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认为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也提出恢复中国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他认为中国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万不能将旧文化中的精华——例如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后来蒋介石口中之“八德”)等旧道德视为糟粕一并放弃,必须予以保存且发扬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复,因为这些正是中国比外国优越之处。
为使新生活运动落实到实处,设立许多规矩,如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亦有针对民众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蒋氏强调“新生活”须遵循“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三大原则,也是为抗战作准备。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作其政治事业来看待,试图使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要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