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 货币史学家 钱币学家 彭信威教授 印章

印面，长宽，约2.5厘米。高约4.1厘米。彭信威人像照片不在销售范围。 
已故著名货币史学家、钱币学家彭信威教授（1907－1967）的鸿篇巨制《中国货币史》第一版于1954年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整整50年。作为彭信威的敬慕者和彭著的读者，笔者草成此文，以示纪念。 

一 

随着辛亥革命废除帝制，方孔铜钱结束了它的流通历史。民国初期，生活于江西省安福县西乡农家的彭信威正是不懂世事的年龄，父母和祖父母讲述的一个个关于铜钱的故事使他对铜钱产生了强烈兴趣，开始收集铜钱。童年时代萌发的兴趣和集钱活动最终使彭信威建立了一座中国货币史研究的里程碑。 

走出江西农村后，彭信威先后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和英国伦敦大学。归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担任《和平日报》记者，并以记者身份出席了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他还出任过香港中国银行襄理之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社科院任教授之职。对中国货币文化的热爱与痴情，使他节衣缩食，几乎把全部收入用于收集钱币实物，以从事中国货币史的研究。尽管如此，他所买到的钱币实物也不是很多。因此，有学者说，彭信威研究货币，但不收藏货币。实际情况是，他虽然想尽量多收集一些钱币实物以供研究之用，但无财力像大收藏家那样去收藏大量货币。由于他的人品有口皆碑，他成了上海大收藏家罗伯昭等人的挚友，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研究中国货币史的诸多方便条件。 

彭信威曾发誓：《中国货币史》一天不出版，就一天不结婚。1954年，《中国货币史》终于在上海付梓问世。但是，在彭信威看来，他的中国货币史专著的出版绝非工作的结束，而是这项研究工作的新起点。所以，第一版问世后，他又用10年时间不断补充校正他的专著。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货币史》的第二版（修订补充版），1965年出版了第三版（第二次修订补充版）。《中国货币史》第三版出版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第三版精装本的封面是黑色的，这部巨著被打成“大毒草”，彭信威也因此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于1967年永远告别了他所热爱的中国货币史学术研究事业。 

关于这位为中国货币史和中国钱币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工作的学者的生平资料，目前能够找到的非常之少。难怪彭著《中国货币史》英译本的译者卡普兰（Edward H. Kaplan）说：除了作者在前言中自述的情况之外，译者对作者本人及其著述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二 

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第三版于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但不久即脱销。现在，在网上检索这部巨著时，我们经常能够见到一些求购此书的启事。一位前辈学者告诉笔者，前些年有位浙江的钱币学和货币史学者在北京一次就买了一个包装（12本）的《中国货币史》1988年重印本，作为礼物分送给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因为，在一些研究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者看来，彭著是这个领域的权威著作。现在，学术论著的被引次数问题在一些论文中常被提及。笔者读书不多，但在中国货币史、钱币学、考古学、中国经济史、中国通史等领域的文献（包括中文和英文的专著和论文）中常常见到文献作者援引彭著货币史的情况。正是这一情况促使笔者阅读了彭著《中国货币史》。 

这里应该特别提及的是，十年前美国即出版了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的英文译本(A Monetary History of China)。西华盛顿大学的资深汉学家卡普兰先生（Edward H. Kaplan）在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资助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完成了这一中国现代学术名著的英译工作，英译本于1994年由西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刊行。英文译本出版后，一些美国的学术期刊和学会出版物（如Journal of East Asian Numismatics， 
Oriental Numismatic Society Newsletter等）相继对之做了评价和介绍。他们说，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是这一领域的任何语言版本的著作中唯一的最重要的作品。亦即，彭著是中国货币史研究领域中的权威著作。彭著的英译本普遍入藏于英美和欧洲非英语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英译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很快即脱销，目前销售的是1998年的重印本）。 

卡普兰先生热情地把近百万言的彭著介绍给西方学术界，对此，我们深表敬意。但是，在纪念彭著出版50周年的时候，笔者应该指出卡普兰的英译本中出现了大量的令人遗憾的误译问题（笔者已在《传统文化的悲哀—中国传统文化西译的个案调查》一文中约略提及英译本的误译问题，此文发布于学术批评网史学评论专栏）。 

在英译本出版的1994年，为了纪念《中国货币史》出版40周年，彰显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学领域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上海造币厂铸造发行了一枚铜质纪念章。纪念章的正面镌刻着彭信威的正面浮雕像和环形铭文“货币史学家钱币学家彭信威教授，1907－1967”，背面镌刻的是他的巨著《中国货币史》图案和他的名言“中国货币文化的光芒照耀了周围世界”。今天，我们可以说：彭信威史著的光芒照耀了世界中国货币史学界。 

三 

在学风浮躁、学术垃圾充斥出版领域的今天，彭信威应该成为学者的一面镜子。笔者认为，彭信威在为人为学方面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人们思考。 

第一，彭信威极端热爱自己的学术事业，对研究对象怀有极其强烈的兴趣，从未把学术研究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有学者文称，有时他为一顿早餐发愁，有时却不惜花二两半黄金买下一枚稀有钱币，供研究之用。这与当今的某些学者用科研基金炮制学术垃圾或巧立名目变相私分科研经费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对于这一类学者而言，彭信威是一面镜子。 

第二，彭信威对自己的作品反复加工，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从童年收集钱币实物到完成第三版的修订补充工作，彭信威耗去了50年的心血。这对于今天那些一年写几十篇所谓“论文”或一年写一本甚至几本所谓“专著”的学者，是一个极好的教训。从彭信威著作在国家图书馆的入藏情况看，彭信威的著作只有三种：《中国货币史》（一、二、三版），《封建中国的高利贷》（1957年出版，实为论文，因其篇幅总计只有17页），《银行学》（ 1944年出版，彭信威与薛嘉万共同编著）。此外，国图还藏有彭信威于1933年所编辑的期刊《读书中学》。这就是国图所收藏的彭信威的全部著述。作为一个读者，笔者乐于阅读彭著《中国货币史》这种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以从中获取理论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营养，而决不去阅读那种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就此而言，应该提倡“一本书主义”—一位学者以其一生之力为学术殿堂提供一份传世精品。 

第三，彭信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和科学研究成果。例如，彭信威在其货币史巨著中曾对源远流长的中国钱币学说的历史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首次提出了“中国钱币学”这一概念（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近20年中，这一学科已初步形成自身的理论框架，并被《辞海》1999年修订版的修订者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纳入所增设的词条之中），但是，他并不认为他的中国钱币学说史的研究工作有何了不起。他在书中曾说到，应该对中国钱币学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由别人写出一部中国钱币学史著作。这种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精神，对于今天那些动辄声称自己的研究结果国内领先或国际领先的学者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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