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宝苏局的呈样钱什么样子~

看了《苏州近代货币史》一书，感觉有个问题，今提出来请教各位老大，请赐教！该书所有的宽小平边钱均标注为“呈样钱”，我个人觉得不是很确切，请看我提供的图片。虽然，宝苏局的宽边小平钱我见得不多，但感觉作为“呈样钱”的寥寥无几，困惑中…

由此光绪倒推上去，可以想见的情况…

但由于这枚嘉庆的轮没有加工的痕迹，所以我不认为是“呈样钱”。

此帖如有不当处，请作者和觯量先生海涵！

复觯量先生：1、呈样钱就是为了“上呈”而特别制作的，不然何以用“呈样”的定语。从小可收集的（主要以宝苏嘉、道、同、光）呈样钱可以看出，任何可以认为“呈”的样钱，都是为呈样而呈样的，哪怕是没有真正送上去的。2、从下发的部颁光绪看，目前见过四种经过“制作”的（毛坯暂不论）。上送的“呈样”的制作方法和下发的“部颁”是一模一样的。3、认可先生：宽边钱确实存在其它特殊用途，但不认同就是“呈样”的。4、虽然历史和实际出入很大，但不可以统一用“呈样”名称。以上四点，是小可的陋见，请赐教！-对觯量先生楼上的不同意见，觯量先生已经解答的1、3部分，这里不多说了，见谅！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28 11:21:26编辑过]

引用第46楼苏丰阁于2011-07-08 18:26发表的  :
此钱叫法，一直陈在矛盾，个人观点不要跟在小鬼子后面叫了，他娘的小鬼子，常平什么时候铸造的，不是在康熙左右吗，我们的大阔边，大阔缘，在唐朝时候就有了，可它偏偏不叫开元版式，而偏偏要叫“常平式”现在就有不少人跟着后面叫洋屁，大力反对，立即纠正，回头是岸，应该叫，大阔边，大阔缘，小阔边，小阔缘。

这么久的帖子翻出来，惭愧的很！
老顾是宝苏局大师级的研究者，谢谢赐教，但我的意见是：
常平式的定名是小日本在先看见朝鲜版“常平通宝”，后看见宝苏局（或者其它局）宽缘而起的名称，这个取名法出发点很科学，因为从哲学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角度出发，常平通宝是普遍的，而宝苏局的宽缘年号钱是特殊的，特殊性是寓于普遍性之中的。因而沿用这个叫法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的色彩或者是民族狭隘主义的色彩成分，纯粹的一种学术名称而已。
我到是想请教那些整天要“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朋友们，你们使用的家用电器、照相机等等、等等有没有日本产的啊~日立、松下、夏普、三菱或者佳能、理光、尼康。。。甚至尼桑、本田、铃木。。。那一款不是日本产的？！
我在这里可以自信地告诉你：我除了一款家用数码相机是尼康（因为蔡司太贵了）的，其它没有一样日本产的东西！
请问：你能做到吗？

我可以郑重的告诉大家——我教育孩子对日本的看法是：
日本由于其资源匮乏，一直觊觎我中华大地！
日本人一日不灭，其亡我中华之心一日不死！
日本乃是我中华民族之永远大敌！
日本是盘踞在我华夏民族东大门口一匹白眼饿狼！

顾兄，我不想和你论短长，讲政治，但是对一个学术名称的定名尤其形成原因是要讲清楚的。
你说的唐开元大宽边、天启是个例，属于矛盾的特殊性，不能用来作为定名的依据，这是普遍常识。
至于为什么不使用“咸平式”的名称，是因为咸平元宝文字和制式不同于常平通宝，是宋代铸钱里的特殊性，也不合适用来定名。所以日本人的“常平式”定名是很科学的-一个学术名称的特殊性是寓于普遍性之中的，这是哲学常识。你老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对哲学上的这种共性和个性应该很明白的，怎么会如此抬杠呢？
“支那”和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英语中的China以及法语中的Chine等皆起源于梵语Ci^na—stha^ na之说，也已为学界公认。
支那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后，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在震惊之余大为陶醉。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色彩。

在一段时期内，“支那”是对中国汉人的尊敬。“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不过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是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日本人不称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那时中国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暗中支援中国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政府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当时很多中国的革命家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自己，亦说明那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但没有贬义，反而含有对中国汉人的尊敬。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国话称为“大清语”，对中国的汉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正式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由此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支那“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