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通宝背四手”钱与云南明末“废贝行钱”关系考
(同篇内容文章已发表于《中国收藏》2022年第8期 钱币专辑六十六期，主题：《稀有“崇祯四手”展露云南货币史变迁》，严禁私自转载）
在云南货币史上，明代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云南改变了近2000年的海贝货币使用习惯，以铜钱取而代之。在这个过渡阶段，出现了一个云南特有的钱币品种 —— 崇祯通宝背穿上“四”左“手”钱。作为实物资料，“崇祯四手”钱（下文简称）真实的记录了明末云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变迁，客观的见证了“废贝行钱”这一历史进程。
海贝（俗称“贝子”）是一种自然界产物，我国历史上商、周两代都曾将它作为货币使用。至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相继变革币制，这种自然货币逐渐被刀、布、贝、圜钱等金属铸币所代替。在云南，用贝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末年。公元前三世纪，作为楚庄王之苗裔，庄蹻在滇地称王，建立滇国，此时海贝已经作为中介物进入交换市场。秦统一中国后，统一币制，外圆内方半两钱大行天下。秦始皇派常頞修建五尺道至云南曲靖，但云南并未推行秦朝历法、度量衡、货币等，仍然使用天然贝币，此后延续了近2000年时间。直至“崇祯四手”钱的出现，成为一个鲜明的时代烙印，对后世研究中国古代货币体系及云南明末社会经济变迁和政策推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云南海贝货币在历朝文献资料中屡见不鲜。最早《新唐书·南诏传》载：“以缯帛及贝交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觅。”宋代政和《证类本草·海药》记载：“贝子，云南极多，用为钱货交易。”元代大德时云南乌撒乌蒙宣慰副使李京在《云南略志·诸夷风俗》中说：“云南交易用棋子，俗称作 ‘贝巴’。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明代万历末年云南参政谢肇淛在《滇略·俗略》中记载：“海内贸易皆用银钱，而滇中独用贝。贝又用小者，产于闽广。近则老挝等海中不远数千里而捆致之，俗名日‘贝巴’。其用以一枚为一庄，四庄为一手，四手为一缗，亦谓之苗。五缗为一卉，卉即索也。一索仅值银六厘耳。而市小物可得数十种，故其民便之。”
元明时期云南贝币流通可谓盛极，民间交易借贷、官府征收租赋商税、官吏俸给、土司纳贡等都使用海贝。《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三年正月丁亥，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巴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并从之。”“至元十九年九月己巳，定云南赋税，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二十索。”《续文献通考·钱币考》载：“正统二年十月户部奏：云南官俸除折钞外，宜给海贝等物，今南京库海‘贝巴’数多，若本司缺支，宣令具奏关领”。正统十四年户部奏明：“云南俸米兼收海‘贝巴’，旧时每石折海‘贝巴’七十索，今米贵，宜增三十索。”“成化十七年十二月，云南户口商税课以泛钞，请折收海‘贝巴’。户部定拟：十分为率，七分海‘贝巴’。”
到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时期，贝币开始进入衰落阶段。康熙《云南通志》记载：“市中贸易，昔多用贝，俗称‘贝巴’子。至明启、祯间，贵银钱，‘贝巴’遂滞不行。本朝钱法疏通，民称便宜，久不用贝。”雍正《云南通志·风俗》记载：“昔多用贝，俗名日‘贝八’子…… 天启以后银贵‘贝巴’贱，遂滞不行。”倪蜕《滇云历年传》记载：“永历元年大西军进入云南后，初铸“大顺通宝”，二年，于云南省城及下关设炉十八座炼铜，“铸兴朝钱，禁民用贝”。可见，云南海贝在明末清初已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至于云南“废贝行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
作为西南边疆地区，云南历史上长期受羁縻之治，政策有异于中原内地。明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政区上实行内外分野，“外夷”同“直隶”划分管理，作为辖区分散、少数民族聚集施行土司之制的云南，社会经济水平低下，商品经济发展滞后，在日常交换中，贝币足够发挥其等价物作用。平民百姓与土豪士绅都不愿改变延续千年的海贝使用习惯，从而抵制使用制钱。《滇云历年传》载：“嘉靖三十四年，云南始铸钱。扣盐课二万为本，铸钱三万余千，解户部。至万历四年，以巡按御使郭廷标言，开局鼓铸，而民间用‘贝巴’如故，钱竟不行，遂以铸成之钱充贵州兵饷，停罢铸局，时万历八年也”。政府下令铸造的制钱在市场上不能通行，嘉靖和万历两帝欲以一道诏令“命云南造制钱，发民间贸易”，结果只是一纸空文。
万历年间，云南巡抚周嘉谟认识到西南边政是“全滇藩篱”、“中国藩篱”，认为“宣慰之官，岂容虚位”，故以“国朝编制宣慰、宣抚、长官、安抚等司，正其疆界，明其爵级”，加强中央集权的管理。与此同时，大量汉人入滇，带来了诸多新兴事物，促使滇地劳动力增长，经济作物繁荣，商品经济发展，云南开始加快与内地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作为云南地区两大产业的农业，通过汉人将内地种植的各种作物引入云南，原以山区采集和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农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经济作物中棉花、蚕桑、甘蔗等广泛种植，林业资源开发亦有了空前发展。手工业上，包括纺织业、食品加工业、制盐业等在内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伴随着生产加大、产品丰富而来的是市场繁荣与经济增长。云南方志记载：明代中晚期，云南出现了许多商品交换的市镇。在昆明、大理等大城镇里“百货汇聚，人烟辏集”，贸易频繁。一些较小的府、州、县治所，有定期集市，本地和外地商人运来各种商品，贸易活跃。
随着商品种类增多，商品交换的规模和范围扩大，商品的交换价值也相应提高。而货币形态的演变，是以一种高级形态的货币取代一种低级形态的货币。以金属铸币的铜钱取代微贱的海贝货币合情合理。
（二）政府强力推行提高银价，压低贝币价值。
明中叶后，内地“大明宝钞”壅滞不行，白银使用普遍。这时，云南与内地的联系虽然密切，社会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但就全省而言，生产力水平、商品数量、市场贸易规模等等（除矿冶业外），与内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白银在内地“朝野皆用”，但在云南只是用来折纳租税或发放官俸，流通有限。政府要加大云南与内地经济的互通往来，规范财政收支，因此需要推动白银在经济中的地位提升。
明朝后期，政府持续提高银价，压低贝币价值，海贝与白银兑换比值不断下降。云南方志记载：至元十九年，大理地区一两银子值贝三十三索，明初值贝一百索，嘉靖十九年值贝五十索，万历末年值贝一百六十六索，天启年间至二百二十四索。明末值贝三、五百索，永历元年值贝七百索。不到30年比值下降4倍多，海贝贬值速度可见一斑。
在白银还不能大量引入市场流通的情况下，铜钱作为介于海贝与白银间的一种小额单位货币，更适合云南市场的交换需要。对于经营铜、锡、铅等矿业生产的矿头（“硐头”），贩运转卖金属产品的商人，以及广大手工业生产者来讲，铜钱都是更适合的等价中介物，满足了他们日常小额的交易与供给需求，因此特别受欢迎。
（三）矿冶业、铸造业在云南的日益发展成熟。
云南铜矿的采冶由来已久。明中叶以后，官营铜矿日趋没落，而国家对铜的需求量又与日俱增，明政府只能放宽禁令，允许民间采铜。
嘉靖、万历年间，政府为了廉价买铜，“屡开云南诸处铜场”。长期以来被封闭的铜矿由私人纷纷开采起来，万历末年经常生产的就有近20处。当时矿山虽属国家，但产品仅四分之一归官府矿课，四分之一归生产工人，四分之二归硐头（矿头）。明末，民营铜砂场产铜更是日渐增多，如《滇志》记载：“铜以供天下。”丰富的铜产品经商人销售于省内外。王士性《黔志》记载：“镇远（属贵州），滇货所出，水陆之会。滇产如铜、锡，斤止值钱30文，外省乃二、三倍其值者。由滇云至镇远，共二十余站，皆肩挑与马赢之负也。”这种高利润买卖吸引了众多商人，雇佣力夫，肩挑马驮，沿着滇黔大道将云南的铜、锡运往贵州的镇远，再装船运到湖南等地销售，牟取高利。云南的铜、锡、铅等产品还经由贵州的思南和重庆的涪陵，顺长江而下运往荆州、常德等地出售，思南和涪陵“商贩铜、铅毕集”，成了两大集散地。
政府为了造钱，也向民营铜矿场买铜。嘉靖六年（1527年），政府为造嘉靖制钱，除征收“十取其三”的铜课外，另外十分之七的铜“仍予值以市”。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至四十四年（1565年），云南开局铸钱，政府用盐课银2万两收购铜、锡，额派造钱3301万2000文。万历四年（1576年）至八年（1580年），政府在云南重开造钱，“于州县收买黄铜鼓铸”，一时“铜价腾跃”。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云南复开鼓铸。天启六年（1626年），巡抚闵洪学为首的官吏凑集六千两白银购买铜、锡原料，造钱600万文。其在《条答钱法疏》中称：“滇中铸钱，不患无子（原料），而患无母（经费）。不患无铜，而患无匠。”此次制钱发放与民，成效胜过以往。
相较加速贬值且细碎、微贱的海贝而言，制式统一交换价值更高的铜钱，一经大量投放市场，自然而然取代了海贝的货币地位，促使其加速消亡。谢肇淛在《滇略》中也提出过贝币缺点：“海贝其数多，既不胜荷挈，而又易于破坏，缘其值甚轻，故亦不惜。”
明朝末年云南的“废贝行钱”已成大势所趋。在这关键的历史节点，“崇祯四手”钱适时的登上历史舞台，助推了历史进程。
关于钱贝关系，我们首先要确定“崇祯四手”钱为云南制钱，进而再考证“崇祯四手”钱产生的原因与性质。
“四手”就钱文不难解释为折贝或记值，即“崇祯背四手”的一文制钱相当于16枚海贝。仅此判断钱币出处还不够，我们要依据钱币材质、文字、形制、工艺风格等诸多特征，即铸钱局地方特点进行客观分析，并结合发现实物的常规地理区域，做出综合判定。
目前可以确定为云南制钱的有天启背云，故以存世量大，最为常见的天启背云，结合云南地区经常发现相同风格的天启单点通云版光背与崇祯单点通云版光背进行比较（如图1、图2），无论从材质、文字，还是铸造风格，都为一脉相传，这类版式与京师北直中央制钱也不尽相似（如图3），属于依中央京版演化而得，故将这类制钱归为云南直隶省府的主要铸钱。根据抽样分析（如图4），云版崇祯钱为一钱重即3.7-3.8克左右的小平一文钱制式。而“崇祯四手”钱，虽直径规格较大，但材质、文字、形制、工艺风格等特征，均与云版崇祯小平钱相符（如图5、图6），属于一个体系，即云南直隶省府所辖铸钱局所出。
图1、图2
图3
图4
图5、图6
“崇祯四手”钱存世极罕，迄今为止，公开已知的实物仅有5枚，其中1枚母钱，4枚子钱均属样钱（详见后文），且都为传世熟旧之品。其中版式可分两种，一种叫降手版（如图7），钱径约28mm，重约3.3克（流通磨损较重），现藏上海博物馆，也是旧谱资料原物（旧时曾被误读为“旧平”）；另一种叫昂手版，目前总共发现4枚，笔者收藏有1枚母钱与1枚子钱，即本文的母子一对（如图8、图9），母钱直径28.5-28.8mm，重5.08克，子钱直径27.4-27.6mm，重4.33克。另外2枚子钱分别由国内藏家与海外藏家收藏，直径均在27.5mm左右（如图10）。值得一提的是母钱为近年云南宜良地区发现，即旧时云南省府辖地，此钱与3枚同版子钱有明显的同模印记特征，几枚钱之间有着直接关联。母钱砂型细腻、工艺精湛，应属雕母直接翻铸的一级铸母即原母，雕母为软材（如铅锡类）可能性大。这枚母钱极有可能就是铸造这3枚子钱批次的直接母钱，出在云南当地，再度佐证了云南铸钱，意义重大。
图7（上海博物馆藏)
图8、图9
图10（图片引自网络）
关于崇祯制钱的铸造背景。天启岁末崇祯元初，崇祯新钱开铸，设定制钱标准一文重一钱三分，后改为一钱二分五厘，即4.6克左右，抽样实测相符（如图11），这是京师北直地区即中央制钱标准。《续文献通考·钱币考五》记载：天启七年十二月:“户工二部进崇祯新钱式，帝令每钱一文重一钱三分，务令宝色精采，不必刊户工字样。”侯恂《鼓铸事宜》记载：“崇祯元年从钱法侍郎孙君相识，每文改为重一钱二分五厘，体质坚厚，磨镕莫拖，人情便之。”
图11
崇祯三年（1630年），除京师北直地区保持一钱二分五厘制式之外，其余地区多为一钱制，南钱（包括南直、湖广部分等地）则为八分。《明史·食货五》记载：“崇祯三年，御史饶京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于无息，旋开璇罢…… 遣官各省铸钱，采铜于产铜之地，置官吏驻兵，仿银矿法，十取其三。铜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帝从之…… 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荆州上接黔、蜀，下联江、广，商贩铜铅毕集，一年可以四铸。四铸之息，两倍于南，三倍于北。’因陈便宜四事，即命大受专督之。遂定钱式，每文重一钱，每千直银一两。南都钱轻薄，屡旨严饬，乃定每文重八分。”
云南崇祯制钱相较其它地区，不考虑铸造工艺的个体差异，品种与版式相对单一，且鲜有恶钱。作为主要铜产地，天启五年（1625年）开始在云南推行的第三次行铸钱事，至崇祯朝几乎未有中断。毕自严《度支奏议》中多次提及云南省铸钱，省府未停，四年又开新局，所出钱息充做新饷。由此可知，云南地区的崇祯制钱水准是相对稳定的。
明末银钱比价关系也是分析的重点。《明史·食货五》记载：“崇祯元年…… 其所铸钱，皆以五十五文当银一钱，计息取盈，工匠之赔补，行使之折阅，不堪命矣…… ”政府规定的银钱折兑，民间实际交易时往往有所差异，比如崇祯初年政府规定五十五文当银一钱，民间交易常以六十五文至七十文折算。到了后期，由于私滥混杂，社会动荡，物价上扬等原因，铜钱贬值严重。有史料载：崇祯十一年（1639年），一两银子可兑换京钱八百文左右，而河南、山东有降到一千五六百文的，基本是混杂了私钱。而到明末，京钱百文值银五分，外省钱（也叫皮钱）百文值银四分，百姓甚至拒绝使用崇祯钱。《续文献通考·钱币考五》记载：“至十六年癸未，竟卖至二千矣，夏秋间二千几百矣。”南直地区更是离谱，崇祯十三年（1641年），苏州净钱，一千文值银五钱多。通行之钱，一千文值银四钱五六。更有所谓煞儿、大眼贼、短命官等，一两白银可换到五六千文。明末私钱名目繁多，天启时有宽边、大版、金灯，崇祯初有胖头、歪脖、尖脚等，私铸盗铸猖獗，充斥制钱，直接导致市场上铜钱的加剧贬值。根据现有实物，可以发现很多明末劣质小钱，特别是南直、湖广、四川等地的版式，质地滥恶，极其轻薄，有甚者仅零点几克一枚。但私劣情况在云南制钱中鲜有发现。
有了制钱标准，银钱、银贝比价关系，结合“废贝行钱”原因，可以得出以下分析与结论。
以一钱制一文铜钱为例，崇祯初时，一钱银子最多折兑铜钱百文，而天启年间一两银子可折兑海贝二百二十四索，即17920枚（理论上崇祯时期要更多），由此换算，崇祯年间一文铜钱至少可折兑18枚以上数量的海贝。若以一钱三分或一钱二分五厘的京钱标准计算，五十五文-七十文折银一钱，则可折兑的海贝数量更多。所以比一钱制标准更高的“崇祯四手”钱，其实际价值已高出背文“四手”的海贝价值，即理论上“崇祯四手”钱是不合时宜的。对当时百姓而言，用海贝兑换“崇祯四手”钱属于“超值买卖”，而对政府却是“折本生意”。为何此钱却出现了？虽缺乏直接的史料解答，我们仍可通过现有的资料进行分析，这绝对有可能是地方政府为推动废贝改革，鼓励民间以贝换钱的激励措施。
关于天启六年（1626年）铸钱，《滇志》有载：“成钱七十余万文，业于七月初十日行之省城矣。钱之将行，市间尚喷喷偶语，臣等酌行钱便益，条为十一款，刊布简明告示，又编为歌谣，诱导愚俗。七月之朝，则集省城官吏、师生、乡约、木铎人等而申告之日：钱非他，乃‘天启通宝’也。滇虽荒服，同廪正朔，宁敢独处化外!众皆唯唯…… 半月来，持银换钱者肩摩于局之门，憾无多钱以应之耳。盖滇之有钱，自今天启六年始矣。”文中讲到银钱兑换，而有明以来，云南城市或市镇上一直存在着银贝兑换的情况，包括相关的“巴行”，可理解为我们常说的钱庄，既然有银贝兑换、银钱兑换，钱贝兑换也是顺理成章的。
政府之所以推出这种于己不利的“崇祯四手”钱，有一种合理解释，就是当成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用来激励百姓以贝换钱的惠民政策。明末，海贝虽然贬值严重，但云南地域广袤，边地百姓对于朝廷政策缺乏认知与敏锐度，尤其是相对闭塞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要改变“用贝”这种延续千年的旧习，亟需“利益”作为诱因，“崇祯四手”钱恰好充当了这一诱因。政府以这种“惠民”政策诏告民众，用超值的铜钱，激励百姓换出手中贬值的海贝，政策推行也就更容易实现。
至于“崇祯四手”钱的性质，笔者认为它只是一种样钱。为何这么说？因为明末海贝加速贬值，对于钱文刊有海贝等价定义的铜钱，其价值等同于海贝，显而易见会随海贝的贬值同样贬值。还未发行就已注定贬值的货币，无论对政府还是百姓都不会接受，也不可行。既然政府发行制钱目的是替换海贝，要“废贝行钱”，再把跟海贝一样的铜钱发给百姓缺乏实际意义。政府推行制钱，百姓只需要铜钱。因此“崇祯四手”钱只是一个范本展示，其意义在于通告百姓用16枚海贝即可兑换1枚铜钱，而真正参与兑换的则是与“崇祯四手”钱相似，即常规的云南版崇祯小平制钱。“崇祯四手”钱，可以想象仅出现于政府设立或指定的兑换机构，例如“巴行”，作为诏告或公示用的样本，亦即样钱，且限于机构使用，并不参与实际流通。这即能解释“四手”钱铸量有限，存世稀罕的客观事实，同样也解答了未在大批云南流通钱中发现，而只个别流转传世的疑问。
“崇祯四手”钱，见证了明末云南“废贝行钱”的历史进程，以实物资料补充了史料失载与缺佚，不愧为云南货币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
（全篇完）
注：文中所用图片除有备注说明外，均为笔者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