多外，“至和重宝”偶有出土，其余几种传世罕见。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铸行有“熙宁元宝”楷书折二、折三铜钱。熙宁四年（1071），铸行“熙宁重宝”楷、篆二体折二对钱。宋神宗时期，北宋朝廷视铸币为增加财政收入的一条途径，大规模铸造铜钱和铁钱，扩大流通区域。铸币量的增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税收中直接征收货币的数量增加，使得民间对货币的需求也骤然增加，所以人们对“钱荒”的感受特别强烈。
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二人关系日行渐远，后来司马光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撰史书《资治通鉴》 ，宋神宗以颍邸旧书2400卷赐予司马光，并为《资治通鉴》作序，力促著书早成。
熙宁六年（1073），在王安石的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二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局。同年大旱，司马光上奏《应诏言朝廷阙先状》，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变法导致底层民众赋税较重，有的地方为了逃避供养军队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多起自残事件，甚至发生了东明县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到王安石府邸闹事的丑闻。这让变法最大支持者宋神宗的思想开始发生动摇。
大文豪苏轼被贬外放时曾写过一首《吟桧》的诗，其中有这样二句：“根到九泉无处曲，世间惟有蛰龙知。”被新党人举报，说苏轼诽谤朝廷，诽谤新法。即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拘至京下狱。多亏宋神宗手下留情，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仕途不如意的苏轼寄情山水，正式蜕变为“诗神”苏东坡、吃货苏东坡、人见人爱的苏东坡，他遭贬时走遍名山大川，几乎囊括了北宋的大半个疆域。他被贬岭南惠州时，写下了一首《惠州一绝》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因此岭南荔枝一时名闻天下。当时老百姓都不愿意吃的猪肉，狗狗的最爱的羊脊骨，海南的牡蛎都成了东坡嘴中的饕餮盛宴。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借爱子病逝，辞相位。求退金陵，潜心学问。王安石文学造诣深厚，其诗“学杜得其廋硬”，与苏轼并称“唐宋八大家”之列。说到王安石也有桩关于吃的乐事：王安石在与妻子举行婚礼的当天，传来了他高中状元的消息，喜上加喜，心里美的不行，吩咐厨娘做拿手菜招待亲朋，其中有一道喜肉，是王安石亲自指挥坐镇烹制的，不但味道好吃，而且每块肉上均刻有二个喜字，以示双喜临门，“囍”字从此诞生。
王安石的罢相，是宋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权臣和皇族的支持。但他希望通过变法改革的目标却没有改变。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的铸币目前所知还有“元丰重宝”、“元丰當十”、“元丰當五”等试铸样钱，但由于多种原因，没有批量铸制行用。
北宋前期的官僚体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宰相（掌政），枢密使（掌军），三司使(掌财)。铸币的发行事务归三司史掌管，其中铸钱和开矿、坑冶事务都是由三司旗下的盐铁司铁案掌管的。宋神宗元丰年间对官制进行了重大调整，三司使被裁撤了。铸钱事务归工部管辖，《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制·工部》载：“工部掌天下城郭，------钱币、山泽------之政------籍坑冶岁人之数，若改用钱宝，先制模具，进御请书”，又记：“工部尚书若诸监鼓铸钱宝，按年额而课其数，因其登耗以诏赏罚”。
（元丰元年十一月乙亥），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请---通远军威远镇钱监改铸铜钱，比之冶铁岁收净利14万余缗---诏---令本路转运司丰度以闻。其后，转运司所奏未至，而财用司复列十事来上，通远军威远镇改铸事，即其一也。乃从之。
（元丰二年二月戊辰），经制熙河路边防财永司言十事---通远军威远镇钱监改铸铜钱，罢凤翔府郿县创置钱监，七也。---并从之。
（元丰六年三月丙子），置徐州宝丰监，岁铸钱30万缗，八年废。
（元丰六年五月丁丑），广南西路转运司言：“宜、藤、融州产白锡、黑铅，可于梧州置铸钱监，以15万缗为额，所出息钱即乞还见欠内藏库及积欠上供钱70万缗，候还足，并封桩以应军须”。诏：“广西财利久苦窘乏，近岁军兴，尤觉不支，可依所奏”。
关于元丰年间铸造铜钱量史书多有记载，《中书备对》载：元丰初年鄂州宝泉监、睦州神泉监、舒州同安监每年铸造铜钱10万贯，衡州衡阳县熙宁监、江南西路兴国军大冶县富民监、河南府河清县阜民监、卫州黎阳监、华州钱监、陕州钱监、京兆府钱监、建州丰国监每年铸造铜钱20万贯，河东路绛州垣曲县钱监每年铸造铜钱26万贯，江州广宁监每年铸造铜钱34万贯，池州永丰监每年铸造铜钱44.5万贯，惠州归善县阜民监每年铸造铜钱70万贯，韶州永通监每年铸造铜钱80万贯。稍后又诏阜财监和永兴军每年铸造铜钱20万贯，永平监每年铸造铜钱61.5万贯。永通监和阜民监已上二州并应副买铜剩钱兑小钱20万贯，并更有剩钱并起，发上京内藏库纳。
元丰年间铸钱，数额巨大，名品辈出。小平铸币以隶书“元丰通宝”较为少见，据传面文为苏轼所书，故又称“东坡元丰”。陕西、四川等地铸行过大小铁钱，日本大量仿制过曲头元丰通宝，安南的“虎尾元丰”也是传世稀有。隶书“元丰通宝”小平铜钱，直径25．64mm，重4.5克。
（图二）
西安戎畋松藏有一枚“元丰通宝”背下“午”小平铜钱，直径23.9mm，重3.6克
（图三）
此枚铜钱据说出自陕西渭南宋坑窖藏***，数量有几百斤之多，但只捡出这一枚出谱品种。戎畋松认为，元丰元年（1078），岁在“戊午”，以阴阳五行论，主食神生财。午字极有可能表示纪年，也就是午马年。“元丰”年号为宋神宗钦定，寓意深长。是钱背午若能定为地支纪年，则可视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铸币。
2010年嘉德秋拍推出一枚篆书折二“元丰通宝”背“铜”铁母，直径31mm，重9克。
（图四）
是品早年出土于山西平陆一带，据考，背“铜”字极有可能是指河东路威胜军治所铜鞮（山西沁县）一带所铸。是时，河东路是为铜铁钱两用区，且以小铁钱为主，折二铁钱亦可参与流通。同时，秦凤路渭州（甘肃平凉）所辖华亭（甘肃华亭北）曾于元丰六年（1083）复置黄石河铸冶务开铸铜钱，其钱监东北有铜城山，此处是否铸过纪地钱，可作为资料留存待考。钱谱刊有元丰通宝背“铜”折二铁钱拓片，分行、篆两种书体，当为对钱存在。因传世稀少，较为珍惜。
据《陕西金融·钱币专辑》22期刊载：1989年，甘肃临潭县冶力关出土万余斤北宋铁钱，内有一枚行书背“铜”折二铁钱。1993年，陕西眉县城关发现大批北宋窖藏铁钱，数量约有4吨，内有一枚篆书背“铜”折二铁钱。观其风格形制，这种铁钱与永兴军路、秦凤路铸行的大铁钱稍有区别，也与四川所铸铁钱有别，初步认定元丰通宝背“铜”折二铁钱是河东路为解决军费开支，而临时铸造的军费钱。
传世尚有“元丰重宝”，传世2枚，大小不一。
（图五）
（图一---图五---图六）三种铸币均属呈样试铸币，数量稀少，传世罕见。另民间发现“元丰当十”，直径33mm，重不详，与元丰当五属同一性质。
（图六）
元丰当五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财政改革历史，见证了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见证了那些中华民族精神领袖的横空出世，位列古泉100名珍，实至名归，一睹芳容，我辈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