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一朝对中华礼仪风俗、文化思想的破坏极大！后果贻害至今。应该对中华文化和思想进行正本清源工作，否则将会阻碍国家的现代化和进步。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民族自信，整个民族就绝不可能有原创力，只有对西方的一切进行模仿和仿制力，你只有跟屁虫的份。因为盗版永远无法超越原版！
我们要复兴被满清扭曲的中华文明还是复兴中华文明的本来面貌？
我想中国历朝历代，历个皇帝，没有说不能批评得，只是满清确实批评不动。尤其是汉人批不得，一批有人就大叫大嚷，就要扣帽子，我脑袋小，戴不住那么大得帽子。什么民族分裂了，大汉族，大汉族沙文了。我感觉可以去跳海了。为什么这个王朝这么敏感，为什么这个王朝在某些人眼里说不得？是好到说不得吗？如果他是中国的一个朝代，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批评？！
有人说唐太宗有鲜卑血统，当然这是污蔑。我们退一万步，即便他就是鲜卑人，整个唐室都是鲜卑人。我也不排斥他。为什么？因为他坚持了汉文明的正统！他没有要求中国全部留鲜卑发型，没有把天坛，故宫（对应大明宫）上的牌子都加上鲜卑语，没有立鲜卑八旗制度。没有禁止国民迁徙，没有禁止国民习武，没有禁止国民各族通婚！没有禁止国民做学问，这样的皇室，和是什么民族的人来做皇帝，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如康熙虽然有汉人血统，但代表的是满人的统治利益，他处处防汉制汉，愚化中国，大搞文字狱、沿海迁界30-50里一下把中国从沿海国家变成内陆国，彻底的闭关锁国。）
多而滚在外观上改掉了各民族的形象（朝鲜除外），这是形变，第一步。接下来更彻底的是要从骨子立改变你，这是神变，第二步，这个工作，主要由康熙和乾隆两个满君完成的。编纂四库，从头到尾把中国文化典籍，修改了一遍，一本不露，中华文明的原貌，历经这二位的手一捋，就变了样子了。满洲人从奴隶社会走出来，整个中国也就成了奴隶的大家庭。千年来。皇帝称呼大臣都是，卿，君，诸君，众卿等等，大臣对皇帝自称 ‘臣’。到了满清，皇帝对大臣直呼 姓名，大臣对皇帝自称 ‘奴才’。还要跪答，汉官见了满洲亲王贵族都要下跪，连张庭玉这样的三朝老臣也免不了。对皇帝三跪九叩的陋习就是从清朝开始。大臣提到皇帝的时候，还要一拱手等等。华夏的礼仪，就全部破坏掉了。后来：
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之后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这是看来很正确的。
完成这个工作以后，华夏的精华几乎丧失掉了，满清政府用朱程理学，发展出及至的伦理压迫。秦汉，唐宋以来的文明，大气与民主的萌芽，明后期的科学萌芽，就尽数被打断了。若不是汉文化的亚文化圈国家，诸如日本，韩国，还保留了一些，经典古籍。今天要恢复华夏文明，估计就跟难了。《天工开物》这样的理工书籍，四库也是要毁的。后来在日本发现全汉文版，才得知是中国的书。
下面谈一点服饰。
服饰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汉服可以追溯的历史最近的也要到黄帝，几乎可以说是历史最古老的服饰文化，战国式样，唐式，宋式，等等，丰富多彩，是亚洲各国竞相模仿的典范。汉服也的确很美，仙女飞天中的女子，如果换上旗装恐怕也失去美感了。可是中国人今日便穿着旗装。对比自己的神话传说，也可见汉文明的错位，与正统的本末倒置。汉服并不一定就是汉族的服装的意思，是中国各族的服装，就像汉语，汉字一样，最起码是官方服装，各民族的官员在朝廷上都是要穿的。大家也都喜于去穿。没有用屠刀逼迫你穿汉服的事情。和满装的强行流行，就大不同了。满人禁汉服，有个说法：生从死不从 俗从僧不从男从女不从，等等。把汉服变成了戏服，丧服，僧服。到今服复兴之时，竟有骂之丧服的。实在不可饶恕，期间韵味，引人深思........
就这样，形毁了，神毁了。华夏文明，上下错位。民族的精神毁了。
乱七八糟说了一大通。还要强调，满遗和满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像zang du和藏族，台独和台湾人一样。是要绝对区别来看的。就像骂某人是汉*，并不是要侮辱汉族一样。骂某人是满遗，也不是要跟今天的满族过不去。只是满遗们特别喜欢拿民族情节来事，肇事说有人侮辱满族，则是手段罢了。
至于象狼图腾作者那样的汉*，就更不用提有多么卑鄙无耻了。
今天我们要弘扬文化传统，政府的提法更酷叫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我绝对拥护，只是我们要复兴被满清扭曲的中华文明还是复兴中华文明的本来面貌？恢复大气，从容的汉唐盛世，还是满清的小碎花布？中国服饰是满服还是汉服？ 中国音乐的代表是汉唐宫廷乐还是二人转和秧歌？哪个才是真正的中国？日本和中国，那个更接近文化上的中国？中国在文化上是脱离亚洲了，还是亚洲脱离中国了？大家今天所批评的死去活来的中国文化，是不是真的中国文化，还是后满清时代的中国文化？
中国之文艺复兴，实在是因故一直拖到今天罢了，事实上，没有特殊事件的话，会早的多，陈寅恪终身不能见一丝曙光，倘使活在我辈，当不负了。然虽身处暗室却未有丧失一丝斗志。临死仍抱定汉文化有再兴一天之决心，所缺只是契机。自清廷退位，民国初建，接下来就是军阀混战和日本的入侵，险将再次亡国。所幸国共能携手，盖不至于象南明时的混乱不堪，不能一致抗敌。中共建国以来，意识形态主导一切，汉文化再次丧失复兴的机会，朴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放带动对传统的回顾。然时隔100年的后54时代，再加上300年的清字号文化，华夏文明这一亚洲唯一之文明之复兴所面临的唯一阻力，竟来自自身，自身对汉文明的误解和不解。对自己的过去尚不能正确评价不能继承的民族，何以面向未来。
初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一切向钱看，只是若要在往前，在往上，文化的底蕴要求就会越凸现，欧洲和亚洲发达国家已经给出来明列了。广州市市长林树森曾言，城市的竞争是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竞争，国家之间又何尝不是？菲律宾与日本发展的差距，也是文化的差距。今天的秧歌，大花短露腿旗装的中国是不是曾经的中国，如果中国人不能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何以叫中国人？如果今天的中国还是中国，为何和自身亚文化的日本，韩国差异这么大？
莫把清字号的中国叫的太响了，实际上是自绝于亚洲，在回顾传统的时候，一定要上越400年。莫把‘唐装’ 当中华！
【中国其实类似于被土耳其统治过的希腊（已失希腊“魂”，徒有古希腊遗迹），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当时的意义是为了号召民族革命，推翻满清的愚昧统治，这话在今天应该有新的含义，毕竟当初的鞑虏（满族）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一部分，因此今天应是“文化的上的驱逐鞑虏，正本清源，恢复没有被扭曲的真正的中华文明”，推翻满清的愚昧统治容易，而革除满清近270年的奴化、愚化统治中国所造成的精神与文化思想上的恶劣影响则很难，可能需要100多年的时间（清朝被推翻到目前才98年），比如部分中国人依旧充满严重的奴性，统治者的专制性，因为晚清的悲剧造成的文明自虐倾向、自卑情结、洋奴情结等等这些现象依旧很普遍，短时间难以根除。】
附-： 满清统治中国的267年
因为明朝被满清过于贬低，以至于在教科书和电视上，明朝几乎成了腐败和无能的代名词，实在令人愤懑难平。研读了诸多资料后发现，大明实在值得大书特书，满清才真的是腐败和无能，因为满清贵族的狭隘给整个华夏文明带来的耻辱已经到了登峰造极、无出其右的地步。
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是“衣饰华美，风度翩翩，富于文明和教养”，“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羞辱。”
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自从满洲鞑靼征服（中国）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我们在北京的大街上行走时，竟然有个男人就在我们的面前蹲下来解大便”。〔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这就是西方史书中记载的所谓“康乾盛世”。满清对明朝的征服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宣告了中华文化的再次中断。
一个国家保证其繁荣的盾牌是军事，是能够让它蓬勃发展的基础。能够体现宽松政治环境的则是文化，文化的发展才能使思想和科技得以进步。
明朝思想界之开放活跃，眼界之宏大，简直令人咋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壮观景象，竟然在数千年后的中国大地上，在明朝统治下重新出现。明朝思想家远远走在了同期西方思想家的前面，说是百家争鸣半点不夸张。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末大思想家的出现，实在不是无本之木，甚至可以说，这三个人只不过是明朝思想界在满清杀戮（根据满清公布的清初人口数目和大明末期的人口数目来计算，死亡人数在6000万-8000万）之后侥幸存留下来的只鳞片爪。
在数学上，明朝的中国数学家先于牛顿发明了导数的数学工具，而这个数学典籍的意义直到最近才重新被认识到。在工业上，煤矿开采技术也领先于世界，象煤矿瓦斯排除技术都是从中国传入西方，还有锌的发现，锌铜合金的冶炼，都是当时中国的独有技术。在科学发展上，在明末，一下子涌现出一大批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家，研究领域也开始细化，出现了瘟疫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等。产生出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如：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明末的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因为1644年满清的入侵终止了明朝的科技发展，中国完全可以沿着：科技发展→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一路发展下去。
再看满清，在明末就已经装备了****的神机营，在满清时竟然遭到裁撤，而相比满清在面对八国联军的时候还在用大刀长矛，明朝的武器不知道先进了多少倍。屡次和西方的交战，明朝都是大获全胜，正是这些胜利制止了西方对中国长达300余年的觊觎。对裁撤神机营，满清官方说他们本是游牧民族，不能忘记骑马弓射的老本行，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老酋长努尔哈赤是被大明督师袁崇焕将军用火炮轰死的缘故。
到了满清末年，可笑的满清贵族，竟然要从英格兰进口开花***，认为中国造不出来这样的先进武器，殊不知，被他们接管的明代军火库里面还封存着一批明朝的开花***，而这些明朝的***，不论从质量、射程还是杀伤力上，都要高于英国的***。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欧洲人在城内找到了这座明代军火库，发现里面封存的燧****竟然比他们正在使用的火绳枪更先进，中国人早在250多年前的明代就已经解决了火绳枪雨天不能击发的问题。
而在辫子戏里面最常听到的“红衣大炮”，也就是袁崇焕炸死努尔哈赤的火炮，只可惜放了200多年，满人愣是没发现大炮里面的膛线（来复线），后来仿制的大炮射程越来越短，总以为是***不够大，结果就拼命加大炮管，最后铸出了九万斤的大炮，而射程居然连明崇祯年间的火炮射程一半都达不到。而这200多年里，满人就愣是没有一个人肯从炮口往里面看一下，不过看了也没用，因为满人根本不会铸造内膛线，这样的铸造工艺在明朝之后已经失传了。
满清统治中国的267年，是中华文明耻辱的267年，中国的科技水平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倒退，就在这一进一退之间，中国历代领先欧洲600多年的科学技术就这样葬送在满清贵族手里，而这，也正是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至死也没想明白的《李约瑟之迷》的答案所在。
从广义上说：满清就是耽搁中华民族发展的罪人！由于满清推行“沿海迁禁”、“跑马圈地”、“压制科技”、“压制思想”，以及早中期的农奴制度（如《逃人法》）等一系列政策，最终导致了中华民族远远被西方列强抛在后面！最后竟沦落到被日倭小国欺凌的地步！
知道满清皇帝为什么都喜欢微服私访吗？决不是他们贪恋民间美色而出去猎艳，那是他们对周围一帮汉人臣子不放心，必须自己亲自下去“体察民情（心）”，一个强盗睡在别家的床上能安心吗.....
附二：
看看下面的照片就可以知道清末人的精神状态---从主子到奴才都已经成了接近死人的极端麻木状态，这就是清朝长达260多年的奴化、愚化统治所带来的恶果。
（对比一下同期照片里的外国人与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附三：
说一下三跪九叩
我们知道,上古的时候,中国人是席地而坐的,坐姿象现在的日韩，坐在自己的腿上。这样无论是君臣,无论席子的好坏,大家大致上是相当的,无所谓谁给谁跪的道理。因为要跪一起跪。
那么要表示区别怎么办呢，下对上，就是席地而坐的时候，头弯下去，这是拜，上对下的话表示认真，则是直起身，即所谓“长跪”。如果不尊敬，就是现在的普通坐法，所谓“长跪”。
到隋唐，渐渐坐在椅子上了。因为唐代比较的君臣一体。所以大家基本上都坐到了椅子上。大臣要表示尊敬，就从椅子上站起来。
但唐朝后期，因为皇帝被太监玩得太厉害，而五代，皇帝地位更低。
再加上，唐到五代，古代贵族阶层消失，平民阶层兴起。这当然不是坏事。但却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出身低微士大夫，常常有些小家子气，不象唐初出身世家大姓的大臣，觉得和皇帝平起平坐很正常。于是宋代，大臣就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站着了。
朱熹就为这点很不高兴，说，废座很不好，因为很多问题不是一句话就完了的，君臣要讨论很久，站着很累（见《朱子语类》）。呵呵，要是朱夫子知道后世的大臣连站的权利都没有，要趴在地上，还要自称奴才，不知会怎么想。
那么宋人的大臣要表示尊敬怎么办呢，基本上是作揖。至于“跪”，那是跪天跪地跪父母，是非常重大的仪式才用的。
后来宋亡，文天祥被解到大都，忽必烈要他跪，他说“南揖北跪”，跪是你们胡人的风俗，我们“南人”是作揖的。
不过宋既然亡了，跪就成了一种常见的东西了。明初连蒙元的人殉都保留了下来，这个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明初并不是三跪九叩，而是四五叩耳。
直到满清入主，才特以加强，除大臣自称奴才（当然，也有自称臣的，但那不过意味他还够不上做奴才的资格）外，也形成了三跪九叩制度。
后来才闹出来英国使者到北京，要求人家三跪九叩的笑话。
想当年，唐朝的长安，外国人口何下十万，外国使者也不知有多少，可有人听过三跪九叩？
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是怎么改出来的？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由清朝的张廷玉等奉命编撰，记载了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到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共277年的明朝历史。
编修过程
[编辑]初修
清朝从1645年始有修明史之议，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一日（癸亥），御史赵继鼎上疏“奏请纂修《明史》，并博选文行鸿儒充总裁、纂修等官。”，五月，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但中途多次停止]，杨椿回忆：“《明史》之初修也，在顺治二年，时……仿《通鉴》体仅成数帙。”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稳定，经济富裕，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康熙诏举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成立明史编纂小组，以徐元文为监修，叶方霭、张玉书为总撰，加上“布衣”万斯同、范锡同等纂修《明史》。鸿儒修史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十九年之前，开馆不久，潘耒即上呈《请广秘府书籍以光文治疏》，请求悉访民间记载、奏议。徐元文上呈《请购明史遗书疏》，请求“征遗献”。朱彝尊上呈《史馆上总裁第一书》，指出“盖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缪”。黄宗羲、朱彝尊、毛奇龄、张烈、陆陇其等人建议放弃设置《道学传》，只立《儒林传》。康熙二十二年左右，明史稿〈本纪〉〈列传〉基本完成，汤斌撰《太祖本纪》，徐嘉炎撰《惠帝本纪》，朱彝尊撰《成祖本纪》，潘耒撰《食货志》，陆菜撰《选举志》，王源撰《兵志》，姜宸英撰《刑法志》，尤侗撰《艺文志》等。康熙二十三年史馆拟定《明史》修纂的纲领性文件《修史条议》六十一条。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八日，万斯同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是年二月冬熊赐履进呈《明史》稿416卷，但“上览之不悦，命交内阁细看”。
[编辑]再修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王鸿绪以原官解任回籍续修《明史》，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王鸿绪命其子图炜赍呈明史列传稿205卷，交明史馆收藏，志、纪、表未具，次年，鸿绪奉旨回京，御纂《诗经》，充省方盛典承修总裁官；又取初稿之志、表和本纪，略作删改，“或笔削乎旧文，或补缀其未备，或就正于明季之老儒，或咨访于当代之博雅”，继续纂修全稿，改旧志《河渠》、《食货》、《艺文》、《地理》，又改《大臣表上》为《宰辅表》，《大臣表》中、下为《七卿表》，删去《功臣》、《戚臣》、《宦幸》表。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十七日，王鸿绪进呈明史稿310卷，体例均备，七月十八日内阁将之交明史馆收藏。不久王鸿绪将明史稿刻为己作，此即《横云山人明史稿》，不具万斯同之名。同年八月十五日，王鸿绪即卒于京邸。张廷玉认为：“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密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
[编辑]三修
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又开馆三修《明史》，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徐元梦、张廷玉、朱轼等为总裁，孙嘉淦、乔世臣、汪由敦、杨椿等二十五人为纂修，第三度重修《明史》，但开馆不久，人员又迁转流失，纂修官“它任四出，留馆者数人而已”，致力其事者仅杨椿、汪由敦、吴麟等人，以致未有一卷史稿进呈。
雍正五年冬，张廷玉命纂修官杨椿、汪由敦协力完成《明史》纂修任务，雍正六年正月，杨椿负责永乐至正德九朝列传，胡宗绪负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十二朝本纪由汪由敦与吴麟负责，至七月，杨椿“九朝列传”已经清誊校毕缴付史馆。郑江撰《明史稿》二十四卷，梅瑴成与修《历志》。
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终于定稿，七月二十五日张廷玉上表呈《明史》殿本全书336卷，张廷玉在《上明史表》中回顾纂修历程说：“聚官私之记载，核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祗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苟是非之不谬，讵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编，用为初稿。”十月八日，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按旧例颁发《明史》，准坊间翻刻，正式刊行。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算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刻成止，则历时九十五年，近乎一个世纪之久。现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原刊本。
[编辑]四修
乾隆四年，武英殿《明史》告竣之际，清高宗下旨仿《资治通鉴纲目》编辑《明纪纲目》，乾隆十一年成书。乾隆四十年（1775年）高宗觉得《明纪纲目》考核不够精当，又诏修明史：“《明史》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如“图”作“兔”之类，既于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驯。……《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可转听其讹谬，现改办《明纪纲目》，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昭传信。”，复命查缴原颁之书，谕协办大学士英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明史本纪》24卷成，被称为“明史本纪新刊本”，世罕知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明史》全书勘定成，并入《四库全书》。
[编辑]布衣万斯同
朱笔批改过的万斯同《明史稿》（《明史》底稿之一）。因政治需要，正史编纂过程中的篡改不可避免
清廷虽下令开馆编修《明史》，但是明史馆一向结构松散，一般官员多为七品官，虽地位清高，但俸禄不多，因此常有开脱出缺的情况发生，编修人员也不一定每天到史馆报到，亦常因其它“外务”而中断，清廷对此并不严加管控，只视为新朝笼络中原士人之举。顺治九年（1652年）傅维鳞曾描述当时“事既简静，偃息多闲”“悲岁月之流迈”“止类编实录”“所纂不过二十余年，止类编实录，不旁采，工无庸多”。
康熙帝亲政后，政局尚未稳定，他曾说：“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三藩之乱平定后，目标又转至河务与漕运，对于《明史》的修撰仍非首要迫切。《明史》初稿大部份成于万斯同之手，所有史官撰写的初稿都送他复审，均无一差错，斯同为《明史》可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修故国之史以报故国，愿成一代之史以报先朝”。钱大昕说：“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万斯同）手。”
清朝经学家杨椿有言：“《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纪、传长于表志，而万历以后各传，又长于中叶以前。袁崇焕、左良玉、李自成传，原稿皆二巨册。删述融汰，结构宠肃，远在宋、元诸史上。”
[编辑]版本
殿本和库本，是明史差异最大的两个版本。库本除更改元代译名外，本纪的论赞亦多有修改
四库本是殿本刊行后经过修改的本子。《明史》在乾隆四年刊成后，至乾隆四十年，清高宗因其中有关元时人名、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谕令改订，并就原版扣算字数刊正。四十二年，又因《本纪》中发现其他疏略，不足以资论定．谕令补纂，成《本纪》二十四卷。当时重刊后迄未颁行，外间流传绝少，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故宫博物院始有影印本。当时《志》、《表》、《列传》改定之本．邵懿辰在方略馆见到时，即已不全。
[编辑]体例
《明史》共三百三十六卷，卷一至卷二四为本纪，卷二五至卷九九为志，卷一〇〇至卷一一二为表，卷一一三至卷三三二为列传，规模仅次于《宋史》。
[编辑]本纪
〈本纪〉所占不足全书十分之一，字数所占不及全书二十五分之一，列建文帝，但不列兴宗（建文帝之父朱标）、睿宗（嘉靖帝之父朱祐杬），钱大昕称：“其例有创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实录》附景泰七年事，称郕戾王，而削其庙号，此当时史臣曲笔。今分英宗为前后两纪，而列景帝纪于中，斟酌最为尽善。”
满清入侵中国以后，屠杀扬州、嘉定、江阴、嘉兴、金华、广州等地汉人，以文字狱消除汉人的民族思想，对汉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摧残。满清为遏绝人心思汉，焚毁汉人典籍八千余种，还通过剃发易服毁灭华夏衣冠礼仪。更严重的是焚毁和篡改汉文书籍，其目的是消除汉人轻视夷人和敌视夷人的各种记载和言论。满清对汉文化的压制造成清代考据学和小学非常发达，而实用之学则衰落下去了。另一方面，满清通过《圣谕广训》消除汉人的华夷思想，移孝作忠、君为臣纲。雍正圣谕说：“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又说：“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交子尤重，天下未有不知有亲者，即未有不知有君者。” 以孝治天下的强化，是为了加强异民族君主及王朝的统治。满清还通过学校与科举考试贯彻《圣谕广训》的宣讲，并且要求地方官每月朔望宣读讲说这十六条圣谕，乾隆更严求地方官听讼之余及公出之便，随事随时，用土音谚语，宣传《圣谕广训》对汉人进行强化洗脑。于是，清末梁启超发现中国人成了"旁观" "无血性"的人，“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因此号召改造国民性。
汉文化如何被荼毒的
做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满清是要本能的推行“民族主义”的，与蒙元简单粗野的赤裸裸的“四种人”制度相比，满清推行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义”，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民族主义”，这种满清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近代动荡和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历史后果至今危害着中华民族。
杨州十日，嘉定三屠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满族对汉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破坏却是长远的。从文化角度看，满族的确是蛮族，在努儿哈赤时才创立了满文，但在入关后，满清却最重视利用文化精神武器统治汉民族，达到几千年来对中原文化破坏的顶峰。也达到对汉民族精神文化破坏的顶峰，这首先表现在对汉民族自尊和民族传统的全面绞杀的剃发令。“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侵、入主中原，如虽有“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孔子改制考》）但多被拥有悠久文化积淀的汉民族同化。
元朝也曾试图改变汉民族的服装，结果成为元末汉族大暴动的重要诱因之一. 满清的剃发令，让有着崇高自尊的汉民族改发易装，招致了强烈的反抗，但令人费解的是，满清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仅江阴一县，为反剃发起义，战死，自尽，被清军屠杀就多达17万人。全中国为反剃发而被清军屠杀又有多少人，实难统计，满清的剃发令不仅是对汉民族的极大污辱，更是对汉民族集体自尊和自信力的毁灭性打击。直到太平天国时，号召起义的有力动员辞仍是“复我衣裳”！满清的剃发令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衣裳传统陡然蒙难“唐制衣冠荡然无存”还是其表，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骄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其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
比剃发令更阴毒的精神统治是祭孔，多尔衮刚一入关，就祭拜孔庙，一边杀人一边祭拜孔庙，孔子的地位也达到“集千圣，等百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但这一切都是假的，孔子后人曾请求保留延续3000多年孔家衣冠，“一乃旧制未之或改”，但遭到满清的断然拒绝！满清特别重视利用理学这一太监学说奴役宰制汉民族的精神。理学第一次由在野成为官学，就是在异族入主中原的蒙元之时，做为非凡的政治家，忽必烈有着敏锐的嗅觉，把理学做为官学，极有利于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忽必烈并以“儒教大宗师”的名义号令天下。但忽必烈的后代少有他这样的智慧，蒙元一朝，文治相当差劲，甚至连科举这一收买人心的举措也常常荒废。
满清则承继了蒙元的铁血政策，更比蒙元大大的狡猾，使有清一朝267年“右文之盛，前古罕见”。这右文之胜不仅表现在康熙的《举博学鸿儒诏》，特别的盛举是四库全书，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汉民族英雄史进行空前绝后的荼毒，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的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其实这大家早忘了血史，四库全书还是功不可没的。满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应该说，经过满清267年的精神奴役，满清基本上达到了使汉民族忘记血史，永不会觉得汉民族中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的目的。
在此就不转录那些中国古书与满清删剜套改的对比原文了，只要稍加对比，即足以令人惊骇，总之“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亡的岂只是古书，失去了的岂止是发式，衣冠，这是汉民族精神传承的大断裂和大毁灭。满清虽口唱“满汉一体”又特别特别的推崇理学但都不过是用理学去奴役汉民族的精神，满清统治者自己则清醒的很，决不喝理学这副****。康熙训谕诸子“宜以时娴习骑射”，即不许汉族尚武，但念念不忘训喻诸子尚武，对于个别的经不住诱惑的迷途羔羊，沾染了汉族文人的不良习气的，则大加严惩。乾隆三十一年，皇子永星在一幅题扇诗中落款“镜泉”，被乾隆发现，大动肝火遂杖责并训谕皇子，不可仿效汉人陋习而改变满洲世代淳朴，重骑射的传统，若任其发发展则衣冠尽改（注意衣冠尽改！）国体败坏，并告诫皇子师傅不可助长皇子重文之气。满清对汉族有骨气，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是恨之入骨，象雍正那样不惜把吕留良挫骨扬灰。
到近代，满汉矛盾已经成为阻止中国前进的一个重大阻碍和动荡之根源之一，第一次****战争时，八旗军队就曾和绿营火并，原因不用说就是长期种族压迫所制，太平军召令起义的口号之一即是“兴复久沦之境”，“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夷其九族，是欲绝中国英雄之谋也”（杨秀清《奉天讨胡檄》）
直到孙中山，从早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三民主义，其第一主义乃是民族主义。“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满洲人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见到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陈天华也说：“这种族感情，是从胎里带来的”（《警世钟》），正是这种种族观念，使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辛亥革命首先是民族革命，从军事早看，辛亥革命十分混乱，草率，苍惶，但民族意识，一旦觉醒则如星火燎原。我们大家都在中学课本上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参加起义，虽有建立共和的志愿，但主导的精神力量还是“克复神州，重兴祖国”
这民族压迫，不仅表现在精神思想文化领域。对现实的经济政治，军事更有实际的作用。百日维新，维新诏书象雪片一样传出，但不曾有一纸诏书要改革八旗，其实这八旗已经是彻头彻尾的一群废物，满清对此一清二楚，否则也不会有湘军，淮军了，但八旗和绿营每年耗银达2000万两，约占清廷财政收入的1／4，实在高的吓人，而湘军每年经费只有15万两。本人在《白银舰队》中已算过一笔帐，诸位再算算每年2000万两，几十年下来是十几个亿？可以再建多少个白银舰队，清廷将国库收入的1／4用于百无一用的八旗和满人控制的绿营，仅从经济上讲，就是阻碍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的最大阻力，而日本把每一个铜板都用于舰队建设，这甲午之战焉能不败？败了之后，则“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刚毅说的更明确更透骨“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汉人强，满人亡”！满清267年对汉民族精神文化进行系统的全面绞杀，使我汉民族道统中殂，在近代又防汉甚于防贼（如前述每年2000万两养八旗），在文化和实际利益上都给今天中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深创巨痛。对此，我们要向前看，但也不妨把历史帐算算清楚，以警示那些至今仍被西方的“迷昏汤”所蛊惑的精英们。
